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被污名化的中年女性》：当女性遭遇“中年”

房主任的爆火，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中年女性形象：幽默而有力，强健而勇猛。在长久的时间里，我们在舆论场上习惯了两种对立的女性形象，年轻貌美的都市丽人们，以及跳广场舞的中年“大妈”们，而后者常常成为舆论调侃，甚至嘲讽的对象。房主任的走红，让我们看到舆论场上是多么渴望一种新的中年女性形象。

脱口秀演员房主任。

当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质疑“女性/女人”（female/women）这一概念是否具有某种普遍的属性时，她已经意识到，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政治与权利诉求主体的“女人”概念内部具有的差异性，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少数族群以及非欧洲地区的女性运动的出现，使得“女人”这一主体概念开始遭到质疑。谁是女人？女人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character）吗？“女人”是一个阶级吗？

这里不仅涉及“女人”这一概念本身的边界及其有效性建构的基础与预设，而且也为人们重新理解“女人”提供了新的可能。巴特勒恰恰是在这一质疑中，企图提醒女性主义，“女人”作为一个概念或是主体不得不面对的动态与差异的处境，即与其去追问它“是”（being）什么（主体论），不如去关注更加具体的、作为处境（situation）的女人生存状态。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看见被污名化的中年女性》中，探讨的正是“中年女性”这一特定群体的处境。为何“中年女性”总被贴上“大妈”的标签？这一看似不受欢迎的群体背后，却可能隐藏着理解具体女性具体处境的线索。

撰文 | 重木

“中年女性”与女性特质

对于“女人”概念的质疑或批判是否就是要否认女人的存在？显然并非如此，而且我们也不必如此迂腐，因为“女人存在”并不是一个逻辑论证或需要沉思的问题，它是一个事实，而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即“女人存在”中的“女人”是哪一种/个女人？正是在这一不断的追问中，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其《游牧主体》中指出存在三种“女人”：首先是“大写的女人”（WOMAN），即传统主流二元性别制度中作为文化意象与表征的女人；再者是作为“经验的女人”（woman），她们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变革推动者，最后是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女人”（feminist woman），它建立在“对‘大写女人’的建构本质、‘大写女人’与‘大写女人们’之间的空隙的识别之上”。而就如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德·劳拉提斯所指出的，所有女性都被牵涉到与“大写女人”特定形象的对抗中，而这种形象是为女性认同提供的文化主导模式。

在维多利亚·史密斯（Victoria Smith）的《看见被污名化的中年女性》（Hags:The Demonistaion of Middle-aged Women）中，她不断批判与对抗的恰恰是这一主导的“大写女人”形象，她称其为“女性特质”（femaleness）。

《看见被污名化的中年女性》

作者: [英] 维多利亚·史密斯
译者 : 朱红梅 / 周严

版本: 青豆书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年5月

史密斯把西方主流社会所塑造的“大写女人”的“女性特质”的核心特征总结为三个F，即Fertility（生育力）、Femininity（女人味）与Fuckability（性魅力），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着社会需求而被塑造的。因此，与其说它们是属于女人的特质，不如说是在特定性别制度以及权力场域中所建构的功能性模板，也即布拉伊多蒂所谓的“作为文化意象的女人”。

根据史密斯所界定的“女性特质”，我们便能发现女人身上被需求的东西主要有二：性与生育。因此，只有具备了这两种功能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即有价值的——女人，而那些失去此功能的女人自然就成了怪异的生物，逐渐被想象和塑造为女人群体内部的敌人。史密斯指出，在西方现代性别文化中，中年女人（middle-aged woman）便承担了这一形象。就如她所引的一部畅销书《永葆女人味》（Feminine Forever）中，支持激素替代疗法的罗伯特·A·威尔逊医生便认为，“更年期使女性‘相当于太监’，女性在年近50岁时会‘在本应是她们最好的年华里，经历自己女性特质的消亡’”。这一“更年期后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但不再拥有女性功能）”的观点伴随着各类医学、精神病学与性别意识形态的传播而逐渐成为“常识”，由此也使得女性（群体）能够根据其是否还具有“女性功能”（性与生殖）的标准而对其进行界定与区分。

