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镇上的人,都说我是最有福气的女人。
我叫林丽琴。我男人,陈卫东,十年前去了南美洲。我们那儿,男人出洋,女人守家,是天经地义的事。
卫东争气。他每个月寄回来的钱,从一开始的几百美金,涨到后来的两三千。我们家那栋五层楼的“欧式别墅”,就是他一捆一捆的美金,隔着半个地球,一砖一瓦砌起来的。
那楼,是我们镇上最气派的。罗马柱,大落地窗,门口还蹲着两只石狮子,威风得不得了。我公公婆婆,逢人就说:“这都是我们家卫东,在外面拼死拼活换来的。也是我们家阿琴,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守出来的。”
每当这时,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他们不懂。这栋楼,不是我的骄傲。是我的牢笼。
这十年,我一个人拉扯大儿子小杰,伺候公婆。我像一棵钉在海边盐碱地里的树,被台风吹,被烈日晒,早就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
我的世界,只有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儿子开家长会的成绩单,还有公公的风湿病在阴雨天会不会发作。
我和卫东,靠着一部时差颠倒的手机联系。他的声音在电流里传来,越来越模糊。我们的话题,从一开始的互相思念,变成了他问“钱收到了没”,我问“家里要不要盖第二层了”。
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合伙人,是亲人,唯独不像夫妻。
今年,楼房封顶了。卫东在电话里说,他要回来了。十年,他终于要回来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栋空荡荡、散发着石灰气味的新楼前,心里没有一点喜悦。只有一种长跑到了终点,却发现前面空无一人的巨大荒芜。
我才三十八岁。可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一辈子。
转折,发生在一个叫陈阿福的同乡从南美回来之后。
阿福是卫东的远房堂弟,也在那边打工。他回来,是给他爸奔丧。他来我家,给我带了卫东托他捎回来的几包咖啡豆。
我们坐在老屋的客厅里,说着话。
“嫂子,你真是不容易。卫东哥总跟我们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小杰。”阿福憨厚地说。
我笑了笑,给他倒茶。“男人在外面打拼,都辛苦。”
“是辛苦。那边又乱,语言又不通。也就是这几年,生活才好点。还好,有小梅姐照顾他。”阿福喝了口茶,随口说道。
我的心,像被一根冰针狠狠地扎了一下。
“小梅?”我端着茶壶的手,微微一抖。
“是啊。王小梅,也是我们镇上过去的。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做饭嘎嘎好吃,那个鱼丸汤,做得比我们镇上老师傅的都地道。卫东哥能吃上口家乡菜,全靠她。”阿福完全没意识到,他说的话像一颗炸弹,在我心里炸开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十年。整整十年。卫东在电话里,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叫“小梅”的女人。
他的生活,在他嘴里是枯燥的、孤独的,是除了打工赚钱,没有任何色彩的。
原来,那边,也有家乡的鱼丸汤。
阿福走后,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福建的午后,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进来,把空气里的灰尘都照得清清楚楚。
我突然觉得,我和卫东的婚姻,也像这布满灰尘的空气。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藏着我看不见的、肮脏的秘密。
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回想这十年来的蛛丝马迹。
他越来越少的电话,越来越简短的回答。
我让他发张照片给我,他总说自己晒得又黑又丑,不上相。
我跟他说我病了,他只会说“去看医生,别怕花钱”。
我跟他说我想他了,他会在电话那头沉默很久,然后生硬地转开话题。
我以前总告诉自己,他太累了,他压力大。男人在外面,哪有那么多精力说情话。
现在想来,那些所谓的“累”、所谓的“压力”,不过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女人失去了兴趣之后,最拙劣的借口。
我开始调查。
我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疯狂地想抓住一块能证明我清白的浮木。或者,是一块能让我彻底沉下去的石头。
