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搞钱，垄断“财政部”！民国豪门姻亲变政敌之幕后（上篇）

文│吴景平

宋子文（1894-1971）和孔祥熙（1880-1967）都是国民政府时期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两人之间不仅有着郎舅的特殊关系，还有过大体相同的经历：早年都在国内就读于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并赴美国留学；都曾出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董事长；都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成员；两人虽然都曾受到过蒋介石的重用，又都有过政坛失意；两人都被视作凭藉特权和特殊地位而巨富的“豪门”，成为国人众矢之的。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两人都在美国当寓公，最终客死异乡，且都下葬于纽约市北部郊外的墓区。上述多方面的相同之处，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中，是十分罕见的。

壹

关系融洽期

宋氏家族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1901年秋，孔祥熙作为直隶通州潞河学院资送的毕业生赴美国，先后就读于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于1907年秋回国。宋子文则是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于1912年10月前往美国。1914年春，当孔祥熙在日本横滨同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结婚时，宋子文正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课程；从哈佛毕业后，宋还曾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7年宋子文离开美国回到上海时，孔祥熙则在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官署中任参议。从1922年至1926年，孔祥熙先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和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等闲职。

宋子文虽然步入政坛要晚于孔祥熙，但他一开始便投奔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党政权。1923年3月，宋子文担任了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次年被擢升为中央银行行长。此后，宋子文的地位迅速上升，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商务厅长、财政厅长、广州各届行政专员、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孔祥熙1927年1月开始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时，宋子文已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决策成员之一。由于兼职过多，经宋子文于1927年3月提议，他的广东省财政厅长的职位暂由孔祥熙代理。同月孔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而宋则被选为国民政府5人常务委员之一（其余4人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外6人为汪、谭、孙、徐和顾孟余、谭平山）。

孔祥熙与宋蔼龄

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仍然远超过孔，在南京当局最初公布的国民政府委员（共26人）和常务委员（共7人）名单中，都有宋而无孔。不过，在宁汉对峙的日子里，孔祥熙与宋蔼龄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竭力劝说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投入蒋的营垒，宋则一度犹豫不决，在宁汉之间难以作出抉择。同年9月，国民党内部各派合流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宋子文被推为中央商民部委员，孔祥熙则未列入中央党部。1928年初，宋子文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稍后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当时国民政府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机构中，显然财政部长最为重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便曾谈到：“以现在政府之状况说，北伐军事已在发展时期，首都新治，应从训政开始。惟军事政务皆赖于财政者，最为重要，国府方面故以宋部长而担任。宋部长前在广东办理财政，很有成绩，辅助军事进行极大。……宋部长之经验学识最深，党内同志，希望其在最短时期，于财政上有重大之发展，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申报》1928年1月9日）此后一直到1933年初，宋子文与孔祥熙各有升迁：宋先后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常委、财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孔祥熙先后出任工商部长、实业部长。另外，宋子文一直是中央执行委员，孔祥熙只是在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大”上才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12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显然，这时期宋子文的地位高于孔祥熙，影响也更大。

这一时期，宋子文与孔祥熙的关系较为融洽。以下几件史料可作佐证。

1927年7月12日，蒋介石致函在武汉的宋庆龄，要求她立即返沪，加入南京营垒。蒋在信中提到：“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该信影印件见于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第32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此时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已无重大政治分歧。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

1928年3月2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到：“宋子文与孔祥熙、李承翼、陈（松江运副）等组织团体，会议在孔宅，专做卖缺的事。他们并雇人去做税缺，每月领款二百元，余利归‘公司’。”（《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版）胡适当时与宋子文有较多的个人往来，他对宋、孔关系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1928年11月1日，宋子文在上海参观了由孔祥熙主持的中华国货展览会（由工商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筹办）开幕第一天的展览活动，并以2000元购买了展览会第二号参观券。面额为10000元的第一号参观券，由同时赴会的蒋介石买下。（《申报》1928年11月2日）如果当时宋、孔之间存在芥蒂，按宋的脾气，他是决不肯出面替孔祥熙捧场的。

