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撤县设区争议背后:一场关于城市扩张的博弈真相
成都撤县设区卡在最后一公里:706亿GDP背后的政策博弈
民政部文件揭秘:这些城市为何撤县设区遇阻
反向操作!这些地区为何要求"撤区改县"?
县城升级真相:设区不是换个牌子那么简单
当金堂冲击撤县设区时,临潼在申请"退区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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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金堂县民政局一份文件引发波澜。这份注明“内部沟通稿”的材料中写着:“撤县设区工作暂缓,待国家政策明确后推进。”而在同月,西安临潼网友却在地方论坛发起联名,要求“撤区改县恢复自主权”,短短三天获500条附议。看似矛盾的呼声背后,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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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的焦虑肉眼可见。这个三圈层县城的2024年GDP达到706.3亿元,超过都江堰60亿,通用航空产业园年产值突破300亿。6月成都高层会议更将金堂定位为“东北部门户枢纽”,轨道交通建设火速推进。但民政局回应始终谨慎:“须等待国家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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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谨慎源自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严控撤县建市设区”。民政部工作人员曾向《财经》杂志透露:全国已有28个新设区被查出“假性城市化”,某中部省份新区非农就业占比不足50%,远低于70%的达标线。
当成都金堂、简阳积极申报设区时,反向操作案例正在涌现。西安临潼市民在联名信中写道:“2000年撤县设区后,20年来未通地铁,旅游收入反被周边区县超越。”遂宁安居区市民的诉求更直接:“要么与船山区合并,要么恢复县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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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列着三道硬门槛:
非农就业占比≥65%(金堂2023年数据为58%);
二三产业GDP占比≥80%(简阳机场产业未达此比例);
财政自给率≥60%(都江堰旅游收入波动影响达标)。
但更核心的是权力博弈。2019年成都新津撤县设区后,土地审批权收归市级,重大项目需经成都审批。当地某开发区主任向界面新闻坦言:“以前县里能拍板的道路工程,现在要走三个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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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求撤区改县的区域,痛点恰在自主权丧失。西安临潼某葡萄种植合作社的账本显示:设区后农产品补贴减少30%,改为全市统一标准。遂宁安居区近三年未获批新工业用地指标,因市级规划优先保障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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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严控期,三圈层的迂回策略浮出水面:
产业捆绑——金堂将通用航空产业纳入成都“临空经济走廊”,2023年获省级专项补助3.2亿;
交通先行——S2线提前启动建设,施工方中铁十二局公示牌显示“预计2026年直达春熙路”;
功能分区——简阳借“东部新区”名义将15个乡镇纳入市级直管,其余区域保留县级权限。
这种“半融合”模式恰逢政策窗口。民政部2023年起在浙江龙港试点“撤镇设市”改革,机构精简至9个部门,公务员编制压减40%,权力清单明确市级保留32项、下放乡镇89项。西南财经大学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卫东评价:“与其争论县区名号,不如厘清事权财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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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淮州新城工地上,建筑工人老李的工资单藏着现实答案。2023年他拿县城标准的4500元月薪,2024年参与轨道交通建设后涨到6800元,工资条标注“执行主城区建筑行业薪酬”。“叫县叫区无所谓,孩子能在成都读职高才实在。”他指着金堂职教城的新校区说。
简阳高明乡的果农更用脚投票。将水蜜桃注册“空港鲜达”品牌后,2024年电商销量翻倍。面对设区传闻,果农合作社社长陈建军摆手:“管它归哪管,能让桃子48小时到北上广就行!”
民政部2023年发布的《中国城市融合指数报告》揭示关键规律:当县城与主城通勤时间≤1小时,产业关联度≥30%,居民认同感差异缩小至15%以内——行政区划边界自然消解。目前金堂-成都通勤耗时1.5小时,邛崃市域铁路规划2027年建成后,时间差将缩至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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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调整的博弈终将落地为百姓饭碗里的温度。当都江堰游客不在乎景区属市属区,当新津草莓农发现“城区标识让快递费每箱省2块钱”,当金堂工人拿着与成都同工同酬的薪水——名字已不再重要,发展才是真正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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