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想起邓焰顾问

邓焰顾问走了，走了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他走时我没有来得及送别，因为北京到太原的火车票已经被放假回家的学生们和旅游的人们买光了，而告别的时间又紧促，无论如何赶不上了，不免遗憾，惆怅。他走时的容貌我没有见到，我的记忆永远是他走以前的，因而也永远是带着声音和情趣的，也永远是亲切和蔼的。

我知道邓焰同志的名字，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是同山西的几位戏剧家的名字一起知道的，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具体搞什么的。认识邓焰同志却是在“文革”后期了。1975年我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卢梦同志经常找省文化局的局长们研究工作，找得最多的除局长刘江同志外，就是邓焰同志。以后卢梦同志调北京工作，接任的刘舒侠同志找得最多的副局长也是邓焰同志。我好生奇怪：文化局“一打子”局长为什么专找邓焰？仔细一看，恍然大悟。原来“一打子”局长，都是各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或某个方面的知名专家，或重要的笔杆子。而邓焰同志虽然也是个剧协副主席，但他既不是编剧、导演、音乐、舞美设计，更不是名演员，他也不写文章，他是个“打杂的”总管。这是他的革命经历决定的。战争时期他曾当过晋绥三分区湫水剧社社长、吕梁军区吕梁剧社一队队长、隰县县委宣传部长，建国后当了不长时间的隰县县委书记，就到大晋南当了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蒲剧院院长，现在又是省文化局的党组副书记，不找他找谁？历史决定了他的工作不能只专一行，不能静心舞文弄墨做学问，历史又要他什么都得懂，什么人都得打交道。党的工作的需要和实践，把他磨炼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管理干部，可贵可敬的艺术内行领导者。他虽然也曾经登台演出，是晋剧须生。但他主要的职责是当社长、队长、团长、局长，因此他对各个行当、各个艺术门类一视同仁，没有偏重，对全区、全省文化艺术状况，特别是对人和事心中有数。

1978年到1979年初，卢梦同志为了恢复各艺术单位的正常工作，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为了抓创作，抓艺术教育，以及美术创作展览，多次召开全省的和省直的会议，听取各单位的汇报，回回都有邓焰同志参加。其实在这些会上，他发言很少，往往是在关键的时候提供或说明情况。由于他掌握情况比较全面，看问题实事求是，不带偏见，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比较切合实际，因此对决定问题起的作用也就比较重要。尤其是在处理人事问题上，他比较公道，宽容，他的意见更容易被采纳。他的这些特质、思想和作风，在他担任了文化厅顾问以后，我的感受就更加直接更加具体深刻了。在文化厅重大工作问题和人事问题的决定上，我们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对人事问题他都比较谨慎。比如有的同志我们都认为比较好，放在处级岗位上是恰当的，他认为也合适，但是他又提醒我们一定要先放在副职岗位上锻炼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检点我们，该“转正”了，不要耽搁。不仅宣传部的领导研究工作愿意找邓焰同志，就是省委研究文艺工作，也请他参加。王大任同志有几次范围很小的会议除了卢梦、马烽、刘江外，也有他。

1982年10月，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精神，决定对省直各部委厅局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考察，组织了几个大组，宣传文教组组长是张维庆同志，邓焰同志是副组长之一。到1982年5月，先后考察了山西日报社、广播电视局、社科院、教育厅、高教厅、体委、文联、作协、出版局、文物局、文化局等单位。考察过程中，他十分认真细致，不厌其烦地反复听取各种不同的反映和意见。但在考察文化局时他回避了，在组内会上，他也基本不表态，尊重大家考察的结果。最后依照中央的体例，把文化局、文物局、出版局合并为文化厅。副厅长人选已经有了，厅长好几个月定不下来。几位副组长研究，提出让我去。我本来想去作协或文联，不敢去文化局，更不敢去三合一的文化厅。经过几位副组长动员，我勉强接受，并提出请邓焰同志担任党组书记，他答应了。但上了省委常委会，他又竭力推荐我，最后李立功同志说，邓焰同志当顾问吧，把担子一下全搁给我了。我的工作从搞文学评论为主到管理艺术工作为主，是一个大转折，我的压力很大。但由于文化厅班子成员互相了解，又有这样一位邓顾问，我也就放大胆上任了。

