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台湾人如何踊跃参军，帮助日本打仗？真相数据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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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印尼一个称为摩洛泰的小岛上，一位藏匿在丛林里达二十九年的前日本陆军一等兵被发现了。

他是台湾阿美族的史尼育唔，日本姓名中村辉夫，战后在户籍上被登记为李光辉。

史尼育唔的出现在日本和台湾都轰动一时。

在日本，史尼育唔和早两年在关岛发现的横井庄一，和同年三月在菲律宾鲁班格岛发现的小野田宽夫一样，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继续“孤独之战”。

然而由于中村辉夫毕竟不是日本人，并且选择回到妻、子所在的台湾，因此在日本社会所引起的震撼或许是这一连串戏剧性发现的最后高潮，同时也是反高潮。

在台湾，政府当局自始就把焦点放在争取李光辉返台上。因此，选择回台湾的李光辉成为新闻报导的热门题材。在报禁的年代，李光辉的新闻连续二十余天占据新闻报导极大的篇幅。

当时关于李光辉的新闻，充满错误、矛盾、滥情的报导，以及拙劣的政治性宣传。这固然是威权时代台湾新闻报导紧密配合政策的习性所致，同时也暴露出多数新闻从业人员对日治时期台湾历史的无知。

时过二十年，如果从大众媒体有把从军看护妇（护士）和慰安妇等同看待的情况看来，对史尼育唔那个时代的认识可说并无长足的进步。

有关史尼育唔的报导在新闻媒体热了二十余天，以后就只有零星的消息。从这些报导，我们知道史尼育唔返台后烟瘾甚大，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死于肺癌。

史尼育唔或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新闻价值，他的出现却对和他一样受到日本军事动员的台籍日本兵，带来意外的深远影响。作为前日本军人的史尼育唔，由于战后丧失日本国籍，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日本政府无法将他和日本军人同等看待，只发给约四百万日币的慰问金，与日本本国军人所享受的待遇相差甚远。

此一差别待遇引起日本民间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唤起他们对日本政府从未补偿战死伤的台湾人日本兵的关怀。

在旅日台湾学者明治大学教授王育德的发起下，“台湾人日本兵士补偿问题思考会”（简称“思考会”），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东京神田学士会馆成立，目的在协助台湾籍日本军人军属和遗族向日本政府请求补偿并偿还薪饷和军邮储金等债务。

“思考会”在王育德、明治大学教授宫崎繁树和律师秋本英男等人的指导下，展开一连串活动。

在“思考会”的安排和协助下，十三名台籍日本军人军属及遗族，由邓盛领衔，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台湾人战死伤补偿请求新讼”。新讼结果，虽然遭到“请求弃却”（驳回请求）的命运，“思考会”和当事人不屈不挠，继续向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提出控新诉，可借连遭败北。

“思考会”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解散，一九九三年十月台籍日本兵洪火灶和洪坤圳在日、台有心人士的协助下，到瑞士日内瓦“联合国自由人权委员会”陈述，此事可说是台籍日本兵求偿索债运动的最后高潮。

经过台籍日本兵二十年的努力，日本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五年开始偿还战争期间对台湾人的债务。虽然日方片面决定的本金赔偿倍数远远低于台籍日本兵的要求，此事大约难有转圜的余地。

那么，台籍日本兵究竟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我们一起揭开台籍日本兵的神秘面纱……

台湾人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子民，原先并无服兵役的义务。若按照殖民者的讲法，台湾人并没尽到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三大义务”——教育、兵役和纳税。在此，教育指接受义务教育。严格来说，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台湾人只尽到纳税一项义务，因为义务教育要到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才实施，征兵制度也要到一九四五年才实施。不过，在征兵制度实施之前，早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台湾人已经开始参与日本的对华战争。

根据资料，台湾人最初是以军夫身份加入日本军队，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

目前所看到的资料中最早的记载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台湾第一批军夫于九月十九日，担任军队的运输工作。

如果资料正确无误的话，也就是说，第一批军夫在募集后约一个星期就在中国战场出现了。台湾殖民当局之所以征雇军夫，是因为派遣至上海战线的台湾军未配备辎重队，奉令在台征僱军夫予以支援。军夫是“为了使（其)输送运搬军需品而雇用的人夫”。

军夫人数在当时是军事机密，因此很难知道第一批军夫的确实数目，根据近藤正己的调查，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旬，台南地区有四百五十人被征雇为军夫。其他资料显示，台湾军重藤支队为了编成大行李队，征用了八百五十名台湾人。

