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带走一名中国儿童的真相

1943年六月底，河南济源县下了连日的大雨，天昏地暗。

侵华日军第37师团步兵227部队，顺着晋南边界，一路撞上了正往南撤的国民革命军第27军。

连日的暴雨，让枪械失灵，第27军的将士们奋力抵抗，最终仍寡不敌众。

日军清点战俘时，一个小东西站在人堆里，看不大清。

走近了一看，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穿着破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裤脚全是血泥。

这孩子怎么来的？ 他们要怎么对付他？

这个孩子名叫俊明。名字，是后来才有人给他起的。

他出生在山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子，什么县、什么村，他也不记得。那时候日子太苦，村子太小，甚至连地图上都找不到。

村里人种地为生，靠天吃饭，灾年只能熬。

俊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能种地，也肯出力，是个说一不二的汉子。

可在他五六岁那年，县里贴出了征兵布告。

于是，父亲背着被褥走了。从那天起，家里只剩下母亲、俊明和年幼的妹妹。

母亲一个人下地干活，回家还得照顾两个孩子。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做，只能靠地瓜藤、玉米糠熬粥糊口。

最困难的那一年，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有人来家里，说愿意收养一个孩子，最好是女孩。说是带到城里，可以吃饱穿暖。

母亲一开始不肯答应，但当她看到锅底那一把酸菜也熬完时，只能咬牙点头。

送人那天，妹妹死死抱住母亲的脖子，哭得撕心裂肺：“我不走，我不走！”

母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断哽咽：“妈是为了你好，去了你还能活下去，留在家里咱们都得饿死。”

这句话，俊明记了一辈子。

后来，伯父劝母亲改嫁。

他说：“我弟弟多半死在战场上了，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没法过。”

母亲不愿意，可架不住劝。半年后，她带着俊明嫁给了一个外村人。

这个人是个穷光棍，住的是一孔破旧的土窑洞。没地没粮，欠着外债。他娶母亲，并不是因为感情，而是为了让家里多一个干活的。

结果，生活变得更苦。这个男人不仅不种地，还经常喝酒骂人，欠债不还，催债的三天两头上门。

有一天夜里，这个男人偷偷带着母亲和俊明连夜出逃。

他说，“再不走，明天人家要砸门了。”

他们开始流浪。一路上靠乞讨为生，吃别人剩下的饭，住破庙、柴堆、牛棚。两个月下来，俊明脸色发黄，瘦得只剩骨头。

就在一个晴天的午后，母亲趁男人不在，拉着俊明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得念书。咱走，去找学校。”

她没多解释。第二天早上，她带着俊明走了。他们翻山越岭，去了另一个镇子。

那个镇子不大，一万来口人。有市集、有小学、有兵站。母亲托人介绍，再次嫁了人。

这一次，是个本地农民，比前一个要安分些。

结婚前，这个男人答应得好好的，说愿意供俊明读书。

但没几个月，他就开始发牢骚，说念书没用：“种地哪用得着识字？”

两人争吵越来越多。母亲却一直不松口，说：“再苦，也得让孩子读点书。”

有一天，镇上来了几位军人，穿着整齐，走路带风。

他们是附近驻扎的国民革命军27军士兵。母亲在集市上认识了一位中尉，姓郭，是个河南人。

几次交谈后，母亲把他请回了家。端上鸡蛋、米饭、腌菜，还烙了几张饼。

吃到一半，她开口了：“我就这一个儿子，家里苦。你是读过书的人，能不能帮帮忙，让他进学校？”

郭中尉听完，没多问，只点点头：“可以，我来安排。”

过几天，他真的带来了文具、课本，还帮忙联系了小学。俊明顺利进了学校，成了正式学生。

就连俊明这个名字，也是郭中尉起的。

他说：“这个名字好记，也有意义。希望你以后能当个明事理、讲道理的人。”

