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37年红军改编中的信仰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侵占东北三省，此后又侵占热河，增兵华北，进而觊觎中原和整个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伟大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艰苦复杂的斗争。

正义的抉择

捐弃前嫌 共同救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带来转机，淞沪会战标志着日军将战火燃烧到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双方开始就抗日和红军改编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提出取消承载着光辉记忆和浴血荣光的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1937年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为了“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队伍整编为3个师，即115师、120师、129师。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林彪为115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贺龙为120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刘伯承为129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下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下来。

1937年十八集团军主官姓名表（部分）

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反复谈判、不断据理力争之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由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不解的惊涛

“红星”与“青天白日”的碰撞

红军改编的决定在广大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震动。无数在土地革命烽火中淬炼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红星”与“青天白日”发生激烈碰撞。

“十年血海深仇，一朝同穿战袍？”许多红军官兵内心充满了巨大困惑与情感挣扎。这支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诞生，历经“围剿”考验，刚刚完成万里长征的英雄军队，帽徽上那颗浸泡着无数战友鲜血的耀眼红星，早已成为融入骨血的信仰标识。如今却要摘下红星，换上曾兵戎相见的国民党军队青天白日帽徽？无法理解，难以接受。“这不是向敌人低头吗？我们流血牺牲建立苏维埃，如今要穿他们的军装？”有的干部彻夜难眠，有的战士偷偷抹泪，甚至有人摔帽子骂娘。十年浴血锻造的阶级立场与身份认同，在民族大义的巨大转折点前，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

信仰的力量

从困惑到觉悟的转变

面对部分官兵的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中共中央展现出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毛泽东深刻指出：“为了抗日救国的大业，我们必须而且能够作出原则上的让步。”中共各级党组织通过干部会、党小组会、战士座谈会等形式，深入分析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精辟阐释“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道理，强调“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总政治部编印了《红军读本》《抗日紧急动员课本》等教材，发给部队进行战前教育。从军团长、师长至伙夫、马夫都参加了军事、政治训练。整个部队变成了大学校。

各级领导干部分别下到部队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左权到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给同志们讲：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刘伯承给战士们作动员，拿出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郑重说道：“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在党的教育下，广大指战员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民族大义的深刻认同，心中永远记住的是听党话、跟党走。正如陈赓在日记中所写：“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改编不改“姓”

编制调整中的政治坚守

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关于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的大纲（部分）。

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红军一贯的抗日主张，指出红军改名的意义是“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且“改名的同时要缩编。缩编的意义是改变我们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报告中还强调，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要保障工农成分占绝对优势；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保障与加强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党员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开展党内适当的民主生活，发扬党员的积极性与自动性；密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

《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也明确要求：“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改编之初，国民党当局以“统一军令”为由，顽固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将八路军3个师的政治部降格为政训处：罗荣桓为115师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关向应为120师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张浩为129师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师政治主官的职权被大幅压缩。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被迫做出策略让步，但在根本原则上丝毫不动摇，断然拒绝国民党派遣政工人员的要求。同时，在3个师设立军政委员会，115师以林彪为书记，120师以贺龙为书记，129师以刘伯承为书记。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发布五台县南茹村命令：团以上及独立营恢复政治委员，政训处改回政治部。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就任3个师政委，随后萧华、黄克诚、王震等一批战将出任旅级政治委员。这些由久经考验的党员将领组成的集体决策机构，成为八路军在国民党编制下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基石。

新四军方面，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军部虽未设政治委员，但通过军政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项英以副军长身份行使政治委员职权。八路军各部队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处）名称后，新四军军部及所辖各支队和各团亦设立了政治部（处），第4支队所辖各团任命了政治委员。到1939年，新四军所属各支队、纵队、团大多任命了政治委员。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调集8万兵力，围攻在皖南地区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率部队9000余人。新四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下山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雷霆行动，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确立政治工作独立性，在部队整编中强化党的领导。

制胜的密码

党旗所指 军旗所向

1937年秋，改编后的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即取得大捷，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贯彻“党指挥枪”原则下取得胜利的光辉典范。而新四军重建后爆发出惊人战斗力，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从重建时9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30余万人。新四军在盐城的浴火重生，同样昭示了“党指挥枪”原则穿越烽火的永恒价值——军魂所系，胜战之源。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探索、确立并完善的根本原则。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党指挥枪”的原则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完成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升华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原则的确立，彻底解决了军队“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使人民军队从此有了“政治灵魂”和“前进方向”，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阀武装的新型革命军队。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8月1日 总第4322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