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节约爱的科学

经济学的叙事

作者：[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专家声称他们的故事是“实证研究，而非规范研究”，他们用的是“是”，而非“应该”，表达的是事物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这一主张是现代主义的中心。但故事也承载着一种道德负担。把道德负担隐藏在科学的幌子下是专业知识的精明把戏，也是万金油的秘密成分。

亚当·斯密是一个道德哲学教授。约翰·穆勒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从那时起，世俗哲学家的故事似乎就已经摆脱道德了。但经济学的主题还是道德的，这让故意回避道德的任何说法都让人不悦。如果天体物理学家不愿从道德角度看待他的故事，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拒绝从道德的角度思考他们的故事，我们就应该担心了。

人们应该把经济学家看作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一个说教者。他兜售的是葛莱恩的事实，而不仅仅是道德说教。到1900年，“说教”（preach）这个词已经受人们鄙视，就像现在年轻人对他们父母的说教嗤之以鼻一样。《政治经济学词典》也声称经济学事实是科学，而非艺术。到1900年，英语中“科学”一词也已经开始专门表示“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和能够量化的”。

当然，如果不涉及对幸福的起码追求，也即“获得更多”这样一种道德，那么经济学也将是一门很奇怪的学问。经济学的分支“福利经济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产生大量道德问题。研究生院教给学生们的是，一个经济学家能做的唯一的道德判断是这样一个最不具争议的道德判断：如果所有人都通过某种改变过得更好了，那么这种改变（即“帕累托最优”）就应该发生。甚至像罗尔斯这样的哲学家也采用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试图用经济学家的方式从帽子里抓出一个合理而细致的道德理论来。这些年，福利经济学出现了一些更复杂的道德生活，比如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作品中那样。但大体上福利经济学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主义，满是冷酷无情的眼睛。

阿马蒂亚·森

最简单明了的一点是，经济学家都有道德，这是必然的。布斯认为，“即使那些努力将自己净化到最抽象的形式利益的批评家（他也可以说经济学家），其头脑中最终也是存有道德纲领的。”（Booth，1988：7）好吧，意识形态能够驱动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抗议意识形态的天真。

让我们从布斯对文学腐败这一中心问题开始，对经济学进行道德批判吧：“我们在读或听的时候是在哪个圈子里呢？”我们的母亲会告诉我们，维持一个坏的圈子很糟糕而维持一个好的圈子对我们来说很不错。

经济学写作要求我们成为哪种层次的人则需要我们加以区别。

首先，经济学中的科学论文与其他文化中自觉的科学产品一样有着隐含读者。这个隐含读者有一些并不吸引人的特点：他是冷血的、枯燥乏味的，而且是不介入其中的（uninvolved）。牛顿和他的发明，也即科学论文，就是这样的典型。（Bazerman，1988）

关于在阅读经济学文本时要求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二点，倒是尤其具有经济学特点。经济学家要求读者为了经济学论证的需要而采取特定道德立场。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喜欢经济学故事中的隐含读者：“我愿意成为那类故事讲述者所要求成为的人吗？”（Bazerman，1988）对于冷血的、精于算计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不，我们说：“一种咄咄逼人的、充满敌意的理性头脑/从没有透过圣人的眼睛看出/或者透过醉鬼的眼睛看出。”然而，这种冷冰冰的计算最好有人来做，什么人都好，否则我们就会在夜里毫无所获地向无辜平民丢炸弹，或者选择有人驾驶的航天器，而不用无人驾驶的航天器。现代经济说理要求你成为的那类人并不完全吸引人，却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这种人对约束和选择采取十分现实的态度，很有用，虽然有欠考虑。

换句话说，从功利主义角度讲，经济学家是必要的。在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推崇的道德立场是社会工程师的道德立场，他们冷漠地给充分就业或灭绝集中营提供方案。社会工程师会抗议说，他们跟灭绝集中营没什么关系。但接着他们必须问区别在哪里，这是经济学家不愿意去做的伦理考量。

