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明令打击，书写上世纪伐木工的奇诡性舞会，这是当下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与她最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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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托里·彼得斯（Torrey Peters）的脑海中曾设想过各种场景：从一种将所有人变成跨性别者的未来病毒，到一个穿着无毛孔硅胶服的异装癖者。然而，她新小说《雄鹿舞会》（

Stag Dance

彼得斯提到的三角是由织物制成的，上世纪早期的伐木工们曾把它固定在胯部，以表明他们为了在荒野深处举行的舞会而暂时改变了性别（成为女性）。这是彼得斯在为创作这部与这一术语同名的小说开发独特词汇时，通过阅读有关伐木文化的原始文献发现的事实。其中一场这样的“雄鹿舞会（stag dances）”构成了彼得斯故事的基础，这是一项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非凡文学成就，它将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的精神内核，融入了一个经历非凡性别转换的伐木工人的故事之中。

对于这位因首作《去性转吧，宝贝》（

Detransition, Baby

“《雄鹿舞会》是我最直接书写‘性转’的作品，”采访中她告诉我，“我认为书写性转是一件被过度定义的事情，但我想写它，因为它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我想：‘我能把它放在一个语境中吗？在那个语境里，什么才算性转是完全不同的？’”

确实，《雄鹿舞会》的乐趣之一在于看到性别转换故事中熟悉的桥段被置于一个使其感觉既新鲜生动又莫名熟悉的语境中。彼得斯发现冒这个险在创作和个人层面都是颇具解放性的，并承认这本书会让《去性转吧，宝贝》的粉丝们感到措手不及。

“我是在一次长达七八个国家的大型巡回宣传活动之后写的《雄鹿舞会》。当时感觉大多数读过《去性转吧，宝贝》的人都认为：‘哦，这人只是想写个跨性别版的《欲望都市》那种东西。’当时肯定有这种想法，认为我可以接着《去性转吧，宝贝》写一部非常类似的作品，但我已经厌倦了那些家庭琐事，厌倦了我自己的第三人称叙述声音。我只是想挑战自己。我搬到了佛蒙特州，惊讶地发现自己与世隔绝，住在树林里。我自问：‘我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人？我真的经历过性别转换吗？’”

在佛蒙特州以及后来在哥伦比亚生活期间，彼得斯开始运用一种她认为“过度冗长”的声音，这种声音源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等19世纪美国文学大师以及包括麦卡锡在内的近代参照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传统。她发现，在写作《雄鹿舞会》时如此专注于声音，使她得以将焦点从“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的诊断上移开——这种诊断往往困扰着跨性别小说，并且她认为它已经无益地遮蔽了关于跨性别生活的讨论。她解释道：“我自己不使用‘性别焦虑’这个词”，觉得它很大程度上没有帮助，因为“性别不安的诊断通常伴随着一个行动要点，比如‘你有这个诊断，那么这就是该做的正确事情。’”像她为主人公芭布所做的那样（这个角色存在于“性别不安”这个术语出现之前），移除诊断，让她能更全面地看待这个角色，“如果你更倾向于这样看：‘我不快乐，我想变得快乐’，那么突然间，所有的选择都对你敞开了。”

在《雄鹿舞会》小说集收录的两部早期中篇小说中，彼得斯透露《面具人》对她而言极其个人化。这个故事围绕着一个跨性别青少年展开，她希望在一个位于拉斯维加斯的艳俗异装癖大会上找到社群。它融入了强制女性化叙事，这些叙事是彼得斯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成长经历的重要部分。故事中有一个真正怪诞的角色，名叫“面具人”，他穿着一件让人联想到充气娃娃的硅胶服，情节中还包含直白的性胁迫行为。这些桥段和叙事可以被视为《去性转吧，宝贝》和《雄鹿舞会》等作品的重要影响来源，但彼得斯在《面具人》之外从未如此直接地处理这些话题，或者说处理得如此有争议性。