由此我们便能看到“女性特质”的功能与价值，也能弄清楚在这一二元对立的性别制度中，“女性”的本质来源于社会对其特定需求，因此她对女性的身体与生命经验进行切割与框定（史密斯说，“这条女性化的连衣裙从来没有合身过”）。史密斯发现，中年（以及老年）女人一方面因为逐渐失去其性与生育的价值而遭到污名，另一方面她们也成为用以进一步恐吓与控制年轻女性——即作为“女人市场”上主要流通和具有价值的商品——的手段。由此导致女性群体内部的代际、阶层以及处境差异被转化为女人之间的政治观点、自我价值与能动性的对立。政治问题在悄无声息中被转变成女性内部的私人问题。“中年女性”如今被贴上了过去、保守的标签，成为合格的女人以及女性主义者的反面形象，尤其对于年轻女人而言，她们被“鼓励按照与我们终会成为的年长女性相反的模式塑造自我”，与此同时，“这种方式在人身及政治上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助长并延续了对女性阶层的剥削”。

《此性非一》

作者: [法] 露西·伊利格瑞
译者: 张贝

版本: 新行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年5月

作为逐渐越界主流“女性特质”且脱离“女人市场”的中年女人，她们别样的女性处境与生活经验逐渐成为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如何能够通过对其污名和忽视来保障“女性特质”的功能继续发挥作用？史密斯以西方传统“猎巫”故事来重新讲述当代西方进步主义思潮圈子里更新版的性别歧视，即在女性与女性主义群体内部划出新的敌人——“中年女性”——由此不仅能保障自身群体的纯洁度，而且还进一步塑造了一种更加阴险的带有年龄歧视的厌女形式，即“它将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年轻、貌美、有女人味、能养生、性感）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重塑为一种进步理念”。更吊诡的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强调逐渐成为管控和规训女性的新手段，伴随着女性运动中对女人自主权的强调，一种区别于传统否定性的权力模式逐渐隐匿，取而代之的是韩炳哲所谓的“肯定性权力”，它通过强调、激发和鼓励个体的自主能动性来攫取资源。一直被看作是独立自主的“自我”成为现代权力与商业消费主义运作的核心中介与动力源。

对于不断遭遇着“大写女人”的现实女人而言，传统过分僵化的“女性特质”开始以更加灵活、分散与柔性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它成为被内化的“自我”积极选择；而女人身份与形象也不再是单一的，选项变得越来越多……但无论如何，这些选择、变化与多元依旧发生在内部，建构性别以及异性恋制度依旧未曾改变，它不是真实的差异，而不过是量的增殖。而那些经历更年期的中年女性，一方面因其“女性特质”逐渐消失而被逐出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她们自身的具体成长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新处境，使得她们对二元性别以及“女人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看得越来越清楚。来自中年女人的批判使得传统建立在“需求-利润”基础上的结构遭到冲击，因此，如何污名、边缘化与无视这些不是“真正女人”的女人的批判，便成为性别制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年女性”与代际差异

如果按照史密斯所总结的西方主流“女性特质”来看，中年女人显然不是女人，或者准确地说，不是“真正的女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巴特勒对“女人”概念批判中的质疑，即一旦要界定“女人是什么”，便会产生出“不是”的问题，对于某种属性（是什么）的定义显然涉及划界行为，而它也意味着有东西要被划在界限之外。更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些被排斥出界限的东西（克里斯蒂娃称其为“贱斥物”）保障了界限之内的性质与稳定。“女性特质”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划界行为，而在这其中，无论是生育力、女人味还是性魅力都指向了一群处于特定生命周期中的女人，她们大都年轻，具有性与生育能力，那么在界限之外的中年女人自然就成了“不再是女人”的奇怪生物。

《大妈的世界》剧照。

长期以来，“女性的中年以及更年期一直与在视觉上‘去女性化’相关联”。这种视觉上的女性化显然与主流女性特质的建构息息相关，即何谓“有女人味”关联着一系列外在的形象塑造与想象，这既是对女性形象的控制，也是对女性身体的改造，而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不仅会遭到贬低与污名，也会对其在“女人市场”上的价值大打折扣。在“二战”结束后的法国，抵抗组织便通过把那些在战时与侵略者有关系的女人剃光头来对其进行羞辱。在这里，“去女性化”意味着对其背叛的惩罚，不仅是对法国男人，也是对法国这个的背叛。“女人”被一套严格的性别结构与民族国家制度所构造，因此，一旦她们僭越或是背叛了这一位置、形象与规范，便会被剥夺“真正女人”的身份。