宋子文、孔祥熙分别作为财政部长和工商部长，当时能够在涉及两部的问题上持合作态度。如孔祥熙从振兴实业出发，多次提案或公开呼吁倡行国货。宋子文则从税收政策入手，再三主张给国产机制工业品相应的优惠待遇。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互相公开“拆台”的事情。不仅如此，宋子文与孔祥熙还有过公开的合作。例如 1930 年 4 月 3 日，宋子文便与孔祥熙联名呈文行政院，强调裁撤厘金的重要性。他们在呈文中以当时四川省境内麻织品运销状况为例，谈到原来每件成本在 37 元左右的麻织品，从四川荣昌运抵重庆，在 300 里运销途中，除正税外，还要缴纳各种苛杂 15 次，因而课证负担相当于成本的 89% 。宋、孔认为：关于裁厘，“自十七年以来，虽有通令，而各地尚未遵行，任意附加，所在都有。其名目之苛细，关卡之繁多，使工商陷于卡索留难之中，财政处于淆乱纷岐之状。此而不亟予撒除，其何能实现中央理财阜民诸政策。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档号：二（ 1 ） 2760 】 裁撤厘金与开征统税，既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要财政政策，又与工商实业的发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是宋、孔能合作的客观前提。但是，如果两人间龃龉颇深的话，那么越是涉及两人职司范围的事项，越会引起宋、孔间的冲突，以后年代里宋、孔关系的发展，便多次印证了这一点。

贰

权利交替期

位于外滩的中央银行旧影

1933年，是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地位发生相对变化的一年。这年4月6日，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位，国民政府特任孔祥熙为央行总裁。同年10月29日，宋子文又辞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位，这两个重要职位的继任者也都是孔祥熙。宋、孔地位的这两次变化，对两人后来关系的恶化，影响至关重大。

早在1931年12月，继蒋介石宣布下野后，宋子文、孔祥熙也都辞去了在国民政府中的职位，以表示与蒋“共进退”以及与孙科内阁的不合作态度。1932年1月底，汪精卫继孙科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复出。在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坛，宋子文因其理财方面的才干及与金融界的密切关系，很快官复原职。但孔祥熙的实业部长一职，却被汪系集团重要干将陈公博所取代。这样，孔祥熙以考察实业名义，于1932年3月偕夫人前往欧美各国。一年后孔祥熙返国之时，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为军费支出问题正在闹矛盾。孔便成了宋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后的继任者。

就宋子文而言，这一次辞职是主动提出的。他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一次次地要求在预算之外拨款，主要是因为不了解财政收支的实际状况；当时中央银行是经理国库的，如果让与蒋关系较密切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孔便会向蒋反映实情，这样，宋作为财政部长坚持按财政预算拨付各种经费，蒋介石也就容易理解了。于是，1933年4月5日宋子文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提出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并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推荐孔祥熙继任。次日，国民政府颁令：准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另特任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国民政府公报》第1099号，1933年4月7日）

孔祥熙题字的《金融法规续编》

从4月5日宋子文打给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并转知交通银行各首脑的密电中，可以看出宋本人对这次辞职所持态度十分坦然。该电全文如次：“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仍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唐）寿民、（胡）孟嘉两兄为祷。弟子文。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档号：三九六（2）407】宋子文电文中所提到的“原定计划”，系指自4月6日起在全国实施的废两改元案，宋就该方案的内容已与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有过多次磋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4月5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公布了关于废两改元的文告。在宋看来，孔祥熙继任中央银行总裁，不会影响废两改元方案的推行实施；作为财政部长，他对控制财政金融局势仍具有充分的信心。

也是在4月5日这天，财政部次长徐堪从南京致电陈行，告以宋子文辞职的缘由。该电全文如下：“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财政状况，不致仍然继续要求增加经费。请即转告（李）馥荪、（张）公权、（贝）淞荪、（胡）孟嘉诸兄为祈。弟堪。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档号：三九六（2）407】