邓顾问支持文化厅新领导班子的工作是不遗余力的，但他又不是“老板”，他从来不直接处理行政事务。他依然是在会上提供情况，介绍以往成功的或不成功的事例，启发我们。作出决定执行过程中，他常常从旁检点。检点是邓顾问支持我们工作的一种方法，适用于各种工作。比如重大节日我们去看他，他总要检点看了其他老局长没有，并且介绍其他老局长的身体状况等。他参加会议最多的是关于落实政策的会。由于他对历史情况熟悉，给我们介绍情况也就比较详细，这时他的话就多了。由于“文革”的灾害，文化系统是个重灾区，尤其是派性的存在，使得落实政策有一定的难度，这时他就做一些疏导工作。他的办公室是许多老同志和中年同志愿意去的地方，也是他不知不觉地做思想工作的地方。

邓顾问还有一个话多且不大忌讳的时候，就是下乡看戏的时候。我第一次跟邓顾问下乡看戏，是1979年4月到5月，先是到忻州、大同、雁北，同去的有张焕、刘元彤同志，还有文化局艺术处、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本来是去看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剧目《续范亭》《石门寨》《春风杨柳》的，但其他剧团和戏校学生演出的原汁原味的传统戏看得更多，接触了不少老艺人。在忻州，除了看“小电灯”贾桂林、“狮子黑”董福的演出外，还听了“九岁红”、“玉梅子”、“河边红”的演唱录音。他第一次听“河边红”唱，特别感兴趣，说：“这一位老先生唱得有味道。”于是在陪他们参观完河边阎锡山旧居后，我特意领他们到家看望了“河边红”曲隆福。这位退休在家的老演员非常激动，多次给他的两个从事戏曲工作的儿子说起此事。邓焰则在车上反复说：“这位老先生唱得好哩，唱得好哩！”在大同不仅看了晋剧，而且看了“耍孩儿”的演出，看了“小飞罗面”的表演。他和张焕又是一番对老、小“飞罗面”辛致极、薛国治以及他们演的《千里送京娘》的赞扬。在浑源我们大胆看了晋剧《游花园》，因为这样的传统戏当时还没有明确开放。从太原到忻州、到大同，我们都是坐的长途大巴。他们都没有了开会时的严肃，说话随便起来，但多数说的还是戏。但去吕梁地区兴县看《十二月风雪》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小车上只有邓焰、张焕和我，我坐在前面，他俩坐在后面。一路上他俩的话始终没有停过，大都是回忆战争时期在吕梁的生活，除了张焕说的“二梅兰”的故事外，大都不知所云，但也听得津津有味。从他们的调侃里，我知道了张焕同志还有个艺名叫“黄瓜旦”。到了吕梁的首府离石，首要任务是去看王易风。他们不呼他的大名，却叫他老易。老易从窑洞里拄着拐棍出来，打过招呼，让进“洞房”，坐下，接着就向邓焰问斯尔好。张焕说：“见面不问我们好，怎么先问人家的老婆好哩！”引得一阵哈哈大笑。我忽然想起，我曾看过老易写的一本诗，写的是邓焰和斯尔以红枣为信物的恋爱故事，原来他俩都是湫水剧社多年的老人。从离石到兴县，车后面多了一个老人，更加热闹。邓焰和斯尔成了调侃的中心，只可惜斯尔没在车上。我有个坐车打瞌睡的习惯，这一路来回却毫无睡意。

邓焰到临汾运城，特别是到了蒲剧院，和回了家一样，尽是熟人。老一辈的王秀兰、张庆奎、“五虎上将”赵乙、韩刚、杜波、张峰、白星，中年一辈的杨翠花、裴青莲、王天明，少一辈的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见了面那份热闹，真是无以言状。越小越亲切，越老越放肆。记得文化厅新班子上任不久，就着手调整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单位一部分人对原领导有意见，不想让他继续干，不断地找领导，几个女演员一直找到省委副书记李修仁，向他哭诉，李修仁答应调查。她们满意了，出门下楼梯喜笑颜开，正碰上省委秘书长张长畛上楼找李修仁。张长畛问李修仁给她们办了什么好事，她们那么高兴？李修仁才发现她们是在给他表演，因此没有再理会。后来这一些人又找到罗贵波，罗贵波亲自找人进行了调查了解，认为人无完人，工作不能长期摆着，需要人去做，告诉我立即宣布。反对者当然依然不满，他们以为一定是邓焰的主意。为了表示对邓焰的不满，有的人写了几张纸条子，上面大大地写了几个字，扔在垃圾堆上，倒垃圾的人都能看见。其中一条上写着“邓焰爱女人”。我们觉得太不像话了，他却冷静地说，不要查，不要问，不要理会，因此在省直没有引起任何反映。可是这个消息蒲剧院却知道了，当邓焰来到蒲剧院时，老伙计们见面就哈哈大笑：“好你个老家伙，几十年装得真像，竟然瞒过了斯尔，现在终于真相大暴露了！老实交待，你爱的哪个女人?”由于他和蒲剧院是这样一层关系，他在蒲剧界说话顶用得多，我们抓蒲剧也就好抓得多，在四大梆子中我们首先抓的是蒲剧，整理改编了一批折子戏，推出了几个青年演员。邓顾问亲自出马把他们送到成都，送到北京，中国戏剧梅花奖首届评选，在十名戏曲梅花奖中无声无息就意外地获得两名：任跟心、郭泽民。

