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驻台总督小林跻造软硬兼施，如何彻底改造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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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后的台湾社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进入了战时状态，为适应这一变化台湾总督也由文官转为重新由武官担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急剧激化，台湾人原本就是汉族，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如何，关系到日本这块殖民地的安危。

小林跻造总督说：

“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如何使台湾人民认同这场侵略战争，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战略，防范台湾人与中国的情感联系及同情心，进一步撕裂两岸人民的血脉渊源，正成为摆在日本殖民者面前有待解决的急迫课题。

同时，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南、南洋的扩张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美国及国际社会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南方的矿产及石油资源早已纳入日本的视野，而台湾正处在日本至南方资源区的中间点上，是日本南进的跳板。军事上，后来对东南亚的战争也正是由驻台湾的航空队轰炸菲律宾美军基地为开端的。

再从台湾自身的发展看，在日本帝国内部的产业分工上，台湾是作为提供初级产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设计的，长期以来，台湾向日本国内输出砂糖、稻米、酒精等原料产品，从日本输入生产生活资料和消费品，呈现典型的殖民地贸易形态。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日本对外扩张和战争环境的需要，台湾自身的经济自主性被强调了，利用南方资源就近加工以满足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计划开始出台。于是，改造经济构成状态的任务也加在了台湾的身上。

1、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出台背景

正是出于以上的背景，日本第17任驻台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任途中就不失时机的提出了台湾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他的后任的贯彻执行，直至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

他说：

“第一是台湾岛民的皇民化运动。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军夫的征用及其他原因，虽然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但考虑到台湾将来在日本帝国构成上的重要性，应更加努力。第二是台湾的工业化问题。台湾的产业向来以自然成长之农业为中心，然而帝国今后一旦向南支南洋伸张，自然必须将占地利之便的台湾予以工业化，扶植以热带农产物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第三是南方政策的问题。台湾乃南方发展及对南支南洋方面经济进出之据点，必须从此一观点来考虑台湾统治。”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配合，1930年代后半期的台湾面临着岛内外激荡局势的冲击。

首先，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民族运动，经过日本殖民当局的反复分化瓦解和强力镇压，到这时已经走向衰微，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活动方针集中于向殖民者请求有限地方自治上，逐渐丧失了群众基础和反日战斗力，并且即便是这样一种叩头请愿的福和运动，也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制和取缔，最终不得不于1936年自行宣布解散。自此，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被消弭了。

其次，在殖民宗主国日本国内，1936年7月内阁通过《第二次总动员计划书》，进行战争总动员，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卷入战争状态。国内政治方面，在“二二六”事件后，议会的约束力被大为削弱，军部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

对外关系上，在陆军的大陆扩张主义之外，海军主导的南进政策也被列为国策，这体现在台湾现地统治机构的重组上，就是身为海军预备役大将的小林跻造接替中川健裁担任台湾总督，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及“总力战体制”。

第三，台湾岛内政治中，军部势力亦日趋膨胀。1930年代以来文官总督时代的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之间，以及小林跻造作为海军将领任总督时，总督文官系统与以陆军为主的台湾军司令部之间，不时爆发矛盾。

台湾军司令部往往与在台日本人右翼团体相勾结，打压、恫吓台湾的广大民众，而日本在台右翼势力也积极与军部配合达成强化台湾统治秩序的目标。

典型事例如“祖国事件”。1936年3月，林献堂游历厦门、香港、上海等地，在上海参加华侨团体欢迎会时，说了一句“林某归来祖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日人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就斥责林献堂为“非国民”，军部还指使浪人在台中公园的集会上公然殴辱林献堂。这一事件引起了台湾士绅很大的恐慌，认为“以林某的地位声望，尚且不免，则我们的将来遭遇还堪设想吗？”

台湾政治气氛之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其民族的向心力使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自然的站到了祖国中国的一边，但又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能公然表达出来，心情之郁闷和无奈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人说过这样的话：

“国人（大陆人民)对于日人，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精神上并无苦闷。但台胞则身心相克，情理矛盾。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得到。”

2、软硬两手

由上可见，当时的台湾社会充满着法西斯叫嚣和对台湾人心理及国家民族认同的扭曲，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人民仍然心系祖国，也没有忘记其自身的民族性。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五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向岛民发出重大警告”，7月14日，台湾军参谋长对台湾人的“非国民的言行再次发出警告”。

8月日军发动上海事变后，台湾正式进入战时体制，社会愈益动荡不安，台湾军司令部再次森然告诫：“岛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若一旦闻知，即予剪除。”

为此，台湾军强化台湾社会治安维持，动员保甲组织担当基层治安工作，着重加强对日本人的依赖，确保日本人在所有重要部门的主导地位，支持右翼社会团体，压制台湾人的声音，甚至提出在台日人“警察化”的口号，要求在台湾的全体日本人行动起来监视台湾人的动向。