尽管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是并列的两个机构（都直属行政院）、中央银行总裁与财政部部长在职官级别上均为特任，但一般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所以宋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孔的继任并未引起舆论界的重大反响。

但是，宋子文1933年10月底的辞职则完全不同了。

这一次，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它表明，宋子文在外交和内政问题上，与蒋介石、汪精卫的矛盾与分歧已经发展到了无法调和缓解的地步了。不仅如此，宋子文稍后还坚决辞去了直属于国民政府的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直属于行政院的航空建设委员会常委的职位。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远不如财政部，宋的辞职，进一步说明了他已被完全摒于南京当局决策层之外了。

使宋子文的这次辞职风波更加引人瞩日的是：宋辞去的以上4项职务，竟然全部由孔祥熙一人继任了。如果加上4月份的中央银行总裁的相同易位，这种两人之间的“五退五进"的特例，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是十分罕见的。

宋子文与蒋介石等合影

宋子文这次辞职，主要是他同蒋介石之间在财政间题上分歧的总爆发：以下史料可为佐证。

宋子文辞职之初，汪精卫的亲信、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曾向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谈到：宋子文被孔祥熙取代““纯粹是财政问题”在每月出现巨额赤字的情况下，蒋还要求宋增拨“剿共”经费2000万元，宋不同意蒋超出目前预算，把大笔经费用在军事开支上；宋曾说过，只要他还掌权，就不会再发库券，最近为了军事目的而不得不发库券时，为了言行一致，宋除了辞职外，别无选择。【贝克所作与唐有壬会谈的纪要（1933年11月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446-447页）】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在分析宋子文辞职的原因时，也指出过：尽管政府每月赤字已达1000万元，蒋仍坚持要求拨发2000万元的“剿共”经费，宋子文对蒋的做法感到不满。【詹森致国务卿电（1933年10月31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3年第3卷第444页】

当时在四省农民银行供职的一位人士回忆说：“1933年，当时在国民党政权中，宋子文掌握财政大权。同蒋、宋之间存在着矛盾，蒋用钱时，往往受到宋的制约，不大方便，所以蒋介石自己开办银行，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农民银行的成立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可见，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以及由孔祥熙继任，也并非偶然。

1941年，时任驻美国大使胡适与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合影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在1933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本日因宋子文辞财政部长事，甚嚣尘上，……闻介石已返京，对财政部长继任人选，拟孔祥熙。”第二日的日记称：“十时赴中央政治会议，介石主持，决定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以孔祥熙补充，其宋原任之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仍予慰留随即开临时中央常会，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以孔补充，并以宋为国府委员，随散会。”（《邵元冲日记》第1045-10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胡适在其日记中也补记了相关内容：“宋子文被迫辞职事，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汪精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人敢反对。”【胡适1934年2月5日的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册）第11册】

蒋介石决定以孔祥熙来取代宋子文，也不是偶然的。孔不像宋那样锋芒毕露，恃才自傲，而是对蒋介石唯命是从。1933年4月至8月宋子文出访欧美期间，国民政府内各银行垫借额竟达6000万元，而孔祥熙新任总裁的中央银行也加入了垫借的行列。蒋介石难以让宋子文办到的事，宋不在国内的时候，孔祥熙却替蒋照办了。孔本人在出任财政部长赴部视事的第一天，便公开表示：“本人之来，为公为私，均义不容辞。为完成国民革命之成功，为宋能专心经济建设之志向，为蒋剿匪前途计，故即有任何牺牲，亦所不惜。”（《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孔所说话中，最关键的是表明要尽先为蒋充实“剿匪”经费。后来，孔祥熙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于1934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财政报告中承认：“银行借垫日增”、“中央银行垫款过多”。（《革命文献》第27辑，总5849页）不逆拂蒋介石的旨意，这是孔祥熙以后官运亨通十余年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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