邓顾问下乡，看戏，是他调查研究、学习、交友的一种方法，他乐此不疲。他曾经分管过艺术档案工作。在当时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山西的艺术档案管理工作在文化部系统还是比较好的。1989年8月，文化部在内蒙古召开艺术档案工作会议，要山西参加并发言，我就请他去。他欣然去了，但发言还是推给了我。会后我们又按他的老熟人的安排，先后游了召河、美岱召、五当召、包头、成陵，从保德、五寨、静乐回来。一路上，他“每事问”，十分愉快，话也多。这是我看到的他最高兴的一回出游。在省内，他走遍了所有的地市，甚至不少县。太原、榆次近在咫尺，不用说了。阳泉我也陪他和张焕同志去了，看了娘子关、瀑布、水磨、冠山书院。至于晋东南，本来是他的故乡，回去了总是什么都格外亲切。他的老家是沁源郭道，是个大镇，而沁源城却不大。他说，沁源衙门靠着山，破败不堪，大堂后墙都塌了，酸枣枝都伸了进来，县太爷审案，一手拍惊堂木，一手伸向背后摘酸枣吃。把一个山清水秀的沁源说得如此寒酸，却又如此惬意！

每到一地看戏，大都看的是新创作的戏，都不成熟，不是本子、导演处理、音乐唱腔不成熟，就是演员嫩。我们都从不同角度提了意见和建议，有些意见提得颇为尖锐甚至尖刻。邓焰同志的发言，总是先从题材、主题思想上加以肯定，然后表示同意大家提的修改意见，建议顺着创作者们的思路修改，不要什么都听我们的。他尤其鼓励坚持演出，在演出中不断完善。他从来不说这个戏行还是不行。他绝不像那种手握艺术作品生杀大权的领导者或权威，居高临下地武断裁决，他总是把自己的发言当作一家之言。他的这种作风对我影响很深，我以后也绝不敢轻易否定一个戏。

邓顾问不仅对作品是宽容的，对人才对同志的宽容和保护更显示了他的革命家的度量。据说1957年抓右派的时候，他正担任着蒲剧院院长，他没有抓够数。上面逼着他报名，他只好说把我报上吧。他虽然没有被抓成右派，但毕竟逃避不了右倾之嫌，不过在他手下的右派们还是好过一些。1974年，“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后，省文化局局长卢梦和副局长贾克，被点名为不能保护的坏人，个别积极分子鼓噪揪“反革命”。邓焰没有落井下石。卢梦同志调任宣传部副部长以后，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卢梦同志工作。后来刘舒侠同志主持给《三上桃峰》平反，点名文化局由邓焰同志总管。从这些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当了顾问以后，对落实政策特别的重视。

邓顾问对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关心、爱护，那才叫经心。1972年，还在“文革”期间，当时山西文化方面的领导看到艺术表演人才严重散失，青黄不接，就在全省各地办起了地市县各种文艺班50多个。到1975年，已经过了三年，很需要总结交流一下，于是在卢梦同志的支持下，省文化局开了一次全省的艺术教育会。会议从10月23日开始，开了九天。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是邓焰同志，做总结也是他。他在总结中特别提到普及艺术教育问题，提出把长远设想和短期计划结合起来，把专业教育和业余教育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群策群力解决办学中的各种问题。又过了三年，1978年末，又开了一次全省艺术教育会。这时，经过六年训练的人才，已经有一批脱颖而出，这就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任跟心他们这一批中年演员和他们所在的剧团。艺术教育的决策者，虽然不只是邓焰同志一人，但他在具体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办青年剧团的工作中，他的作用更加明显。