由于第一次征雇军夫事出仓促，方式近似强征，引起民间的不安，不久之后当局调整作法，改而鼓励台湾人“志愿”。

军夫属于军队的最底层，在“军人、军马、军犬、军属”之后。在此有必要说明战前日本军队的人员组成。

台湾殖民当局在征雇军夫的同时，也征雇学校教师为“军属”，大部分担任翻译官。

不过军夫的地位与待遇在战争末期有提高的情形，可以视同军属。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深化，总督府开始有系统地组织各种团体征募台湾人到海外作战，这些团体名目众多，包括“农业义勇团”、“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农业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这类征雇都有年限，大半以一年为期，也有五个月多就回来的。团员都有相当不错的薪资可领，从三十元到一百五十四元不等。当时台湾警察的薪资算是高薪，巡察起薪在三十六元。

这些“军农夫”在性质上也是军夫，但不直接作此称呼。虽然如此“军夫”这一称谓并未绝迹，一九四○年在报纸上还时有军夫的消息。

如一九四○年三月八日，《台湾日报》夕刊第二版头条介绍台籍日本兵苏喜。

苏喜的经历相当特别，鲜明地说明了台湾的军事动员在时间和空间上随着日本战局的变化而变化。

苏喜，台北树林人，在战争期间共加入军队四次。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加入“台湾农业义勇团”台北州队，被派遣到南京种植军需蔬菜。一年后，即一九四○年七月如期返台。翌年(1941年)十一月，苏喜加入“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台北州队，从高雄港出发，前往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攻打阿帕里飞机场。在炮战中苏喜左中指受伤，送回台湾就医。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苏喜加入“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这是苏喜第三度加入军队。该月二十九日抵达新几内亚东边新不列颠岛北部的拉宝尔，地理位置已快接近澳洲了。该奉公团原先的目的地是更偏东南的瓜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苏喜在前线接受召集成为正式军人，在拉宝尔历经苦战而得以幸存。战后搭乘日本海军特设航空母舰能野号，于一九四六年农历三月十三日返回基隆。

从当时报纸的记载，我们也发现有三度当军夫派遣到中国大陆的例子。主人翁是云林郡大村庄的陈汉章。陈氏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首度应召当军夫，其后又两度应召。最后在一九四○年二月六日于华南地区中弹身亡。

可以说，台湾殖民政府在台的军事动员有两大特色。

和台湾人一样，朝鲜人并没服兵役的义务。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朝鲜总督府在朝鲜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由2946名的申请者当中，录取400名，经过训练后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军队。以后逐年录取，持续六年，最后录取人数增加至六千余名。

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宜的“准兵役法”，目的在从朝鲜人口中取得正规军人。由于日本在朝鲜和台湾的施政相当近似，朝鲜实施志愿兵制度后，在台人士认为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只是迟早的事。

一九四○年三月四日，当陆相畑俊六在贵族院预算总会中被询及朝鲜志愿兵之实况、未来情况，以及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实施的可能性时，回答说：“朝鲜志愿兵素质良好，成绩不断增进，只要陆军的情况允许，将采取逐次增加人数的方针。关于台湾的志愿兵制度，正在慎重研究中。”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九州门司公开表示，台湾志愿兵制度的实施将在适当的时间发表。

该年六月二十日，台湾总督和台湾军司令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志愿兵制度”将于明年(1942)度在台湾开始实施。

根据当时的报导，台湾人对“志愿兵制度”的实施，反应十分热烈，到处都举办庆祝活动。用当时的用语，就是全岛各地都在举行“志愿兵制度实施感谢式”。

除了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争相举办庆祝活动外，个人也有热烈响应的。

例如，新竹郡旧港庄出身居住在新竹市的洋服店商李天焕，为表示祝贺之意，在六月二十六日捐给豆子埔派出所三十元作为恤兵金。又如台中施某人为了表示感激志愿兵的实施，投保一万元的终身保险，以政府作为受益人。

在这个阶段，军司令部和总督府只是宣布翌年要实施志愿兵制度，实际的申请办法没公布，但是在六月二十九日，台中州新高郡水里坑的三位青年就迫不及待地联名向郡守提出志愿申请书。这三位青年是集集街的刘宁国、邱亮森和萧叶新，当时分别是十九岁、十八岁和二十一岁。

水里坑三青年只是一连串台湾青年自愿当志愿兵的开始，紧接着在台湾的新闻报导上，几乎无日没有青年志愿当兵的消息。更值得注意的是，志愿兵制度的宣布实施掀起继军夫以来的“血书志愿”热潮。

根据报导，志愿书（申请书）如雪片飞来。到七月八日，也就是志愿兵制度宣布来年实施后的第十八天，已经有七百四十三名台湾青年向军司令部或透过宪兵队提出志愿书。

八月底志愿兵志愿者突破三千名，其中高雄州一千五百名，独占鳌头。

一九四一年年底，志愿者（包括特志看护妇）已达八千名。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据报导已经有两万以上的台湾青年志愿当志愿兵。由于志愿兵制度的申请办法还没公布，此时递上志愿书，其实不算数，也就是说，在志愿兵制度之办法正式公布之后，这些人若真想当志愿兵，必须按照规定提出申请。

