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公园真正题字者揭秘，若愚公园的名字仅为坊间流传

青岛“鲁迅公园”位于汇泉湾西岸，沿狭长基岩海岸东 西伸展，有“山穷路断疑断崖，临岸回折又一景”的情趣。公园的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德殖民当局编制的，《胶 澳发展备忘录（1904.10-1905.10）》中，规划别墅区下方建设绿地先用作苗圃后改为公园；《胶澳发展备忘录（1906.10-1907. 10）》中有了维多利亚公园，因其位于维多利亚湾畔。

下面三张照片，是1911年埃斯梅·哈顿·波茨（Esme Hutton Potts）和孩子们拍摄于海水浴场，背景今鲁迅公园，别墅区中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和副税务司艾瑞的别墅也清晰可见。还有一张照片是在公园礁石上拍摄海水浴场。

日本殖民者编写的《青岛军政史（自1914年11月至1917年09月）》中有关于青岛公园的整理，述及四所森林公园分别是旭公园、神尾山下公园、曙滨公园、若鹤公园。

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曙滨公园改为海滨公园，见《胶澳志》。商埠将德占时期的维多利亚路南北走向的西段命名为莱阳路，其德占时华人称会前街，日占时名旅顺町；东西走向的中段命名为南海沿，这也是德占时华人对其的称呼，日占时名忠海町。这也是鲁迅公园被称为南海沿的原因。而南海沿以及前海沿、后海沿中的“沿”的本字是“崖”，如今青岛辖区内村镇名中的红石崖、河崖、沟崖、上崖、下崖等。其方言发音为yái，是中古音，台湾地区《国语辞典》仍发此音。“鲁案善后”中误作“涯”，发音为yá，阴阳对转为yán。同例，青岛方言中称青蛙（wā）为wāi子，也是保留了中古音。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同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首都计划》。计划中规定首都的建筑形式，要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林逸民在序中指出，“此次计划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据此，1930年，青岛市工务局建设“海滨公园”时，将正门建设为，中式古典风格的木质牌楼。

据金山著《青岛近代城市建筑（1922-1937）》引用青岛城市建设档案馆的“海滨公园设计图”中，牌楼正匾为胡若愚题海滨公园。另据1930年9月27日，青岛市政府第六十一次市政会议记录，工务局报告建设海滨公园工程进行概况。两份资料均称海滨公园，可知胡若愚主政期间（1930年6月任，1931年12月卸任）公园仍称海滨公园。

下面分别是1932年，《柯达杂志》第3卷第9期刊发的牌楼正面照，和《天津商报画刊》第5卷第41期刊发的牌楼背面照。

牌楼正匾和背匾的题字照片，截自意大利摄影师克拉韦里的影像作品。其1936年已回国，拍摄时间应在此前。苏竹影于1936年3月出版的《竹影杂记》载，胡若愚题“蓬壶胜览”。如前述，“海滨公园”亦胡若愚题。

1934年，“山海关路海滨公园”建成，为与之区别，“海滨公园”或称“莱阳路海滨公园”。1935年10月，青岛市工务局绘制《青岛市区图》，“山海关路海滨公园”称“山海关路公园”；“海滨公园”仍称“海滨公园”。

《青岛新民报》1942年1月03日第3版刊《海滨公园牌坊年久失修》；03月27日第5版刊《上月官产营缮》，有“海滨公园彩坊年久失修，拟提前修理，正估计预算中”。1946年10月30日，《武进中山日报》第2版刊《青岛海滨公园》图片，可见木牌楼已改为石牌楼。期间牌坊修缮情况不详。

由四十年代后期老照片，可略见牌坊当时的样貌。前匾题字者不详；后匾题字与今相同，传为郑世芬 1932 年题写。

1950年2月，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第二次会议，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将“海滨公园”更名为“鲁迅公园”。红底金字的门匾，自此便高高挂起了。

“鲁迅公园”四字普遍认为是集鲁迅手迹而成，但对于集字的来源语焉不详。鲁海的《青岛掌故》有这样的记述：“1950年，为纪念鲁迅先生，将海滨公园改名为鲁迅公园。原计划请王统照题写，后由鲁迅先生的手迹中选出。其中“鲁迅”两字由最常见的鲁迅签名而来。而公园两字，则是从上海出版公司的《鲁迅书简》手迹版中查得，集为一体放大而成”，这是能见到最详细的叙述了。“鲁迅公园”四字如反向读则似“周公是鬼”或“周公见鬼”，于是便有了，郭沫若题写的说法。

为一探究竟，我便找来《鲁迅书简》，将书中的这四个字摘出。

经过比对，“鲁迅公园”四字不是集自《鲁迅书简》；特别“鲁迅”二字与《鲁迅书简》中相应字差别较大。1918年 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这是“鲁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手迹不存。现存手迹中“鲁迅”二字，最早是1918年7月5日的《致钱玄同》；最晚是1936年9月28日的《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距离其去世仅21天，时间跨度十八年有余。鲁迅手稿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用穷尽的方式为匾字溯源，证明匾字是集字或不是集字，这是不符合逻辑顺序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山穷路断疑断崖，临岸回折又一景”。偶得《鲁迅的道路》一书，是文艺出版社1948年9月出版。书中有大连“鲁迅公园”大门照片，是由内向外拍摄。门上“鲁迅公园”四字，经镜像处理，后比对与青岛鲁迅公园的题字单字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

这样，青岛“鲁迅公园”的题字就是将大连“鲁迅公园”的题字重排。找到大连鲁迅公园的题写者，也就找到了青岛鲁迅公园题字的来源。但大连地方史研究者中，也普遍认为“鲁迅公园”四字是集自鲁迅手迹。

忽忆少年时，读书看到，李一氓曾说其在大连题写了“鲁迅公园”。当时认为“李体”与青岛鲁迅公园的题字风格差距太大，也就没在意。于是，我便翻箱倒柜找有关李一氓的书，终在《<存在集>续编》中的《从两周年纪念到五十周年纪念》，找到“一九四八年，我在大连主持工作，把大连的一个公园，命名为鲁迅公园，我还为它题了园名”的记述。

李一氓在大连期间，积极主持参与翻印《鲁迅全集》，和“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的纪念活动，特别是给鲁迅塑造铜像，修建鲁迅衣冠冢等。李一氓还为《大连日报》副刊《海燕》题写报头。是报于1948年10月17日，发专刊纪念鲁迅。

李一氓的孙女李燕写的《李一氓纪念鲁迅先生》，中共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一氓》和《李一氓年谱》等文章，都有相同的记述。

关于郭沫若题字说，用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有力的回应。

在鲁迅逝世50周年的1986年10月，公园牌楼后竖立起鲁迅花岗岩雕像，以示纪念。2001年，又建“鲁迅自传碑”、“鲁迅诗廊”、“呐喊台”等，使“鲁迅公园”成为一个兼有自然美、园林美和人文美的海滨公园。

2025年7月31日

作者：张超，1975年生于青岛，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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