卫东几乎不用国内的社交软件。他的朋友圈,一年也更新不了一条。
我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小杰身上。他今年十五岁,对网络比我懂得多。
“小杰,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能不能在国外的那些网站上,找到你爸的消息?”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个只是好奇的母亲。
小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少年人特有的敏锐。他什么也没问,点了点头。
他用各种我看不懂的软件和网站,搜索着“陈卫东”这个名字。
两天后,他拿着手机走到我面前。
“妈,你看。”
那是一个叫“巴西福建同乡会”的公共主页。上面有一张大合影,是在一个中餐馆里拍的。几十个人,对着镜头笑着。
在最角落的位置,我看到了卫东的脸。他胖了些,但还是我熟悉的模样。
他的手,搭在一个女人的肩膀上。那个女人微笑着,头微微靠向他。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看起来三四岁的小男孩。
那个女人,很普通,算不上漂亮。但她脸上的那种安稳的、被宠爱的神情,是我已经十年没有过的。
我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
“妈,你没事吧?”小杰担忧地问。
我摇了摇头。我把手机还给他,转身进了厨房。
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一遍一遍地冲我的脸。我想哭,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心,像是被泡在了冰水里,又冷,又硬。
这还不够。我还需要一个能让我彻底死心的铁证。
机会,在我公公生病住院的时候来了。
他脑梗,半身不遂。我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他:擦身,喂饭,端屎端尿。婆婆年纪大了,只能在家做点饭送来。小杰要上学。
那段时间,我累得像条狗。
有一天,我给公公收拾他从家里带来的那个小木箱时,在箱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来,是一叠照片。
是卫东寄回来的。但我从来没见过。大概,是他只寄给他父亲的。
照片上,是他和那个叫小梅的女人。
有他们在餐馆里的合影。有他们在某个公园里的自拍。还有一张,是在一个布置得很温馨的家里,他们俩抱着两个孩子。除了那个小男孩,还有一个更小的、被抱在怀里的女婴。
照片的背后,有卫东的字迹:
“爸,这是您的大孙子,家宝。这是您的小孙女,家贝。等我过两年,就带他们回去看您。”
日期,是三年前。
我拿着那张照片,站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浑身发抖。
大孙子。小孙女。
那我儿子小杰呢?算什么?
我这十年守的活寡,又算什么?
我以为我在为他守护大后方。原来,人家早就另起炉灶,儿女双全,过上了团圆美满的日子。
我,林丽琴,不过是他用来标榜自己“有情有义”的牌坊。我们母子,不过是他用来安抚老家亲人的一个工具。
而那栋我们镇上最气派的五层小楼,也不是为我盖的。是为他那个“新家”准备的。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按照原样放回红布包,塞回了箱子底部。
我走出病房,来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
我点了一根烟。
我从不抽烟。这是我第一次。
辛辣的烟雾呛得我眼泪直流。这一次,我没有忍。我蹲在地上,像个疯子一样放声大哭。
我哭我死去的青春。哭我这十年来的愚蠢。哭我那个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所谓“有福气”的后半生。
哭完,我擦干眼泪,扔掉烟头,站了起来。
天,还没塌。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唉声叹气,不再怨天尤人。
我开始打扮自己。我扔掉了那些穿了多年的、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我去县城里买了新裙子、新鞋子。我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短,烫了时髦的卷。
我开始学开车。
镇上的人都说我疯了。说我男人马上就回来了,我不好好守着家,开始作妖了。
我婆婆也找我谈话,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只是笑。
“妈,卫东马上回来了,我不得打扮得漂亮点,给他长长脸?”