虽明知无实质效力，殖民当局却积极鼓励此一“志愿风潮”，原因可能是要激发民气，造成一股志愿当兵的风潮，一者，为志愿兵制度的实施暖身，再者，为将来可预见的全民军事动员铺路。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者训练所生徒募集要纲”。根据募集要纲，受理申请书的时间是二月一日至三月十日。训练所分前后两期，前期在昭和十七年(1942)六月入所，后期同年十二月入所。原则上预定，第一期训练结业者编为现役兵，后期结业者编为第一补充兵。

根据要纲之“训练所入所资格”规定：

三月十日申请日期结束时，全台湾共有425921名提出申请。当时台湾男性人口约310万人，换句话说，每一百名台湾男性中就有十四名申请当志愿兵。若以最后只录取一千名左右来看，这样的反应实在非常热烈。

六月九日，台湾总督府发表陆军兵志愿者入所合格者名单，前期507名，后期512名。录取者年龄大都在十九岁至二十三岁之间。

前期录取者在七月十日入“陆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训，后期于次年一月二十日入所受训。

第二年(1943)一月，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开始。当申请日期于二月十日结束时，申请者高达601147名，其中本岛人（汉族系台湾人)587974名，高山族（原住民)13173名。

对此一高申请率，殖民政府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报导，许多第一次申请而没被录取的年轻人再度申请当志愿兵。例如阿里山的高山青年团，在第一期志愿的一百七十四名中，只有一名被采用，为此，青年团积极为第二期作准备，目标是全员被采用；第二期募集伊始，该团反应相当热切，各驻在所分配到的申请表格很快地就用完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总督府公布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合格者名单，共录取1030名。

正当台湾殖民当局忙于筛选第二期陆军志愿兵，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日本内阁决定该年同时在台湾和鲜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

在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的募集于七月一日开始。海军志愿兵的资格与申请办法和陆军志愿兵差不多，只是年龄规定略有不同，订为十六岁以上而未满二十五岁者。

七月二十日，当申请期限结束时，志愿者计有316097名，其中本岛人310452名，高山族5645名。

九月二十日，总督府公布海军志愿者合格名单，前期约一千名，预定该年十月入“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训，后期约二千名，预定次年四月入所受训。

这两期过后，海军虽然继续征募志愿兵，却废除了训练所。也就是说，新募集的志愿兵未受任何正规的军事训练就上战场了。

其后，由于征兵制度实施在即，陆军也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关闭训练所。

从军事动员的角度来看，一九四三年过得相当紧凑、热闹，令人目不暇接。该年，陆军一如往常继续征募志愿兵，五月总督府突然宣布将实施海军志愿兵制度。刚刚宣布，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实施了。紧接着是全岛的海军兵志愿热。七月二十日结束申请，九月二十日公布海军兵志愿者合格者名单，进行速度相当快速。

当海军志愿兵正在兴头上时，没几天，同月二十三日台湾军司令部、高雄警备府和台湾总督府即共同发表声明，宣布从昭和二十年（1945）度开始在台湾实施征兵制度，征兵制度的宣布实施把战争期的台湾军事动员带到最高潮。此起彼落的庆祝活动，不胜枚举，热闹非常。

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宣布实施征兵到一九四五年真正实施，这一年多的时间可说是征兵准备期。根据媒体的报导，全岛笼罩在一片“征兵热”的氛围里。一九四五年一月实施征兵检查，受检者总数45726名，甲种4637名，乙种17033名，其中大部分以现役兵入营。征兵制度实施后不久，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就投降了，结束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开始的在台军事动员。

总括而言，自一九三七年秋天起台湾人参与日本战事的人数，根据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数目，军人八万四百三十三人，军属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人，共计二十万七千一百八十三人，其中死亡三万三百零四人。

军人当中最受瞩目的陆、海军志愿兵共一万六千余名，其中陆军志愿兵约五千余名，海军志愿兵约一万一千余名。派遣到“南方”的共六万一千五百九十一人，其中军人二千四百八十五人，军属五万九千一百零六人。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军事动员的对象不限于汉人，也不限于男性，而是包括原住民和女性。殖民政府最初征用军夫时，对象不只是汉人，原住民也是军夫的一大来源。其后当殖民政府以组团方式派遣台湾人到战地服务时，即将原住民组成高山义勇队，加入日本的军队。除了男性外，少数的台湾女性也加入日本的海外征战。她们以看护妇（护士）或看护妇助手的身份派遣到海外。

以上是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凡八年间，日本在台军事动员以及征用台湾子弟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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