史密斯所讨论的中年女人的“去女性化”指的更多是伴随着更年期以及其身体变化而呈现出别样的（alternative）女性形象。它首先针对的是主流二元性别气质与规范，即暴露出“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性以及其局限，因此为想象另一种从根本上突破二元结构的性别样态提供空间。然而——就如史密斯无奈地指出的——“半个世纪后，这种偏离并没有被当作对性别二元论的大胆抗拒而获得赞同。相反，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遭人厌恶”。而其中更加幽微与令人无奈的是，对于“中年女性”的拒绝与厌恶不仅仅只存在于社会中，而且也逐渐深入许多年轻女性心中，一种对于“中年”的恐惧与反感既是个体心理的，也是更加普遍的社会状况。在史密斯看来，“中年女性不是性别反叛者，而是揭露整个性别舞台假象的扫兴者”。

史密斯指出，中年女人是“扫兴鬼”，她们不仅以自己的身体、经验和形象揭露了“女性特质”以及“女人市场”的运作结构与剥削，而且还总是说“不”。如今，女人们获得了关于自己身体的性别意识，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性别结构。因此，中年女人遭到愤恨与排斥，并且通过污名化来教育与引导其他年轻女性对其产生怀疑与对立，从而让她们的声音、观点和女性经验彻底无效化。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性别权力斗争便被转移到女性内部的代际问题上：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斗争。

美剧《白莲花度假村》剧照。

史密斯同样意识到女性群体内部的代际冲突，尤其在当下西方社会，代际的差异成为其最具活力的政治战场。在美剧《白莲花度假村》中，不断出现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政治观点与生活形式的冲突构成了其中最具张力的情节，母亲与女儿两代女性之间的争论更是为史密斯的观察提供了精彩的案例。在这里，“母-女”之间的冲突更像是两种不同的女性处境的碰撞。对于女儿而言，母亲功成名就且逐渐成为曾经她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的一分子，即老一辈已经失去锋芒而走向保守；而女儿们恰恰是通过“母亲”这一背叛者的负面形象为自我及其观点提供了框架与立足点，但她们似乎遗忘了恰恰是母亲的奋斗与工作，为她提供了此刻她所厌恶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条件。

《白莲花度假村》中的女儿们对于当下的世界更加敏感与警觉，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更加脆弱与缺乏批判性，尤其当她们不断地沉湎于各种口号、意识形态与一些不痛不痒的反叛姿态时，她们实则不过是其批判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否定性力量。而就如齐泽克所强调的，这种虚假的“内部的外部性”批判，不仅不会对其批判对象造成真实的威胁，反而作为其否定性能量为其提供了更大的动力。而这也正是史密斯对“年轻女人”的批判，她们处于其所批判的内部，不断地再生产着维系主流性别制度与“女性特质”的基础范式。

美剧《白莲花度假村》剧照。

在“年轻vs中年”的现代范式中，前者不断地被“视为天然进步的”，而这一人生叙事显然是以男性为标准的（例如西方经典的成长小说主人公大都是青年男性）。在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1979年所写的文章《为什么年轻女性更保守》（Why Young Women Are More Conservative）中，她强调了年轻男性与年轻女性由于其不同的性别处境而可能产生截然差异的性别观念与认知，尤其是区别于年轻男性通过打破其父子关系而“获得独立身份或接管现有权力”，年轻女性无法通过打破母女或父女关系而获得相应的权力，她必须通过服从“父之法”才能获得特定的位置以及附属的权力。或许正因如此，女儿总是难以与母亲建立起“作为女性的连接”，因为在她们之间被有意地插入了阻碍：母亲/中年女性们“对性别歧视如何在性别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丰富知识”（以及“几十年来辛苦积累的对性别歧视的深刻理解”），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且危险的东西。