这部中篇小说将会挑战许多读者——无论是顺性别（cis）还是跨性别（trans）读者——然而，对彼得斯和她的读者来说，它都是一部具有变革性的作品。

“我必须把这部合集以《面具人》结尾，因为它实际上是我写过的最支持性转的故事，”彼得斯说。“它以一种‘你的生活不应受羞耻支配，你的选择不应出于羞耻’的基调结束。当我想到那些写信给我说‘我读了你的作品，所以开始性转了’的人时，我就会想到那个故事。有一大批读者在那个‘选择不去扰乱自己生活’的选择中看到了自己。”

尽管《面具人》是一篇关于处理身为跨性别者所伴随的污名化的精彩作品，但它也很容易被不怀好意的读者断章取义地找出语句作为“把柄”。它相当坦率地处理了诸如恋物癖（fetishization）、异装癖（crossdressing）可能带来的性经历以及这些东西如何在跨性别女性的旅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等主题。就彼得斯自己而言，她认为这个故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触碰了如此多的界限。“你能对《面具人》提出什么论点呢？说这家伙是个变态怪胎？他自己也会这么说。那么，我们就来谈谈它吧。”

彼得斯对名声的反噬并不陌生——四年前，当《去性转吧，宝贝》入围仅限女性参加的2021年女性小说奖时，许多知名作家宣称她不是女性。“随着《去性转吧，宝贝》的出版，我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大读者。我以为我会有一部电视剧。而这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非常令人寒心的影响。我当时想，‘嗯，如果我写些怪得要命的东西，我可能会失去我的电视剧。’在我被提名女性小说奖时，我已经被公开嘲笑过，这让人精神焕发。所以我问自己：‘我要作为一个作家度过一生，并避开任何可能对我发表负面言论的人吗？’”

尽管经历了这些，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彼得斯对《雄鹿舞会》发行可能引发的任何强烈反对表现出了极其蔑视的态度。“我害怕人们会说我是变态吗？”她反问道，“我可以写出最体面、最支持跨性别的故事，人们仍然会说我是变态。”彼得斯后来提到特朗普政府对跨性别者的顽固偏见无论如何都会抹杀她，无论她写什么样的故事。

“特朗普刚刚接管了肯尼迪中心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其指导方针，抹去了任何包含性别认同的作品，这可能就指任何由跨性别者创作或关于跨性别者的艺术作品。那么，我写一个糟糕的跨性别者，或者写一个最具英雄气概的跨性别者，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仍然会被禁，应该说我尤其会被禁。”

她接着将《面具人》与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

The Bluest Eye

Portnoy’s Complaint

“当《最蓝的眼睛》出版时，人们说，‘这是对黑人社区的可怕背叛，因为黑人父亲不会强奸自己的女儿。蓝眼睛不是最漂亮的眼睛。这只是在展示最糟糕的观念。’而我认为那本书极具力量，它成为经典的原因是它所展示的，这些观念并非角色的观念，而是无处不在的环境性种族主义（ambient racism）的体现，这些角色做出这些行为正是这种环境的反映。”

在这部小说集中，彼得斯也清晰地展现了她小说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元素：即跨性别生活和顺性别生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并且往往弊大于利。在我们的采访中，她指出：“当我真正开始审视这些所谓的跨性别女性经历时，逐行来看，其中没有任何特别属于跨性别女性的东西。我能为一位顺性别女性找到同样的经历。”

彼得斯也将话题拉回到她创作《雄鹿舞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扰乱跨性别与顺性别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对她而言，这是一个深度创作投入的问题，也是她致力于在未来作品中继续探索的方向。“在《雄鹿舞会》的四部作品中，可能只有四五个角色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我想消解的事物之一便是身份认同本身制造界限的方式。我也想消解顺跨二元性。我认为，成为跨性别者的基本过程并非跨性别者所独有。去揭示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事实，对我来说才是真正有趣之处。”

编译：阿洛

审校：文穴编辑部

来源：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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