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许多事情的思考和感悟,没什么主题。
01.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下跪解决问题,百姓有冤下跪求青天,家人生病下跪求神佛,房子烂尾下跪求开发商退首付,子女被霸凌了下跪求公道。
中国人的膝盖就像一座金矿,如果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就在膝盖上寻找出路。
汉昭帝时期,霍光组织过一场盐铁会议,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是否罢免盐铁官营政策双方激烈辩论。
在辩论即将结束时,“贤良”一方,有人说了这么一段话:
“每日悠闲躺在床上睡觉的富人,不会了解每天筹不到钱还债,拿不出钱缴赋税的人的忧愁;穿着高档丝料鞋袜,顿顿白米鱼肉的人,不知道粗布单衣的寒冷,糠皮粗饭多么难以下咽;听着美妙音乐,观看伶人表演娱乐节目的人,不会了解冒着箭雨,在战场上厮杀的危险;坐在坐在窗明几净的桌旁,挥动笔杆,玩弄法律,判决诉讼胜负的人,不会了解手铐脚镣的痛苦和苦刑拷打的残忍。”
后来,柏杨先生看到这段历史时,发出感慨:“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纳谏”,……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任何舆论——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都没有作用。”
02.
中国人对司法体系的期待,是“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善恶有报”、“判官清廉公正”、“惩恶扬善”。
中国历史最有名的清官是包拯,包青天。
小时候,包青天电视剧上映时,万人空巷,许多案情的结局大快人心。
但身在现代的我们,那时没意识到包公案的整个过程是违背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
包拯一人就身兼法官、行政官(开封府尹),包拯领导下的展昭有检察官和刑警队长职能。
办案过程中也是装神弄鬼,还有外力公然干涉审判,比如太后、八王爷、庞太师等。
被告人没有律师,生死全凭包拯一念之间。
没有人问过程,只问结果。
几千年来,我们总是期待包青天一样的人物,惩恶扬善,作恶的人会在青天大老爷的主持下得到恶果。
03.
很久很久以前,大海的中央有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名叫正义岛。
这座岛上居住着一群最正直、最善良的人。
他们自称“光明族”,世世代代以公正、仁爱为荣。
岛上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官,因为没人做坏事;甚至连“恶”这个字,都被从词典里删掉了。
直到有一天,海上飘来一艘小船,船上载着一个陌生人。他蓬头垢面,浑身伤痕,看起来像被世界抛弃的人。
岛民把他救下,并召开大会讨论该如何安置这位“外来者”。
一位长者提出建议:“我们是正义之民,不能驱逐弱者。但他必须通过‘净化程序’才能融入我们的社会。”
“净化程序”是一种古老传统:让外来者从事最卑微的工作,以此洗净灵魂。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岗位——岛上的屠夫。
虽然岛上不吃肉,但规定必须保留屠夫岗位,以防未来有野兽入侵。
于是这个岗位就成了一种象征,是道德地位最低的标志。
起初,屠夫每天早晨被人用水泼醒,走在街上无人和他说话,孩子朝他扔石头。
光明族告诉屠夫:“我们并不是恶意羞辱你,我们只是在教育你,让你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过了三个月,有人提议:“他好像没有变得更光明,说明净化还不够。”
于是屠夫的职责被扩展——他要负责处理动物尸体、清理厕所,还要每天朗读《正义手册》五十遍,声音不够响就会被罚站在“悔罪柱”下晒太阳。
再后来,有个孩子不小心摔倒了,屠夫想扶他一把,孩子尖叫起来:“别碰我!我会变脏的!”
群众把屠夫拉到广场,说:“他企图对儿童进行思想污染!”
于是屠夫被关进“沉思屋”三天三夜,不准睡觉,每小时必须忏悔一次,忏悔内容由群众投票决定。
三年后,屠夫变了。他学会了冷漠、顺从、表演。
他每天按时高声忏悔,主动跪在门口迎接人们的蔑视,还经常自扇耳光以示诚意。
这天,岛上传来一个消息:又有一艘小船靠岸,来了一个新的外来者。
群众涌到岸边,看着新来的那个人,议论纷纷。
这时,屠夫第一个站了出来,喊道:“他必须净化!”
人群欢呼:“你已经成为真正的光明族了!”
屠夫流着泪跪下,说:“谢谢你们让我变得纯洁。”
04.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开展了一项心理学实验,该实验旨在研究“角色”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研究者随机将24名心理健康的志愿者分为“狱警”和“囚犯”两组,模拟监狱环境。
实验中,“狱警”迅速展现出权力滥用倾向,而“囚犯”则出现了顺从、焦虑甚至崩溃的反应。
这个实验清楚无误的向人们展示了:作恶者心中的邪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而是被环境诱导出来的。
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不是“恶人”做出来的,而是“正常人”在不正常环境中做出的不正常选择。
邪恶存在于每个普通平凡之人的心中,在环境的诱导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他们不思考,只是屈从于环境。
此时,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决定人行善或作恶的,是社会环境,以及塑造环境的系统性力量。
05.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而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
人要满足自身需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前的路,去发展人所特有的爱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向善的路;
另一条是退行的路,试图回归母体,回归死亡,这是向恶的路。
这里说的回归母体是指:
盲从权威:依赖强者(如领袖、国家、宗教)替自己做决定; 服从主义人格:牺牲独立性以换取安全感; 逃避自由:不愿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把人生责任交给外界; 寻求融合:在恋爱、组织或团体中失去自我、迷失个体边界。(AI回答)
回归死亡则是:
破坏性行为:攻击他人或自我毁灭(如酗酒、自残); 虚无主义:否定一切意义与价值,丧失生活动力; 机械化顺从生活:成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过着没有意识、没有热情的生活; 冷漠与疏离:与他人、与自我、与自然失去联系。(AI回答)
那些甘于追随他人作恶的人,往往有着相似的内在状态。
他们生命中缺乏活力与创造性,也缺乏真正去爱的能力。
深层的无力感和自卑,使他们渴望用控制与支配他人来换取一种“强大”的幻象。
他们越是不能创造,就越容易走向破坏;越是远离生命的热情,就越可能沉迷于毁灭的快感。
他们不是天生的恶人,而是因为麻木和逃避,逐渐被环境驯化成工具。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深思熟虑的罪恶,而是一种机械地服从与冷漠地执行。
他们不愿去理解世界,也不愿正视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
这种拒绝自省、拒绝思考的状态,让人性中潜藏的黑暗力量有机可乘,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在某些暴力事件中,他们以理念之名行破坏之实。
他们并非天生暴力,而是在缺乏爱与认同的环境中成长,对自我认同的匮乏,使他们渴望通过摧毁外部世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种以暴力替代意义的行为,其实是深层无力感的反映。
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对自身的思考与反省,个体才能挣脱无知与盲从的牢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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