从那以后，俊明读书格外用功。他每天背书、写字、抄课文。

他被选为班长，管着全班的纪律。他最宝贝的，是学校唯一的一只哨子。他说：“我一吹，大家都听我的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小大人。

1943年6月，郭中尉的27军接到命令，要南撤。战事吃紧，学校停课，士兵随军转移，俊明也得跟着走。

他们翻山越岭，几天后走到一个叫“济源”的地方。这里离黄河很近，夜晚能听见水声。

那晚下着大雨，部队原地宿营。大家窝在破布棚里，枪支也打湿了。

俊明靠着郭中尉睡着了，心里发慌，总觉得不踏实。

第二天一早，刚准备渡河，敌人就到了。日本兵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开火、呐喊、厮杀。一场混战。

等他再醒来时，已经是战俘。

他被关在日军营地里，身上是血、泥和破衣。

郭中尉不见了。

那年，他八岁。什么也没做错，却彻底失去了家、母亲和唯一一个帮过他的好人。

战争，彻底改写了俊明的命运。

他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甚至连“俘虏”这个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只知道，有一天早上，自己跟着中国部队过河，晚上，醒来却在一群说着陌生话的日本兵堆里。

当时，日军第七中队的士兵们问中队长高桥：“这孩子，怎么处理？”

高桥看了他几眼。他剃着光头，脸上挂着泥，站得笔直，一副不哭不闹的样子。高桥皱了下眉头，没多说，只回了一句：“先带着他。”

就这样，他被带上了队伍。日本兵开始叫他“光少年”。

因为他头总是剃得干干净净，“光”成了他的新姓。他的名字也被改了——“光俊明”。

他没有反抗。可能是太小，也可能是太累。他只是跟着走，从济源一路南下。东镇、运城、临汾……走得越来越远。

他再没看见熟悉的梯田、黄土地、窑洞，也听不到院墙外的驴叫狗吠。那片曾经属于他的乡土，被他远远甩在了身后。

1945年6月，日军将他带到了越南西贡。

战局已经彻底变了，盟军节节推进，日本人在亚洲的“南进计划”崩溃成一堆废纸。到了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电台正式宣读了投降诏书。

战争结束了，日本成了战败国。

但对俊明来说，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他再一次成了战俘。这一次，是跟着日军，一起被盟军收容。

“这个中国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再次摆在了处理战俘事务的英军和日军官员面前。

收容所设在泰国。

英军第18方面军驻万象的将军布伦斯基负责接管日军。有人提议，将俊明交还中国；也有人提出，可以让他自由选择。

但很快，日本方面有人站出来了——一位叫加地正隆的军医，主动提出要收养俊明。

他说，这个孩子没有亲人，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把他抚养成人。

中国方面经过核查，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无依无靠，最终没有坚持引渡。

为了防止日后出现纠纷，英军司令布伦斯基、日军佐藤师团的代表下村氏、以及加地本人，专门签署了一份《少年同伴请愿书》，确认加地为其合法养父。

俊明，彻底留在了日本人的队伍里。

他随加地正隆一家从老挝万象出发，踏上前往日本的旅途。

那是一艘驶向异国的船。

船上都是遣返回国的日本士兵。

他们不再穿军装，没有命令，没有长官，也没人再讲“武士道”。

俊明听不懂他们的说话内容，但他能感受到一种气氛：战争结束了，活着的人开始想着怎么活下去。

加地正隆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家乡熊本县的地图，一边画一边讲。他说：“熊本是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学校、有市场。你去了，一定会喜欢的。”

俊明没说话，只是点头。他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到了哪里，自己都得活下去。

1946年11月，俊明正式进入熊本县八代市的代阳小学，就读四年级。

他那年11岁，看上去比同龄人沉稳许多。他不爱笑，不吵闹，不撒娇。

他的母亲曾说过一句话：“只要你能读书，娘死都值。”