八十年代初，山西省晋剧院办起了一个青年团，演员清一色是省戏校六班毕业的学生。但紧接着一阵承包风，就把这个团肢解了。1983年我担任文化厅长，在年底的整党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的讨论中，厅党组提出了建设具有山西特色文化艺术的总目标，具体内容包括四个“第一流”，即第一流的人才，作品，设施，管理。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人才什么也干不成。就表演艺术来说，没有像样的演员就演不好戏。1984年，厅党组决定重新组建晋剧院青年团，当时叫青年演员培训班。这时恰好省戏校七班学生要毕业，于是我们决定在七班的基础上，再把分散了的六班学生调一部分回来，办起了青训班。但是对这两部分学生的看法却并不一致，普遍认为尖子不尖，没有任跟心、郭泽民那样的演员。我们请教邓顾问，他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认为培养晋剧青年演员不能照搬蒲剧，更不可能把任跟心郭泽民调来唱晋剧，只能在晋剧现有的基础上培养。青训班办起来后，从训练到排练剧目，他都操心，有些演员行当的调整，他都给出主意，比如陈红兼演小旦就是他向我提议的，由我提出来。演出成功后，他多次赞扬陈红会演戏。1985年9月青训班正式以晋剧院青年团的名义进京汇报演出，他陪着在京住了二十多天。1986年，他又甘担风险把青年团带到香港、成都。如果不是他出面，青年团不知更要遭多少非议。

我从1983年6月起，担任了七年半文化厅长，邓顾问任职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我们的顾问。遇到难办的大事，我常去请教他，但是最后还是由厅党组集体决策。有时他的一些意见，只是给我个人的参考，给我开阔了思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提醒我，该这样做而不可那样做。后来我的翅膀也有些硬了，他也仍然是我的顾问。我看望他虽然不像部队下级见上级那样立正敬礼，毕恭毕敬，他和斯尔老大姐还要热情地给我泡茶，削苹果，说话也比较随便，但内心却更加尊敬他们。

1990年9月，我被下调令（不是商调）调到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实在有些不想去，不想离开省文化厅这个集体，也觉得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一个顾问，心里不踏实。我写了一组“别晋歌”，其中给邓顾问的一首是：八年拼搏胆未寒，只因文苑有高参。此去幽燕入升平，徘徊不敢出娘关。邓顾问看了说:“有些感伤了。不要把文化部看得那么可怕，文化厅长不也当了七年吗？去吧！”在文化部艺术局六年，我又遇到一个像文化厅那样的顺手班子，有一个像张锐同志那样的党委书记，只是缺少一个像邓焰同志那样事事为我操心的顾问。1996年我在本命年该退休的时候，又被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维持会长”，又维持了五年。这里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学术大师张庚先生，见到他就会想起邓顾问，心中得到不少安慰。可惜他年事更高，我不敢过多地烦扰他。有时见到他，他没有多少废话，谈的多是有关戏曲学术的工作问题，往往获益匪浅。每到年节，我都要给他写一条拜年的条幅。同时给邓顾问也写一条，有时是一首打油诗。但后来这几年没有寄条幅，因为他的小女儿早逝，我不知道给他寄一条拜年的红纸合适不合适，只好回来到家拜望。

2006年7月18日下午，突然收到大女儿志榕的短信，说邓顾问去世了，问我能不能回来。我感到太突然，一时不知所措，忍不住暗暗流泪。稍微定下神来，赶快到附近卖火车票的地方，不料全卖光了。又赶紧给太原的几个熟人打电话，都打不通。一下午什么也干不到心上，直到晚上才打通彭一和郭士星的电话，原来邓顾问是16日逝世的，20日告别，就连寄一副挽联都来不及了，只好发一封短信慰问斯尔老大姐。第二天，觉得还是应该写一副挽联。知道收不到了，就短信发给郭士星，请他代写：

乍闻噩耗不敢相信不禁伤神不可终日不知所措

智囊之首高风亮节丰富经验平易风度楷模长存

曲 润 海 敬挽

2006年7月19日

附：给斯尔老大姐的信：

斯尔老大姐：惊闻邓顾问逝世噩耗，非常难过。不禁伤神，不知所措。本想回去送别，苦于买不到车票，只好以信致哀了！邓顾问是我的有力的支持者，我的智囊之首。我所以在文化厅长七年的任上能够办成几件事，是和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善于处人、扬帆掌舵的顾问绝对分不开的。现在他远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哀痛，也留下了高风亮节的品德、平易亲近的作风、取之不尽的经验、萦怀不断的思念。邓顾问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望老大姐节哀，保重！

曲 润 海

200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