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 | 《害马之群》：失控群体如何助长个体恶行？

现实生活里，不仅仅有“害群之马”，还有“害马之群”。

当一个团队或组织内部环境和风气越来越差，即使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也难以正常做事，只能选择离开或是彻底放弃底线、堕落为坏人的同伙，这样的“有毒”群体，是名副其实的“害马之群”。

“害马之群”可不是只有黑帮或传销组织，事实上它距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学校、职场、甚至互联网上，“有毒的环境”随处可见。

为什么一群人会默契地“合谋作恶”？ 失控的群体又是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这本《害马之群》要解答的问题。作者凯文·墨菲，是美国顶尖的组织心理学家。他将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一个“反常识”的观点：恶行的罪魁祸首，往往不是某个坏人，而是一套隐形的“群体病毒”。

一、群体是如何助长恶行的？

1.群体的阴暗面：以1863年纽约征兵为例

1863年7月，纽约市为应对南北战争，开启了新一轮征兵。消息发布的第二天，愤怒的抗议人群聚集在宪兵办公室门前抗议战争和征兵。

情况很快变得不受控制，愤怒的抗议者们很快就将铺路石扔进了宪兵办公室的窗户，暴力进一步升级。一场反征兵抗议很快就演变成大规模的种族暴乱。

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愤怒的暴徒杀害了100多名黑人男女和儿童，对许多黑人动用死刑，还有一些黑人被活活烧死。黑人的住宅和店铺被毁坏，损失达2000万美元。第五大道上的有色人种孤儿院被烧为平地，这是暴乱中最恶劣的罪行之一。

最终，国家征调4000多名北方军部队前往纽约市，镇压了暴乱。

一场反征兵抗议为什么会变成一场针对纽约黑人男女和儿童的为期三天的暴行？

一个答案是，多种社会力量释放出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组织心理学家凯文·墨菲提出，群体和组织在多个方面能够助长、放大、维持有害的行为模式。

2.更多群体恶行案例

（1）基蒂·杰诺韦塞凶杀案：责任扩散效应

（2）大众汽车丑闻案件：员工忠诚与认同感的另一面

总体而言，群体有两种影响个体行的方式。

第一，群体会奖赏或惩罚特定行为，提倡或塑造榜样的力量，改变人对所处场景的感知与理解，从而直接影响行为。这是社会影响的过程。

第二，群体可以影响人对特定行为的想法，从而间接影响行为。例如，一个群体传播的规范可能会让其成员（或希望加人的人）相信，社会通常认为的负面行（比如偷税漏税）其实是可以容忍乃至值得赞许的。这个过程涉及社会认知。社会影响和社会认知都是群体影响成员恶行的重要通路。

二、恶行的心理学

1.造成恶行的社会过程

——社会规范

群体，事实上是由不同角色的个体构成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群体中，个体通常有非常明确的角色。群体之所以能够将不同类型的个体聚合在一起，靠的是规范，也就是标准或条例。

规范，意味着就是正常的东西。规范为什么重要呢？答案是，社会群体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不仅仅把自己理解为个体，也把自己理解为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而其中一些群体是我们看待和理解自身方式的很重要的部分。

——他人在场

心理学认为，人倾向于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说话方式、手势、肢体动作和情绪表现；而当人在模仿另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语言表达、身体姿态和动作时，两个人在情感与情绪上也会靠近。

情绪会感染，行为模式也会。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学习行为，而模仿有时会带来恶行。参照群体常常是塑造个体行为的强大力量，但甚至单纯他人在场也能引发强大的行为观察与模仿过程，让信息、情绪和行为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榜样人物

榜样人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也很明显。例如，群体的领导者通常对群体规范有强大影响，尤其是被视为合法、公正、具有群体代表性的领导者，人们会更倾向于模仿领导者的行为。这些领导者们事实上也是榜样人物，他们在社会心理学里被叫作“社会参照人”。

2.造成恶行的认知过程

——社会学习

群体不知不觉影响了个体的认知过程，认知上的改变会让人在做出违背公认规范的行为的同时，用一种能免除罪恶感或不安感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行为，进而犯下恶行。

——自我保护性认知

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有多种动机因素，但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身与他人行为的认知过程时，有两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第一，人有维护自我正面形象的强烈动机。许多心理学家相信，维护自尊心或自我价值感属于最有力、最持久的人类目标之一。第二，不确定性会让人不适，人有设法减少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强烈动机，换句话说，人始终在寻求安全感。

——不假思索：造成恶性的自动过程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在一生中都会通过各种经验和来源来学习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家庭、学校、职场和其他机构都会使人们知道他们被期望做什么。群体形成了强大的描述性规范与规定性规范，一是让人得以理解世界，二是告诉人应该做什么。

三、聚焦职场中的恶行

1.恶行原因：角色与责任、权力关系、上级目标、薪酬奖赏控制系统、结构化的人际交往

角色与责任界定：

职场会通过职位描述来使角色与责任正式化，详细列出每一个岗位的人应该做什么，负责什么事务。当角色、义务与责任得到明确界定时，人们做事时可能就不再是自主的个体，而开始成为角色的化身，这会让他们停止正常的对错判断，只是履行角色的要求。

职场权力关系：

职场明确界定了权力关系，几乎每名员工都有直属上级，上级有权影响赏罚分配。有了权力关系，个体就更容易停止正常的社会判断、听从上级要求了。

职场人的个人目标：

比如升职，掌握任务和职责，也会向着群体目标努力，而且常常会投入感情。这些上层或上级目标可以对员工的行为造成强有力的影响。

薪酬、奖赏与控制系统：

这种体系会以结构化的方式实现个体员工行为与组织战略目标的协调匹配，给员工高频反馈和奖赏、惩罚，确保员工行为有利于组织的整体目标。

结构化的人际交往：

作为员工，与公司内部其他员工的许多交往是工作要求的一部分，而不是自愿交往。

——企业案例：

安然、世通与南方保健的财务诈骗。

四、如何遏制恶行：从群体到个人

1.改革结构，调整群体的政策，设立监察部门。

2.改变组织成员的行为，或者改变成员。

例如1943年的《强生信条》。

与大多数企业陈词滥调的使命宣言不同，《强生信条》没有突出虚浮的公司战略或是企业文化，而是更加具体、细致地阐述了公司是如何开展业务的。比如，公司如何对待反腐败与反垄断法，公司内部的公共采购应当遵守怎样的规范，隐私问题如何处理，如何做到公平对待员工的，如何确保财务诚信的。

《强生信条》是强生公司的一次著名且重要的尝试，目的是阐述公司试图提倡和践行的价值观。

治疗“害马之群”是困难的，但群体可以采取一组确切具体的行动来提升成功率，包括认真重新界定组织中的角色，在制定决策时对伦理维度进行系统性的考量，这些做法也会为群体未来埋下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