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谭】何新：我并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

不知何时开始，在国内一些媒体上开始出现“爱国贼”“爱国奴”二词。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无论其中有何内情，只是单单地“爱国”二字、与“贼”或“奴”字缀在一起，就已经其心可诛。

这让如去想起三十多年前、何新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演讲。他在当时的演讲中，曾对爱国主义问题的进行了深刻剖析，如今看来、仍似醍醐灌顶。下面，是如去摘编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

演讲时间：1990年6月24日上午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对中国人比中国人亲！可是据我知道，那些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未必有这种体验。

事实上中国人到了西方以后，心情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钦佩、羡慕别人的发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切身的非家园感，缺乏归属感，寄人篱下之感，叫做“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你勤奋苦干，也许可以挣个几万美金，但是你却不容易挣到西方人、日本人对你的认同。结果定居了几代，还是被看作外国人。

华人参政在美国是个大新闻。它是新闻本身就说明了这很稀罕。我们的传播界对于这类新闻也极乐于传播，似乎以此可以获得某种中国人的尊荣。可是，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卑，就不光荣。

你们不是有人崇拜尼采吗？尼采说过：“价值由我出！我创造价值。”这话有主观唯心论的色彩。但如果“我”不是只指个人，而是从民族的角度、国家意识的角度，勇于提出和敢于坚持独立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

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精神，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弱小还是强大，是永远打不败的！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或歧视，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赞美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传统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这一工作之所以获得重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界普遍忽视或轻视古代中国科学。

我认识一些西方人，所谓双学家，包括某些自称是非常友好、非常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但我几乎无往不在地注意到，他们只拿中国文明当作一种早就过时的，像那种非洲木雕一类有趣、但却无足轻重的古玩。

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获奖的一些作品，引起西方发生“轰动效应”或者号称“走向世界”的某一类作品，有些其实是中国人自轻自贱自虐，而且往往是很矫情地自轻自贱的文艺作品，这甚至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怕得罪人，我不谈具体作品。（学生议论）

当然，我也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西方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比如刚才我读的那些信）。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把握西方舆论的主流。

某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的副流、支流，是已经被淘汰或必将被淘汰的！只有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才是正宗和主流，是常存不败的精神花朵。

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是低能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对我们用训诫、教诲的口吻说话。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也习惯了接受他们那一套口吻。

实际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不自强，我们是难以走向世界的！难以被世界承认！甚至就是被香港人承认也不容易。

我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约我晚上到香港最热闹的海滩去散步。那里人很多，人挤人。他忽然推推我，说：‘这儿人多吧？”

我说：“多。”他说：“比王府井怎么样？”

我说：“还多。”他说：“你踢前面那人一脚。”

我说：“我踢他干吗？”他说：“你踢他，看看他会不会像你们中国人，回过头来骂人？”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憋气：“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啊？”他也许是开玩笑。但事实是，甚至某些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在文明和价值上比大陆人（即所谓“中国人”）高一头。这一点，看看香港的某些政论刊物也可以证明。

那种刊物不是在那里居高临下地骂街，就是在教训或训示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

其实他们自己未必真高明，20年前他们不敢如此。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似乎是野蛮人。这种事多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在海外都有当自费留学生的同学、朋友、亲属。他们在国外感觉如何？除极少数外，恐怕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曾去过一个国家，主人临别时问我：“见到什么来前没有想到的？”

我说：“我在国内就听说来贵国打工的自费生很苦，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处境竟是这么惨！”

上次会见一位外国记者。这位先生上下发散着贵族气。我这人你们都看见了，土头土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跟我握手，带着一种傲慢。上来他先跟我侃了一堆闲话：说什么他不关心政治，他只是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

但当我说民主啊，它就是政治！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了大国用来在一些国家内制造内乱的战略武器。这时候，他原来是这么坐着——向后仰靠在沙发上，可是听到我说这些话时，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他可能读了一些西方报刊上研究和评论我的文章，好奇而来找我。他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呢？我知道他的来意，就像今天来北大之前，我也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

但当我谈完这些观点的时候，却似乎出他意料，他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和调子，全变了。他讲外语，不过我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翻译，那个翻译很棒，一句顶一句。我讲的话很强硬。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观点是这位老爷没想到的；有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疼处，而在后面、他的谈话就似乎变成了一种答辩。说实话，我那天和他谈完话的感觉是，我非常快乐，我跟朋友们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没这么痛快过！我把这位傲慢的老外给练了！（学生笑，全场鼓掌）

那次谈话，本来他也许是想教训教训我，结果是我给他上课。而他反反复复在那儿重复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噢”，一个是法语的“是的”。直到最后谈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才试图给我一个反击。

他最后的那个答话，我印象很深，我也不得不佩服他还是有水平。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是他们国家的人。我刚说完，翻译译过去，他就迅速而本能地反应说：“谢谢你提到他！”

这很体现了他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以本国文化为自豪的感情啊。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反过来，我就想，要是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假如外国有人对我们提到孔夫子，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可能会说，提他干吗？2000年来中国落后，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别说他了！（学生议论，笑声）

这位记者最后留下一段话，算是给我一个反击，那话也非常耐人寻味。他讲得既傲慢又很有趣，还不失身份。

他说：“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望和感受，都统统抛到这块屏幕上。”

谈完这句话，不容我答复、他就站起来说：“谢谢！”（握手）从而结束了这次交谈。这个话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那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傲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

后来报纸发表这次谈话的时候，把那段话删掉了。我觉得不该删。仔细玩味他的这些话，会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们中国算老几？说实在，我们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从我们的立场和利益！

有人会说：好啊何新，你又把我们引上你这个套了，爱国主义、你不就是讲这个吗？

好吧，我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台湾的名人，陈映真。这个杂志是美国的中文杂志《海内外》，这里有篇文章的题目是《记者与陈映真谈民运》，香港记者写的。

陈映真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不同政见人士。但是刘宾雁到台湾，几次要求见他，他说刘不够资格。他如何看待（此处省略N字）事件？文章太长，我不能多念，只能挑几段。

文章说：台湾最近举行选举，记者刚巧碰上陈映真，当时他正在美国驻台协会（也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办事处）门外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来台监督选举。是啊，台湾搞选举，你美国派人监察什么？

记者趁他喊完“索拉兹，滚回去”从宣传车爬下来时，把他拉到一边谈及对中国民运的看法。陈映真说：“我懒得讲，我讲的话在香港登出来，一定要挨骂。”

陈映真说：“像方励之，他根本不应该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外国庇护，他是应该这样的。”陈映真摆出双手，作被扣状。

陈还说，他尤其痛恨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盲目崇拜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及依赖外国势力援助这一点。他激动地说：“这是很混蛋的！现在在国外的反对力量，明显是有外国支持的。这肯定不会有前途，道德上也犯了罪。”

他说：“最恨美国以人权外交为借口，染指各国的政治活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还说：“什么自由民主、个人个性发展就好，我想是用科学、冷静态度检讨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讲的话。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分歧，但在爱国这一立场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停顿，场内鸦雀无声）

我引他的话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概念、有些东西，明明它是对的，但是它现在居然臭了。包括“爱国”这样的字眼、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

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

你们可以说我何新是共产党走狗，那么陈映真不是吧？他也是这么看问题。而且他认为今天应该冷静地、深刻地反省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赞同。

我们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这种热情、这种追求，把中国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当中去？这是我今天必须提请大家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