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1岁的杨伯涛临终前还念念不忘：黄维是个外行

2000年，杨伯涛病逝，终年91岁。

曾担任国军第十八军军长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神志不清、言语混乱，连儿子的名字都记不清了。

只要有人提起一个名字——黄维，他那本已昏沉的眼神，立刻会变得清亮几分。

躺在病床上的他嘴角也会吐出几个字：“黄维，是个外行。”

1948年11月，宿县战役落下帷幕。

硝烟未散，我军中原野战军随即调头，目标直指东进的黄维兵团。

这支兵团是国民党华中“剿总”白崇禧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番号响亮，火力密集，被国民党内部称作“压箱底的家当”。

黄维兵团的前身，是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八军，最初下辖整编第11师、第3师、第10师。

随着战事扩大，整编师全面扩编为军，11师升格为第18军，3师为第10军，10师为第14军。后续又调入第85军，并配属第4快速纵队。

至此，该兵团共计4个军，另加一支机动部队，总兵力高达12万人，堪称华中地区最庞大的野战集团。

这支部队还未进入战场，内部早已埋下隐患。

当兵团刚开始组建时，无论将士还是高级军官都认定，兵团司令官的人选，非胡琏莫属。

胡琏出身嫡系，战绩也还算不错，在部队中有极强的号召力。

可结果命令下达，司令竟是黄维。

这背后，说到底是国民党高层内部派系斗争的直接反映。

白崇禧对胡琏早有成见，而黄维则是陈诚一手提拔的亲信，加之黄维出身黄埔一期，留过德国，是所谓“正宗嫡传”。

蒋介石拍板时，还是选择了黄维。

可这人事安排，在部队内部激起强烈反弹。

消息一出，18军上下哗然。许多胡琏的部下怒不可遏，质疑“功臣被弃，空降亲信”。胡琏本人干脆撂挑子不管，18军军长杨伯涛更是直接请病假住院避风头。

军心未稳，内斗先起。

黄维本人也知情况微妙。

刚到任时，他试图安抚众人，主动拉低姿态，说自己与解放军作战经验不多，此番前来只是过渡，几个月后仍是胡琏接任。

一番话说得客气，但没人真信。权力到手，哪有轻易交出的道理。

事实上，黄维不是空降草包。他确实打过几场硬仗。

1937年淞沪会战，黄维任第67师师长，奉命死守罗店。当时日军火力凶猛，兵力远胜，黄维硬是咬牙顶住十多天。

罗店三度失而复得，他咬紧牙关不退一步。打到最后，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连师部文书都扛起步枪。最终，上海失守，全线撤退。

黄维留下掩护，成了最后一批离开战场的中国部队之一。

这一仗，使他声名鹊起。报纸竞相报道“黄师长忠勇可嘉”，蒋介石更是亲自接见，送上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在照片背后，蒋亲笔题字：“培我将军惠存。”

其实黄维本名“悟我”，蒋写错了，他却欣然改字，自此自称“培我”。

1938年，黄维在武汉会战中再次立功。

他指挥第18军先后阻击日军第九、第106师团，两次打破敌军包抄德安的企图，表现稳健有力。

从这些战例来看，黄维不是草包，更不是庸才。

他懂阵地战，擅长硬碰硬，执行命令严谨，作风严肃，是国民党军中典型的“教条派”。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儿。

面对日军那样的死冲猛打，这种“扎硬寨、打呆仗”的打法确实顶用。

但碰上灵活机动、善于穿插围歼的解放军，黄维的那一套显然迟钝。

尤其是中原野战军，打法诡谲，变化多端，节奏又快，最忌生硬死守。

更重要的是，从1943年起，黄维便脱离一线作战，改任军官学校校长，一干就是五年。

这些年他带的不是兵，而是学生。再回前线时，战争节奏早已变了，他却还停在旧思维里。

加之黄维性格孤僻，爱钻牛角尖，脾气倔，沟通差。

这种人带兵打仗可以，但组建兵团、统筹全局，就未必合适了。

杨伯涛对他早有成见。

他心里清楚，兵团这么打下去，迟早要出事。

从兵团组建那天起，两人之间的梁子，就结上了。

1948年底，黄维兵团在向东增援徐蚌战场的过程中，被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手合围，重兵压境，危机四伏。

中野负责阻击，华野负责包抄，部署可谓缜密。

中野虽然部队精锐，但长途奔袭，装备较轻。

而国民党第12兵团呢，十二万人，几乎全是美械重装，理论上战斗力远在对手之上。

但关键问题出在兵团司令黄维身上。

当时，中野尚未完成合围，战术上存在空隙。

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早就察觉苗头不对。

他向黄维提出：趁合围未成，立即突围。

他当时觉得吧，这时候“中野在赶路，打不了硬仗；我们的重火力在手上，能冲出去”。

杨伯涛打仗也算有脑子，也有经验。

他早年从军校还没毕业，就在教导第三师当排长。后来教三师编入十八军，他一直干到军长，整个十八军从营长到司令，几乎都是他带出来的。

他对自己这支部队有绝对的判断力。

但问题是，黄维听了他的建议，不置可否。

他不直接否定，也不拍板实施，而是提出“请示蒋委员长”。

就这五个字，把兵团拖进了泥潭。黄维打电报请示南京，命令没等来，时间却白白浪费。

等到华野也赶到战场，中野封口完毕，整个兵团彻底被合围，突围窗口瞬间关闭。

但事情还没完。

就算此时态势不妙，兵团依然有一线生机。

杨伯涛再次提出方案：调集各军抽调精锐，各出一师，四个师集中一点，同时突围。以12万人的火力密度，即便是解放军双线合围，未必挡得住。

但就在各军准备行动的时候，黄维又变卦了。

他临时决定让廖运周先打头阵，单独突击。

廖运周率部出击前夜，临阵起义，部队反戈一击，黄维兵团防线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黄维兵团，彻底丧失组织指挥能力，从此陷入无序。