再次，如布斯所说，“艺术家经常模仿他们所创造的角色。而现实中，作家则向他作品自身想象出来的优点和缺点靠近”（Booth，1988：108）。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学者，而且可能更甚。研究中世纪教皇史的历史学家，或者比较政治学学者采纳了他们研究对象的方法，至少从精神上是如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梅特涅的，这并非毫无关系。人类学家最近已经开始探索他们研究的人类对他们自身的影响。是时候了。

对经济学而言，对经济学创造出的角色所具有的道德影响进行分析很简单，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一些经济学家模仿他们创造的自发经济人角色。任何管理过经济学家的人都会报告说，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学家都会用自私方式为人处世，当这种方式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会得意地用人类经济学模型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让我为搜寻委员会工作，那么我要求明年给我加的薪水要比平时加的多。”“吉姆，你在开玩笑吧！我不能把薪资和日常工作用这么机械的方式挂钩。我们赚多赚少大家都有责任。”“哈！别跟我说什么集体责任。你相信经济学，对吧？”历史学家，无疑还有文学教授，有他们自己的职业病，但不顾脸面的这种自私肯定不是他们的职业病。他们的圈子里没人会这么做；只有在经济学界会这样，原因正是经济学家们所讲的市场的故事。因为同样的原因，要在学术生活或政府中找到一帮现代经济学家，并让他们投票得到绝对均等的加薪安排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对竞争的道德深信不疑。这种平均主义的解决方案通常出现在大学历史学院里，而其中有些确实是自己投票决定薪水待遇的。

重申一遍，关注经济人行为的道德影响并不全然是不好的。经济学家认为，有时候他们所研究的光荣的理性是值得模仿的。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时代的道德思考提供了基础：积累；预见性（think ahead）；如果经济人的行为适合眼前的任务，那就有条不紊；尽量做到像当地风俗习惯那样诚实；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觉得自己在社会上不如冲动无常的贵族阶层——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思考并非毫无价值。大多对此嗤之以鼻的人都受益于这种美德。从社会角度看，经济人并没什么不好。

即使严格从个人视角来看，商人的美德也不是道德的荒野。乔治·李洛在资产阶级掌权前夜（1731）的悲惨剧作中，描写了他理想中伦敦商人（也即梭罗古那样）的样子，断言“就如商人之名绝对不会降低绅士的身份，它也绝不会将绅士排斥在外”（Lillo，1952[1731]：294）。李洛有点言过其实了。在同一场中，梭罗古在下场时让他的助手“仔细审查文档，看看有没有什么商人的账单没有付讫”。人们可以从贵族的高度嘲笑资产阶级道德中的口不对心。但毕竟，严肃地说，给自己的裁缝付钱难道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吗？什么样的人才会一面接受商人的货物，一面拒绝付出呢？这种人一定不是商人。

商人社会的诚实程度实际上超过了由严格自利的卑鄙恶人组成的社会，我们可以从小小的中西部城市那种十分险恶的重商社会模型中看到。对一个业务范围局限于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的房屋修理工来说，童叟无欺的好名声是必需的。修坏一个屋顶，他的生意就完了。在鸡尾酒会上，艾奥瓦大学的教授拒绝提起那个房屋修理工的名字，这个修理工第一次把屋顶修坏了（他免费返工了一次，这是他自己决定的），因为如果人们听说了他的名字，那他在城里的生意就毁了。这位教授的做法本身说明，来自自私的道德习惯可以硬化为道德信念，就像一个侍奉主人的小孩从害怕受罚的环境中长大一样。一个卑鄙恶人则会讲出修理工的名字，从而让这个故事进一步发展。毕竟，教授在他自己事业中的名声并不受什么影响。

那些享受讲述有关贪婪故事的经济学家其实是在宣扬贪婪，不管他说的是“是”还是“应该”。当然从现代经济学发端开始，经济学家就已经鼓动我们去看待贪婪好的一面。重申一遍：金钱万能的道德并不是道德中最坏的那种。约翰生博士说，“比起获得金钱作为回报，没有什么是更纯洁的受雇佣形式了。”似乎在1775年后，这已经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讨论。自18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就认为，对贪婪成性的古老而贵族式的厌恶在道德上来说是很幼稚的。之所以幼稚，是因为这种厌恶没能认识到，贪婪只有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满足最终消费者，才能得以繁荣。