他们不知道,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我自己。
我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冷静地处理着所有的事情。
我把公公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他康复出院。
我监督着新楼的装修。每一个细节,我都亲自过问。我请了最好的施工队,用了最好的材料。
那栋楼,在我的手里,一天比一天完善,一天比一天漂亮。
我甚至主动给卫东打电话。
“卫东,家里的装修快弄好了。你当初给我的那份委托书,还在有效期吧?我寻思着,一楼那两个店面空着也是空着,我先把它租出去,也能收点租金,给你减轻点负担。”我用一种无比体贴的语气说。
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了一下,随即答应了。
“好,阿琴,这些事,你做主就行。你辛苦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以前从未察觉过的心虚。
我挂了电话,冷笑一声。
辛苦?更辛苦的,还在后头呢。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一楼的两个店面租了出去。一个租给了连锁便利店,一个租给了我们当地一家很有名的沙茶面馆。租金,一年就有二十多万。
我又把二楼和三楼隔成了八个单身公寓,挂在了网上,很快也租满了。
所有的租赁合同,我都签的是五年长约。
我拿着这些合同,拿着卫东当年寄回来的那份赋予我处理一切家庭财产权力的委托书,去了县城的公证处。
我把这栋楼的产权,还有所有租金的收益权,都牢牢地握在了我自己和我儿子的手里。
做完这一切,离卫东回国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
陈卫东回来的那天,我们镇上像过节一样热闹。
我公公婆婆包了一辆大巴车,拉着几十个亲戚去了机场。村口从早上开始,就放起了鞭炮。
所有人都等着,要迎接我们陈家的“大功臣”。
我没有去。
我只是穿上我最贵的那条连衣裙,化了一个精致的妆,然后牵着我儿子小杰的手,安安静静地站在那栋崭新的、气派的、属于我的楼房前。
下午三点,一列由七八辆奥迪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村口。
陈卫东在众人的簇拥下下了车。
他老了,也黑了。但精神很好。穿着一身名牌,手腕上那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刺得人眼睛疼。
他一眼就看到了我,和我身后那栋比他想象中更宏伟的楼。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骄傲,是满足,是衣锦还乡的荣光。
他快步向我走来。亲戚们都跟在他身后,脸上挂着艳羡的笑容。
“阿琴!”他走到我面前,激动地想来抱我。
我后退了一步,躲开了。
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我没看他。我只是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串钥匙和一个文件袋。
我把它们递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他愣住了。
“钥匙,是四楼和五楼的。”我平静地说,声音不大,但足够周围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一楼二楼三楼呢?”
“租出去了。”我说,“合同,都在这里面。”
他疑惑地打开了那个文件袋。
里面,是我签好的所有租赁合同,是公证书,还有一张我刚刚取出来的银行卡余额截图。上面那一长串的数字,是这栋楼未来五年能带给我的稳定收入。
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开始变了。从红,到白,再到青。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
我终于正眼看向他。这个我等了十年的男人。
我笑了。
“陈卫东,我们算笔账。”
“你出洋十年,每个月寄三千美金,一年三万六,十年三十六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二百五十万。盖这栋楼,花了一百八十万。剩下七十万,是我跟你儿子这十年吃穿用度、人情往来,还有给你爸治病的钱。”
“你用钱,买了这栋楼,买了你陈家光宗耀祖的面子。而我,”我指了指我自己,又指了指身边的小杰,“我用我十年的青春,我儿子没有父亲陪伴的童年,守着这栋楼,守着你爸妈。我们母子俩的这十年,你用什么来还?”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笑容,都凝固了。
“所以,我们两清了。”
“这栋楼,现在姓林。是我林丽琴和我儿子用十年换来的。它的租金,是我们娘俩后半辈子的依靠。”
“四楼五楼,空着。你可以住。毕竟,你也是小杰的爸。你也可以把它租出去,换点钱带回你南美的那个家,继续去养你的‘大孙子’和‘小孙女’。”
“陈卫东,欢迎回家。”
我说完,不再看他那张已经毫无血色的脸。
我牵起小杰的手,转身,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这栋我亲手建起来的华丽牢笼。
我没有回头。
我听到身后,有倒吸冷气的声音,有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我婆婆尖锐的哭喊声。
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福建的海风,吹在我的脸上,带着一股咸咸的、自由的味道。
我的后半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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