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的“杂种性”与右倾化危机

◆王继洲

二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加藤周一曾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中揭示，日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对多元文明的兼容并蓄——从古代对中国汉字、儒学的吸收，到近代对西方技术、制度的借鉴，“杂种性”而非“纯粹性”才是日本文明的底色。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日本政治：从明治维新到战后改革，日本政治的发展始终是本土传统与外来文明融合的产物。然而，当前日本政坛抬头的“日本第一”思潮与排外主义倾向，正背离这一历史逻辑，若任由右倾化蔓延，或将重蹈战前政党政治崩溃的覆辙。

日本政治的“杂种性”在历史中清晰可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并未固守“和魂”的纯粹性，而是果断吸纳了西方的政治框架，引入了君主立宪制构建国会，借鉴西方法典完善治理体系，也通过《教育敕语》将儒家伦理与近代国家观念嫁接。这种“和魂洋才”的融合，使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日本的战后改革更凸显了多元融合的特质，麦克阿瑟主导的宪法修订，将美式民主制度与日本社会传统结合，既确立主权在民原则与放弃战争权，又保留了天皇作为日本象征的文化符号。即便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55 年体制”，其政治运作也体现了西方政党竞争模式与东方派系协商的传统，绝非单一纯粹的政治形态。

当前日本政坛的“日本第一”论调与排外主义，本质上是对日本政治杂种性的否定。部分政客将日本社会应更加纯粹，炒作“外来威胁”，特别是“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威胁”，排斥移民政策；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固守“自我正当化”的叙事方式，美化侵略战争，这种倾向与日本政治的“杂种性”传统背道而驰。事实上，明治时期为推动现代化，日本曾大量聘用外国专家；战后经济腾飞阶段，更是通过引入国际规则、参与全球分工实现发展。如今日本的排外主义不仅违背经济理性——少子老龄化社会亟需外来劳动力补充，更在思想层面上容易制造封闭，重蹈战前“国粹主义”排斥多元主张的覆辙。

即便是被视为保守阵营核心的自民党，其内部也充满“杂种性”。党内既有主张修宪扩军的右翼派系，也有坚持和平宪法、重视对华合作的稳健势力；既有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派，也有关注弱势群体的保守左派。这种多元并存本是政党政治的活力所在，正如战后自民党通过内部派系平衡维持长期执政，避免了单一极端路线的主导。但近年来，在“安全焦虑”与民粹情绪煽动下，自民党党内右翼声音渐强，稳健派空间被挤压，这种“杂种性”的失衡正侵蚀着政治理性。

日本社会的多元性同样印证着“杂种性”的生命力。从战后和平运动到当代性别平等思潮，从对美军基地的抗议到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不同声音的碰撞。这种多元张力本是防止权力极端化的重要制衡，正如战前日本正是在军部压制社会多元声音后，才一步步滑向日本式法西斯的深渊。当前排外主义与“日本第一”思潮的危险之处，正在于试图用单一叙事淹没多元声音，削弱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历史早已证明，日本政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多元文明的开放吸纳，“杂种性”是其避免日本政治极端化的安全阀。当前日本政治最大的政治课题，在于一些政治势力谋求日本的“纯粹化”。若任由“纯粹优越论”膨胀、排外情绪蔓延，政党政治可能再次失去制衡右翼势力的力量，议会沦为权力附庸，最终重蹈战争覆辙。唯有回归“杂种性”的开放传统，在多元对话中寻找共识，才能让日本政治在全球化时代找到正确方向，而非在封闭与极端中走向战争的深渊。（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