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汉学四十载 教研并举系中韩（孔院之光）

本报记者 陈静文

2022年，金铉哲在“庆祝中韩建交30周年——品读中国”座谈会上发表演讲。 受访者供图

金铉哲是韩国中文教育的核心推动者。1963年出生的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中文，之后在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取得了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金铉哲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法教学、对外中文教学与教学策略、中韩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在延世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研究院院长、孔子学院韩方院长，同时担任韩国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顾问、韩国孔子学院联席会会长等多个职务。

2024年世界中文大会上，金铉哲获颁“孔院之光”致谢铭牌。

缘起

记者：在您青少年时期刚开始接触中文的时候，韩国社会上的中文学习资源多吗？

金铉哲：在我小时候，我家周围生活着很多华侨，他们开了很多中国餐厅，我经常去吃炸酱面。我喜欢看中国香港电影和《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当然是韩文版的。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历史，还发现韩中两国的民俗文化差不多，饮食习惯也有相近之处。这些经历对我入门中文很有帮助。

但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人学习中文的热度还不是很高。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韩中建交后，一些中小学开始开设中文课、组织相关活动。在此之前，韩国只有华侨中学才有中文课程。

记者：对外国人来说，中文声调是一个难点。对此您建议中文学习者“多模仿、多说，先开口再理解”，通过“像唱歌、像小孩子学习妈妈嘴型动作一样不断模仿、大声跟着读”。请问在您个人学中文初期，模仿跟读的对象是什么？

金铉哲：1982年，我进入延世大学中文专业，正式开始学习这门语言。那时候我经常收听广播，听了很多电视剧台词、歌曲和访谈节目。且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在韩国最早设立了音乐图书室，那里的机器支持调快或调慢录音速度，是很好的练习中文听力的工具。1992年起，我开始收听CCTV4频道和香港凤凰台的电视节目，遇到听不懂的地方，我会重新播放并把那段录下来，然后问问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记者：在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作品方面，您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板块？

金铉哲：我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上大学经常读《红楼梦》。后来学习了《诗经》、唐诗、宋词等，更加关注中文的韵律。读了陶渊明、韩愈、李白的诗，以及鲁迅、朱自清、老舍、巴金等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对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记得学《诗经》的时候，我背诵了很多篇目，经常在校园里边走边默背《关雎》，因为我觉得它的韵律和内容都很有意思。而且我对训诂学、对唐宋时期的古文以及更早之前的《尚书》《史记》等书中的单字活用现象很感兴趣，所以硕士论文写了《尚书虚辞研究》。此外，阅读《尚书》和《战国策》也让我收获了不少感悟和智慧。

记者：在逐渐深入中文的不同阶段，您对这门语言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金铉哲：我的硕士专业是古代汉语，博士是现代汉语。通过学习和研究，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文自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汉字这个媒介一直延续着命脉，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中文才能站稳脚跟。

我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对中文做本体研究，涉及各种语法变化，产生了很多汉字科学方面的想法。但我参与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国际中文教育方面。这是源于我以前曾经参与制作韩中日三国共同文字和词汇集，当时触动很深，感觉国际上的外语教育意义重大。

沉潜

记者：中国知网上能够查到您辨析“去”和“走”、“就”和“才”、“过”和“了”用法的论文。中文语法为何这么吸引您？

金铉哲：研究语法，是因为我认为语言是活生生的，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充满活力地发展着，所以魅力无穷。

比如，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到了近代逐渐双音节化，更加丰富的词汇有助于更清晰地表达，实现说话目的。

再比如，2003年，应中国教育部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停留了2个月，收集并研究了各种语法破坏现象，比如广告牌和歌词等。现在在中国、韩国等地，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上也不断出现语法破坏现象。这些现象为语法研究提供了创新课题。

其实在类型学上，韩语和中文是差异很大的语言。中文虚词的各种用法和功能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特别是有些词语在两种语言中意思相近，但是用法和功能完全不同，这一点非常有趣。另外，古代汉语非常简洁，每一个字都有着丰富的意义和功能，在这方面开展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中式思维体系。

记者：您长期聚焦中韩文化共通性研究，能不能通俗地阐释一下文化共通性和语言传播之间的关系？

金铉哲：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不是所有人都通过学习英语相互交流，而是各自传播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为两种语言和文化交叉会产生协同效应，互相模仿和偶像化，最终发生融合，即产生跨界现象。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能找到语言文化的共性，从而彼此理解、深化交往，不理解和误解等现象也就少了。