1949年4月，他升入八代市第一中学。1955年，他考入熊本商科大学。1959年大学毕业，顺利进入神户一家贸易公司。

从此，他开始了平稳的社会生活。

1969年，34岁的俊明结婚了。妻子是熊本县本地人，名叫范子。

他们育有一子两女。1986年，他在神户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成了一位中日贸易企业家。

从一个战俘营走出来的小男孩，成了别人眼中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人士。

他叫“光俊明”，这个名字，已跟了他四十年。

可他从未忘记中国，忘不了他的母亲、妹妹和那片黄土地。

“我现在过得很好。”他说，“可我总梦见母亲。梦里，她在门口喊我吃饭，我一回头，她却不见了。”

他多次申请探亲，寻找亲人，但苦无线索。

他说：“我不是抱怨命运。我只是希望知道，母亲还在不在。妹妹，后来嫁给了谁？她有没有记得我？”

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此后几年，大量二战时期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在民间与政府的协助下，陆续被送回日本。他们有的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家人，有的在乡亲帮助下，拼凑出了自己模糊的来历。

对这些人来说，团圆，是迟到了几十年的结局。

但也有例外。光俊明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代初，光俊明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交了一份申请。

他请求回到故乡山西晋南，寻找自己的亲人。

外交部对此事高度重视。经过多方沟通与核查，1986年，中国外交部与山西省政府批准了他的寻亲行程。

10月，光俊明与养父加地正隆一同踏上了回国之旅。他离开故土整整40年。

陪同他们的，还有日本一家大型电视台的摄制组。这个摄制组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提前做了足够准备。

他们计划拍摄一部完整的纪录片，主题就叫《遥远的妈妈》。

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摄制组事先对光俊明进行了系统访谈。他们要求他尽可能详细地回忆童年经历，画出村庄位置，描述生活习惯、地形特点。

尽管许多记忆已变得模糊，但他仍努力把每一寸土路、每一棵老树描绘出来。

摄制组还采访了曾参加过济源战役的日本老兵，查阅了日军第37师团所属227部队的旧资料，特别是那本记述部队行动细节的《十八夏太行作战》。

拍摄脚本也早早写好，主线就是寻找亲人、回到故土，结尾设想的是“母子重逢”的感人一幕。整个制作组对结果相当乐观。

一切准备就绪。

抵达山西后，光俊明一行先到达运城，由当地外事侨务办公室协调接待。随后，他们来到夏县一个村子。

这是根据他自己记忆画出的“老家”，也是资料显示最有可能的地方。

村子里确实有一位老妇人，经历与俊明母亲相似，年龄、身世、当年孩子走失的时间也都对得上。

工作人员十分激动，记者开始拍摄，光俊明则默默走近。

他坐下来，与这位老人一一比对过往细节。可说到细节时，两人话语开始出现偏差。

最终，光俊明缓缓站起，轻轻摇头，说：“不是的。”

四十年的分别，留下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信息的断裂。

村落早已重建，户籍反复变更，当年的邻居早不在了，目击者不是搬走就是过世。

资料到这里为止，他没能找到母亲，也没能找到妹妹。

这场跨越四十年的寻亲，最终还是以“无果”收场。

这次失败之后，他放弃了继续寻找。

光俊明回到日本后，工作依旧，家庭也依旧。

但他常常半夜惊醒，说梦里看见了母亲背着柴火，在院子口呼喊自己：“俊明，回来吃饭了！”

战争让太多人失去了该有的人生，失去了血缘，失去了名字，甚至连童年也一并被剥夺。

对于俊明来说，那些被改变的，不只是国籍、语言和户籍——而是一整段命运。

属于他，也属于成千上万被战争碾过的普通人。

他说：“我不恨谁。我只希望这样的战争，永远别再发生。”

战争的风，吹散了许多人的家。

而他，只是其中一个。

如果没有战争，他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可战争来了，他只能在身份和记忆中漂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