面对死刑时坦然大笑，死后妻子知道他娶她另有目的，说：我不恨他

“1948年9月30日清晨，牢门一开，’兄弟，别紧张，我自己会走。’王孝和回头对年轻士兵轻声说。”那名士兵后来自述，听到这句话时腿都在抖——被押赴刑场的人竟然安慰自己。 彼时的上海还没迎来黎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却亮着刺眼的灯。送往龙华刑场的卡车发动机轰鸣，王孝和戴着镣铐，脸上却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一位摄影记者抢拍到他抬头大笑的画面，这张底片后来被无数报刊转载，成为地下斗争的真实注脚。

要弄明白这笑容从何而来，还得把时间拨回到十年前。1938年，十四岁的王孝和考进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那所学校不算名门，却是沪上进步书籍的“中转站”。学生聚在宿舍楼顶读《新青年》《群众》，也讨论“国家往哪去”。王孝和原本只想学好英文，将来找份体面工作，结果在这里认识了“辅导员”许统权——其实是地下党交通员。许统权一句“年轻人，国家比饭碗更要紧”点燃了他。两年后，他递交入党申请书。

战火下的上海灯红酒绿与贫民窟的腥臭混杂，这座城市最适合隐蔽战线。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急缺电力系统的耳目，王孝和的求职方向被“建议”锁定在上海电力公司。他懂，也服从。靠勤奋和英文优势，他一年就成了技术股的小组长——普通工人眼里的“文化人”。工人夜校、时事讨论会、互助储金社……形式五花八门，核心只有一个：把分散的工人捏成有组织的力量。

家里却有另一桩旧事压着。早在他十一岁时，父母替他与邻村七岁女孩忻玉英订下婚约。“包办”在当时司空见惯，他却一拖再拖，直到1945年底忻家人带着忻玉英进城催亲。第一次见面，两人隔着藤条门帘客套了几句。忻玉英脸颊晒得黝黑，袖口打了好几处补丁，她觉得自己配不上眼前这位“洋行职员”。王孝和却静静观察：对国民党怎么看？忻玉英憨声憨气：“乡下那些兵丁，抢鸡还敲钟，大家叫他们‘光脚’。”一句话把王孝和问住——朴素却直接。

他把这番对话写进密信递交组织。回复很快：“此人朴实，可结亲。”理由简单：乡下女子社会关系单纯，不易暴露身份，也便于掩护。王孝和心里并非没有犹豫，革命理想与个人感情如何权衡？最后还是在《婚姻登记表》上签了字。1946年春，两人在法租界一间寒酸的弄堂屋里成亲。那天没有鞭炮，只有一壶热茶。

婚后，忻玉英经常被丈夫派去“送布票给同事”“帮朋友捎口信”。她不懂暗号，只照本宣科：见到提着扁担叼香烟的男子就递信、见到咳嗽三声的老工人就交包裹。她疑惑：怎么这些人递完东西就走？王孝和总笑：“上海人忙生计，哪有闲聊工夫。”就这样，忻玉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地下交通点。

1947年底，电力工会酝酿大罢工。王孝和靠真本事当上常务理事，国民党特务盯上他。万一——一个油头粉面的便衣——隔三差五登门，“王先生，跟我们合作，月薪可比你现在多十倍。”王孝和没回应，只递杯凉开水。万一再转向忻玉英：“让你男人别折腾，给孩子换间大房子不好吗？”忻玉英摇头：“我家男人说的，我就听。”她依旧不知道丈夫的身份，但她选择无条件信任。

1948年4月21日夜，王孝和在弄堂口被捕。消息传到家里，忻玉英已怀有七个月身孕。她连夜赶去警备司令部门口，扯着嗓子喊：“我丈夫没犯法！”守卫把她推倒在马路牙子上。第二天，她去找电力公司领导讨说法，又在门前被特务驱赶。那些日子，她挺着肚子四处写申诉信，跑遍公共租界的警务署。有人劝她：“保住孩子要紧。”她回答：“我要把他救回来。”

酷刑审讯持续了五个月，从竹签插指到老虎凳，国民党想掏出工人地下网的名单。王孝和只说两句话：“事情我一个人干的”“我无话可说”。9月30日行刑那天，他问看守要了点水，把衬衫扣子系好，自己立正站上刑台。枪响三声，记者快门跟着“咔咔”作响，那副大笑的面孔被永远定格。

三周后，忻玉英诞下一名女婴。早在狱中，王孝和写信给她：“若生女，名佩民，愿她一生佩戴人民二字。”忻玉英边流泪边给孩子报了户口。收拾遗物时，她才在夹缝里发现丈夫留给组织的联络本，婚姻缘由写得清清楚楚：为了安全、为了掩护。她看了整夜，天亮时对母亲说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我不恨他。”

上海解放后，市总工会为王孝和举行追悼会。老工人回忆：“阿和是条硬骨头。”有人提议把电力公司边上一条小巷改名“孝和里”，区政府采纳了。1955年，忻玉英带着两个女儿站在巷口新立的路牌下，拍了一张合影。她没穿旗袍，也没戴花，只把襁褓里幼女的手轻轻举起，对着镜头笑了一下。

晚年有人问忻玉英：当年知道他最初娶你是为了革命，委屈吗？她嗓音沙哑，却吐字清晰：“他用命兑现了誓言，我用一辈子守着他的选择。”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击中了在场所有人。

王孝和牺牲距今已有七十余年，淞沪电力的老厂房早成了城市更新的玻璃幕墙，但龙华那张大笑的照片依旧挂在工会陈列室正中央。游客参观时常被问：“他笑什么？”值班老工人会拍着展柜回答：“笑得光明，笑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