记者：近年兴起的中国网络流行语中，有些词汇昙花一现、火热一时，也有些词汇凭借社会穿透力和语义适配性，融入主流话语与公共表达，比如：点赞、正能量、佛系、躺平、吃瓜……此外还有一些既有词语的含义在变得更加丰富，例如“烟火气”“松弛感”“硬控”。对此您怎么看？

金铉哲：首先，这类现象再次印证了语言是会与时俱进的。网络新词之所以会被发明出来，而且流传度很高，往往是因为反映了时下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或是生动地描述了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普遍心态。比如韩国网络上近年来也出现了“被自杀”“超龄”等新兴表达。这些词语，在提升一门语言的词汇丰富度、语言活力和文化传播效能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新造词语层出不穷，中文词汇量不断膨胀，一方面容易造成代沟，另一方面会给非母语者带来麻烦。所以新词还是应该得到研究和控制。不过，我观察到大多数网络新词的生命其实只有两年左右，之后会失去热度，自行消失，然后又有其他新词冒出来。

传薪

记者：您在延世大学中文系主要教授哪几门课程？

金铉哲：在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中，我都专注于教授中文语法，开设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对比分析与汉语教学、汉语教材论、中韩对比语法研究、中国现代语法专题讨论等课程，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

从2002年到延世大学任职到现在，我一直坚持用中文讲授，指导学生论文时甚至会同时教授繁体字。

记者：请介绍一下韩国中文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情况，尤其是在教学资源方面。您2008年发表的论文提到了中高级中文教材种类匮乏、韩国本土中文教师存在数量缺口、韩国用人市场在评价中文人才时重证书而轻应用等问题。最近十几年内，这些问题有何改善？

金铉哲：汉语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自1393年司译院正式开始教授中文起，中文在韩国一直是一门很重要的外语。首尔大学于1945年、延世大学于1974年设立中文系。韩中建交后，中文学习需求量暴增。那时候中国山东地区的韩国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韩国人通过学习中文进入这些企业工作。在“中文热”巅峰时期，每年大概有150万名韩国人学习中文。

到了今天，韩国依然是全球中文教育十分活跃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学习人数，还是教授机构(含公共教育和私立教育)数量，都在全球位居前列。

在中文教材开发方面，韩国成果显著。目前，已开发的教材超过1500种，这个数量全球领先。

在教师培养方面，我们走过了从依赖外部支持到立足本土的过程。2006年到2011年间，在中国教育部支持下，韩国汉语教师赴华研修团(由我担任团长)每年组织教师赴中国的大学培训。现在，韩国国内也已建立起自己的中文教师培养体系。目前，仅韩国的大学里的中文相关教授就超过1500人，中小学中文教师也有1500多人，队伍相当可观。

与此同时，中文人才评价体系也在不断优化。HSK(汉语水平考试)和BCT(商务汉语考试)等标准化测试的推行，对科学选拔和培养中文人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些考试证书之上，当前韩国中文教育的重点已经从追求人才数量的膨胀，转向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方面的教研工作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此外，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韩国每年都会有1000多篇中国学相关期刊论文发表。

记者：当前，韩国学中文的老年人开始增多。这反映了韩国社会怎样的变化和需求？

金铉哲：随着韩国社会进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需求增多。这些老人大多经济宽裕、时间充裕，而且曾经或多或少接触过汉字。因此他们学习中文并非为了就业或晋升，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我认为，随着人口的长寿化，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不过，当前针对老年人的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仍不完善，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加强研究和开发力度。

记者：如何评价韩国孔子学院的建设发展情况？您认为孔子学院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升影响力？

金铉哲：韩国目前稳健运营着24所孔子学院。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首尔揭牌成立以来，韩国没有一所关闭过。

我认为这得益于韩中两国之间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交流。作为非营利机构，孔院的核心任务是开发本地化、高质量的服务，包括开发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

这就需要每所孔院都建立一套系统化、高度专业化的中文教育制度。重点在于培养什么样的教学人才：他们应该不仅具备专业能力，而且深入了解韩中两国文化，善于跨文化传播，同时拥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相信，通过持续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究与教育资源开发，孔子学院能够实现更具创意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