商人唐纳德·特朗普让人不爽。但在所有由他挑起的对他的嫉妒批评中，他并不是一个小偷。他并不是靠贵族式的对牛群的劫掠获得亿万财富，并最终得到游吟诗人献上的荣耀的。用他的话说，他靠的是达成交易（made deals）。而所有这些交易都是自愿的。他并没有靠“点三八”左轮手枪或者重剑胁迫别人跟他签约。他低价买下科莫多酒店然后转手高价卖出，原因是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凯悦酒店和纽约市评议委员会以及他们背后的选民和酒店客人给老地块一个很低的估值，而给新地方估值很高。特朗普因为想到可以把一个低价的酒店用于更高价值的用途，从而赚到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一个无所不知的中央计划者本可以通过命令让同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视市场经济为所有体制中最无私的一个，每一个人为了得到回报，都努力工作来帮助别人。特朗普通过做好事发了财。

然而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比对计算自私或贪婪的厌恶还要深刻。布斯的解释让人信服，他说好作者就是好朋友，是那种“不仅让人直观感到愉悦而且有收获的朋友，还是纯粹对我好的朋友……与这类最好的朋友花时间在一起可以视作一种值得践行的生活方式……我真正的朋友是一个‘与我的关系就像他与自己的关系一样’的人”。

亚当·斯密雕塑

各种经济学模型在这样的友谊上都很节省，都想着用尽量少的这种友谊活下去。人们曾经把经济学描述为一种节约爱的科学。这个理念是说，爱是稀缺的，因此，我们的生活最好尽量不用爱，而是依靠充足的自私来组织日常事务。这种说法的核心就是经济学的。正如亚当·斯密那句著名的话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Smith，1976 [1776]：16）。

斯密并没有小瞧爱——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书是《道德情操论》。然而，他从没有理清他的爱理论和自私理论之间的关联。问题在于节约爱，把爱当成极为稀缺的东西，而不是期待爱，这可能是促进爱发展的一个糟糕的做法。这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立场——市场资本主义不鼓励爱情（社会民主党说，大量的政府官僚机构促进了爱情）。

如果经济学家讲故事，并在讲故事的时候进行一种道德实践，那么他们最好有很多故事，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对多元主义合理性的辩护，这种说法鼓励人们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叙述篮子里。如果你习惯用柏拉图的方式思考，认为知识主要包含像数字2的平方根那样的无理数，现在可证而且永远可证，那么一元主义就很吸引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不是吗？相比之下，如果你习惯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思考，认为知识主要包含像民主的优越性那类判断的话，即使是善意的人们讨论很久之后得到的共识，这些知识还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在故事中讲的一元主义就显得很愚蠢，事实上，它确实很愚蠢。

经济学的叙事

作者：[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英语、传播学教授。在芝加哥学派辉煌年代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讲授价格理论。她以思想深刻而语言辛辣风趣闻名学界，著有《经济学的修辞》《芝加哥大学写作课》《价格理论的应用》《企业家的尊严》等。

内容简介：

受实证主义影响，当下经济学将修辞局限在事实和逻辑上，但这远远不够，经济学还要依赖更古老的修辞艺术——故事和隐喻。本书通过多位经济学名家的文本，分析了其所使用的故事和隐喻，以及两者的融合，如舒尔茨用农民抚养小孩上大学的故事来阐释什么叫“人力资本”。作者认为，使用故事和隐喻，除了更有文采，还经得起理性的检验，更有说服力。

而故事有好有坏。在糟糕的故事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号称包治百病的“万金油”，比如对未来某个商品价格的预测。本书告诉你如何抵御这种诱惑：看出经济学家的故事和隐喻，并认识到，经济学家虽然有智慧，却没那么聪明——如果那么聪明，他自己为什么不富有呢？

这是一本经济学阅读与写作指南、防忽悠手册，更是一本帮你建立经济学批判性思维的书。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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