在总督府系统之外，台湾军内部也针对战争状态设立了自己的总动员业务部门，由山本募中佐负责，要求台湾产业界根据总动员法与台湾军进行合作，提供军需品，甚至于对台湾总督府一方，台湾军也强调自己是台湾防卫的“唯一责任者”，抨击总督府对台湾人历来同化政策的软弱，要求总督府强化对台湾人的“国防思想的彻底普及”，并有意利用战争状态插手总督府的行政事务，干预殖民地统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台湾人的精英分子，日本殖民者在压制的同时也进行了笼络人心的收编工作，以缓和与台湾人的尖锐矛盾。

这种收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强制将台湾社会精英纳如殖民地秩序的轨道，逼迫其为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体制服务。譬如原民族运动的领导及骨干成员都被编入了皇民奉公会，林献堂任中央委员，林呈禄任生活、文化部长，蔡式谷任台北州皇民奉公委员，黄周任彰化市奉公团壮年干事，吴石磷任奉公青年队总务部长，等等。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实施所谓政治待遇改善活动。1944年，后来曾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在组阁后，提出了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政治待遇改善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殖民地人民有参与日本帝国国家事务的权力，此为“政治上的待遇改善”；二是参政权之外的“一般待遇改善”。

为此在中央成立了“朝鲜及台湾在住民政治处遇调查会”，决定修改贵、众两院选举法，改变贵族院构成，原来只有如辜显荣等个别殖民地“名望有识”者成为敕选贵族院议员，现在设立了“外地特别议员”，朝鲜和台湾共10名。在众议院选举方面，确定了台湾人的选举权、选举方法及议员数，台湾可选出5名日本帝国众议院议员。

在台湾岛内，依据《朝鲜及台湾同胞待遇改善件要纲》，待遇改善活动表现为缓解出入境限制、改善警察取缔措施、提供升学就业的便利、改善劳务管理等，并将台湾人从原称作“台湾人”、“本岛人”改称为“台湾同胞”以示亲善；在镇压了台湾人为之奋争的台湾议会设置清愿运动后，日本政府此时也提出了《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及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改正要纲》，稍稍改变其政治花瓶的角色：赋予一定的政策建议权，台湾总督府也称评议会疑“台湾总督的最高咨询机构”，作为对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治的搪塞。

此外，对于体现民族差别待遇的相关法律予以废止，譬如血腥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匪徒刑罚令》以及《浮浪者取缔规则》，酝酿废除保甲制度，在亲属继承法，官吏、会社员的聘用，国民学校共学等方面都采取了所谓改善措施。

由此看来，日本殖民者一方面对台湾人心存疑虑，倾力防范和镇压；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对台湾以往歧视性政策法规的清理和废止工作，改善台湾人的政治待遇，以体现其所称颂的天皇“一视同仁”的浩荡恩典。

这看起来矛盾的政策，只要深入分析并不奇怪，日本殖民者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统治，历来都是鞭子和糖饴一起祭出的，有打有拉，有高压有笼络，是殖民者的惯用伎俩。且日本殖民者在这时提出待遇改善运动，不是善心大发，内里深藏着私利或阴谋。

3、台湾人参军的鼓噪

我们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虽曾暂时席卷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大片地区，但随着美、英、中等同盟国军队的反攻，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兵力消耗大增，国内青壮年不敷所需，迫切需要人员的补充。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丰富的人力资源便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重要的追逐目标，原本只在台湾征用军夫、军属已不能满足需要，在陆海军的不断要求下，将殖民地民众拉入日本帝国军队充当炮灰的计划秘密出台了。

但是，日本殖民地统治政策的长期结果就是，殖民地人起作为二等公民，一直都未能享有正常的日本“帝国臣民”的地位，要把他们突然间转变为皇军的一分子，显然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障碍。

殖民地民众也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因此，尽可能早的改善台湾人民的身份地位（不管是真心的还是表面化的）是日本殖民者必须着手解决重要课题，而要诱使台湾人民为其卖命，也要给点甜头才行。

小矶内阁在谈到殖民地政治待遇改善时打出的幌子是“使彼等作为真正的皇国民享有将来与内地同胞无差别的平等待遇”，但“处遇会”内的陆军代表的一番话却道出了日本人的真实用意，他说：“待遇改善对（提升）日本战力具有很大的作用”。

由此说来，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突然开展的所谓待遇改善运动确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看到紧接着待遇改善而来的就是征兵制在台湾的迅速实施。在美军登陆冲绳后，台湾总督府还将台湾人民组织起来编成国民义勇队的准战斗组织，实现台湾全岛战场化，让台湾人跟日本人一起为天皇“玉碎”。

1937年之后的台湾，从殖民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空前强化对台湾的资源掠夺的时代，其中既有物质财富的掠夺也包括人力资源的掠夺，法西斯军部势力与总督府文官行政体系相配合，使得这一掠夺进程显得更为精确和有效率。同时我们也看到，殖民者内部在如何对待台湾人的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这表明殖民者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当然这不妨碍他们终极目标的高度一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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