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受基督教影响？汉谟拉比就是商汤？

武汉大学中文系张思齐教授在《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得出结论： 基督宗教作为唐朝国教之一，对杜甫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然而，该结论因缺乏史料支撑、逻辑跳跃及方法论争议，被广泛批评为“牵强附会”。

01

“博士不博”

有一个说法蛮有趣——应该也不是很新鲜的说法了，但刚好联想到一些问题：

“博士”这个叫法其实不对，博士不博，恰恰是无比的“专”，博士论文就在小小的研究领域内，在全世界可能只有几个人关注的小问题上，作出一点点推进创新。

我们常说高三是一个人知识水平的巅峰。这话主要是说进了大学我们就开始打游戏谈恋爱不学无术了。

但不那么戏谑地来理解，这话也很有道理：

中学阶段先是一个文理综合的整全教育，然后文理分科，接受全面且相对有深度的文科或理科教育；

进了本科一下子变窄了，要进一个具体专业；

到硕士是二级专业，并且要慢慢有自己的专注领域，毕业前写一个小论文；

最后是博士，就做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题目，选定题目、穷尽文献，然后作出一点点推进创新。

这是一个不断收拢、聚焦的过程。当然，实际操作上很难这么一步步走。特别是，高中教育还是太机械，本科还是要补上相对学术化的博雅教育，最好相邻的几个学科都有涉略。并且，无论规划如何完善、培养方案如何科学，我们在进入专业领域后也免不了会发现，自己需要补充某些专业外的知识，于是不得不“走回头路”，重新跳出专业看些杂书。

先浅而博，再专且精，这是一个理想的思想成长逻辑。这不只是因为要“先都学一遍看看自己喜欢什么，而不是高三一毕业就盲目选择专业”；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专和博本身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不只是“我和专业”的关系，这里要谈的是“专业和通识”的内在联系。

这儿不会作详细的论证，只是抛出我的看法：

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不同专业的内在关联是很强的，特别是哲学和其他专业，几乎等于数学和理工科各专业的关系。在对别的学科缺乏了解的前提下，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突然扎入一个专业乃至一个很具体的方向，这不只是会让人显得没什么文化，更重要的是，专业品质也很可能出现问题。

02

当前的论文体制：先吃透，再创新

上世纪以来，特别是晚近三四十年，大学规模急剧扩大。在任何一个小方向，如果真的老老实实去穷尽文献，哪怕只是绕不过去的一些重要文献，也已经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了。

但我们的论文体制就是这么设计的，按其理想状态，就是要吃透既有研究，然后作出一点点创新——所谓创新，就是相对于既有研究而言的。

吃透先前研究的首要理由是，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作了周全深刻的思考，我们可以先放下自己的想法，跟着他们走一遍，把基本的方向都探探明白，这样做比自己从零开始无序思考有效率得多。

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既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勤奋，因此即便就“形成自己的看法”而言，读既有研究特别是大学者、经典著作也是最快最科学的方法。当然此时，“自己的看法”还没有自己的独特色彩，我们只是通过学习、接受他人的观点而使之变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没什么不好，除非你关心的不是“观点”，而是“自己”。

吃透先前研究的第二个理由是，要把自己放入一个学术共同体之中。

我们可能会觉得，根本不可能读完既有研究再创新，一方面是量大，另一方面是在读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现别人的观点很难理解，自己的一些自认为有新意的看法别人都早已想到过，于是就陷入焦虑：按这套逻辑来，还有可能写出自己的研究吗？

然后找一大堆理由，比如二流学者不值一提，比如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传声筒，比如理解他人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最后是随便读点什么就开始自由联想自由发挥。结果是，一代代的“原创性”作品不断重复别人老早已经以高得多的水准处理过的观点。

吃透先前的研究，才能真正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没有人有义务关注一个尚未证明自己的研究者说了什么，去认真对待他的“独创”思考。把自己放入学术共同体，放入既有研究脉络之中，读者才能快速定位我们的研究，理解其可能的意义在哪里。

总之，重要的是“观点本身”而不是“自己的观点”。

如果发现严格贯彻这套逻辑无法写出自己的独创研究，那就说明自己不是这块料，应该做些别的工作。这也没什么，大部分人都不是这块料。

要求每个学生写论文、写有创新点的论文本就很荒谬。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人要把别人的书读懂就很难很难了。

学术，特别是理论研究就是这么残酷。绝大部分人一辈子就是在努力把别人20多岁想出的观点想明白一点，再把自己的理解告诉学生。至圣先师只有一个，绝大多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而已。

我相信在一个小领域内吃透既有研究是可能的，虽然无可否认，这是很累很累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在这一点上可能都没有做得很好。进而我认为，绝大部分人应该止步于理解、梳理，而不是写所谓具有创新性的论文。

03

文科论文有什么用？

前面讲的是穷尽专业内的文献很难，在此基础上作出突破很难，对大部分人而言，要求创新就是在逼人撒谎。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李荣建和吴彬华教授仅靠三篇参考文献写成的“神级”论文《〈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得出结论：汉谟拉比就是商汤！）

但除此之外，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绕回一开始谈的“专”和“博”的问题。主要分两点：

一个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专业和专业外知识的关系如何处理；

一个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专业论文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第一点其实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这儿我们从反面谈一下。

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幻想，就是要做小题目，一个个博士做一个个小题目，然后积累起来、组合起来就出现了大图景，出现了整体的进步。似乎小题目之间自然而谈就会呈现出和谐的整体秩序，似乎做小题目的人即便不了解这个整体，也能理解好、做好自己的小题目。

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搭积木幻想。整体联系着部分，部分联系着整体，两者不断循环。结果是，每个研究者眼中都有各具特色的、或具体或模糊、或有意勾画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图景，并在这个大图景之下定位自己的研究。

如果承认这点，那么对知识储备、对阅读量的要求又急剧上升了。穷尽既有文献真的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经典著作往往集中出现于特定时代。这不是因为那些人恰好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是因为那个时代恰好能产生那些人。什么时代呢？范式转换的时代，社会背景、学术框架剧烈变化，先前的东西大多没了价值，又要开始白纸上立框架了。

第二点是，这些专业门槛这么高的论文写出来有什么意义？

理工类的还好说，没人看就没人看，有实际效果就行。

人文社科类的大部分研究其实没什么实际功用，其主要的意义就是促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如果这个“我们”就是那么三两个人，它的意义就几乎不存在了。

还是应该为这些问题焦虑一下，想想现在这套文科科研体制是不是在自己骗自己，在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一言以蔽之，要环保，要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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