战斗形势迅速逆转。原本可以集火突围的12兵团，成了瓮中之鳖。华野和中野按计划合围、压缩、歼灭。

而最重创的，正是十八军。

杨伯涛目睹整个过程，心如刀割。他多年苦心经营的部队，战死、投降、失联，灰飞烟灭。

而他自己，也成为被俘的“战犯”。

后来，国民党战犯被关进北京功德林。

据传，在里面吃饭有个规矩，排队打饭按人头，每人限量。

杨伯涛每次排在黄维前面，饭勺一扫到底。

轮到黄维时，饭桶就空了。连续好几天，黄维都没吃饱。

传闻是真是假，无从考证。

但黄维在双堆集之败中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这是铁打的事实。

当然了，把兵败的锅全甩给黄维，也并不公平。

他不是不清楚自己的问题，甚至一开始，他就不想打这仗。

1948年9月，黄维正在武汉筹办军校。那是美国顾问团出主意，要仿照美国西点模式，搞一所“联合作战军官学校”。

陆、海、空三军一锅炖，永久校址定在北平，临时校舍设在汉口，军校长就是黄维。

黄维被任命为校长，不是临时安排，而是“百年大计”级别的角色。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一线五年。

他不带兵，也不上前线，而是整天钻研教材、整顿教官、筛选生员。他真心喜欢办教育，也确实想干点正事。

可惜，蒋介石另有打算。

淮海战役即将爆发。

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苦撑多日，蒋介石急调援兵。眼看中野部队逼近，华野损失亦不小，一旦突围迟缓，就会全线崩盘。

此时，蒋介石一纸命令，将黄维从军校抽调，临时任命为第十二兵团司令，负责指挥第18军、第10军、第14军、第85军，向徐州急进。

接到任命后，黄维并未马上接受。他从武汉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得很清楚：“我离前线太久，真不适合带兵。军校工作还在起步阶段，也请考虑大局。”

蒋介石没有回避，也没有商量。他只说了一句话：“不打赢仗，办什么学校都是空的。你不能只顾自己。”

黄维没再争。他知道，这位委员长讲话是留半句、斩全意。既然不容置喙，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所以，黄维带着抵触心理上了战场。

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他擅长的方向，他唯一的愿望，是尽快结束战事，回武汉继续办他的军校。但这一走，回去的路再也没有了。

从结构上讲，黄维的任命本身就是“灾难”。

为什么偏偏是黄维？原因很简单。他“听话”。

在国民党系统里，蒋介石的用人逻辑一直很明确：不是看你能力，而是看你态度。你能不能“坚决执行命令”，比你能不能打仗还重要。

在蒋看来，越是“忠心老实”的军官，越能用得顺手。

黄维，正好符合这个标准。他出身黄埔一期，忠于“校长”和陈诚，是典型的嫡系系统。没后台、少野心、不耍滑头，这是他吃得开的“优点”。

反观黄百韬，虽然战术灵活，但偶尔阳奉阴违；孙元良、李弥、邱清泉更不用说，都是“油滑惯将”，讲执行讲策略，不讲服从。

这帮人跟蒋介石关系越久，反而越难调教。

所以蒋要搞“微操”，就必须有人听话到底。豫东会战能拖住粟裕，靠的就是黄百韬死守不退。

而这一次，他要黄维死守、要黄维冲，黄维就得执行到底。

至于打不打得赢——那是后话。

这种“听话型”指挥官，最大的问题也在这。

黄维习惯执行命令，缺乏独立判断。

战场瞬息万变，等他一步步请示、逐级传达，战机早就溜走。

更滑稽的是当时整个国军协调系统的混乱。

根据蒋介石原本设想：黄维从南线急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大兵团从铁路线南下，四路合围，一举救出碾庄的黄百韬。

中共方面当时也一度措手不及，急调中野阻击黄维，华野则主攻黄百韬。此时，若蒋军配合默契，确有可能打通交通线，救出主力，甚至反包围中野部队。

但事与愿违。三大兵团接令后，根本没有下死力。

李弥和孙元良干脆关掉电台，沿铁路线西撤，邱清泉也行动迟缓。等蒋介石得知消息，气急败坏地空投手令，让他们火速转头南下与黄维会合。

结果这一折腾，黄百韬被围歼，黄维被合围，邱、孙、李也被堵在陈官庄动弹不得。全盘皆输。

从这个角度说，黄维确实该负责，但他的失败，也是国民党用人制度、指挥体系、内部派系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