就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凯列班与女巫》中所指出的，一直以来，对于女性所掌握的关于女性身体、性、生育与经验的知识不断遭到污名。它们被称作琐碎、感性、缺乏科学性与重要性的错误看法，因而无法进入“知识”的殿堂中，最终只能通过口口相传而形成一种民间的、隐秘的私人知识。在《白莲花度假村》中，认为自己拥有更加“进步”和“觉醒”观点的女儿，对母亲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经验嗤之以鼻，认为它不过是保守与陈腐的旧日女人的胡说八道。

如何理解“女人共同体”？

女人虽然无法形成一个阶级（class），但她们却分布于所有社会、文化与阶级之中，因此她们往往分享与遭受着共同的“女性经验”：女性身体遭遇的目光、走在昏暗巷子里的不安、在群体中的隐身与遭遇的各种性骚扰、在语言与文化中的边缘处境、在家庭中的妻子、母亲以及家务劳动者角色，以及她们对于性的感知，对生育的经验……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围绕着她们作为处境的身体而积累与遭遇的经验，使得“女人”存在一个跨越时间、空间与阶层的经验共同体。它并非某种逻辑推理的结论，或是对其属性的界定，而是作为一种类属、性属的归属感，其中充满了具体的差异与不同。这里不会出现关于“女人是什么”或“女性特质”的外部规定性，因为它总是建立在一元的吞噬性逻辑上，在其中不存在真正的差异与他者，有的只是一元自身的折射与自恋。而女性经验显然不是一元的，而是始终处于变化与生成（becoming）之中，它总是有待到来的可能性。

因此，年轻女人和中年女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是用以分化与控制女性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女人内部的差异。就如布拉伊多蒂所指出的，不仅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差异，在女人与女人之间以及女人自我的内部也同样存在差异。女人与女人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关系，她们既相似又不同，因此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经验与对于外部的看法，尤其在具体的观点、意识形态以及解决的方法上，差异显示对抗的必要性，而对抗是创造新的可能性的重要动力。

《游牧主体》

作者: [意] 罗西·布拉伊多蒂
译者: 赵雅惠

版本: 新行思｜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在史密斯所讨论的年轻女性对中年女性的偏见与排斥中，她笼统地把它归结为女性经验在代际传递间的断裂，而忽视了对于具体观点之争的具体讨论。例如史密斯经常使用J.K.罗琳这些年遭遇的批评来论证中年女性主义者遭到的污名，但她并未讨论许多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对罗琳的批评，大都针对她具体的观点——如她对“跨性别”的看法。

我们不能因为罗琳是中年女性，就把针对她特定观点的批判看作是年龄歧视或厌女（当然我们也不能排斥其中的浑水摸鱼），而是应该根据她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之争来判断这一批判是否合理。对于许多年轻女性主义者以及跨性别而言，罗琳对于“何谓女人”的界定本身就与她所批判的东西存在隐秘的呼应。

《大妈的世界》剧照。

“在市场中，你试图说服一个仍有货色可以交易的女人，让她知道那样做不值得——这感觉就像每一个年长女性的命运，她们努力斟酌着自己的言辞，避免让自己听起来显得盛气凌人，或尖酸刻薄，或嫉妒，以便传达这样的信息：是的，你知道一个年轻女性有多少可失去的东西”。在史密斯的苦口婆心中，我们不得不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即“一个仍有货色”的女人就必然会去“交易”自己吗？她们的“货色”难道除了作为“女人市场”中的商品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史密斯在这里是否太过贬低当代年轻女性及其主体性呢？而我们也确实在这里看到一种“母亲式”的担心，这其中当然有着母亲自身女性经验的传授企图，但却不能为此剥夺或是想象其他人的个体能动性。这难道不正是独立自主的意义吗？女性的经验与知识是重要的，但它不应该具有——无论是强硬还是隐秘软性的——强制性，而如何在女性经验的传承与女性主体性之间保持平衡，这或许是每一个具体女人的具体生活功课。

参考文献：

[1]维多利亚·史密斯：《看见被污名化的中年女性》，朱红梅，周严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

[2]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丘麓书社，2024年。

[3]罗西·布拉伊多蒂：《游牧主体：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具身性和性差异》，赵雅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4]露西·伊利格瑞：《此性非一》，张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

[5]盖尔·鲁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见《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佩姬·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6]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龚瑨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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