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做梦都想不到的，中国市场赏饭吃的好日子结束了

富士康是鸿海集团的子公司，也是苹果背后的“代工之王”。

在富士康几近与“中国制造”等同的早期年代，其创办人、来自台湾的郭台铭也成为了华语商业圈中叱咤风云的标杆人物。

中国大陆历来欢迎、支持台商到大陆投资，并依法保护台商台企的合法正当权益。

富士康在大陆规模最大时曾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地区，建有44个厂区，吸收有近120万名的员工。

郭台铭也因此“底气”十足，2019年接受岛内媒体采访公然放话称：“不存在大陆赏我饭吃，大陆是离不开我的，是我赏大陆饭吃。”

有这样错误的认识，他也就做了错误的决定。

有他谋求富士康供应链去“中国化”在前，哪怕他后来又将富士康大部分代工业务回流至中国，中国市场赏他饭吃的好日子也已经结束了。

郭台铭的创业史

富士康有“代工之王”的头衔且得到全世界公认，和它旗下既有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也有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平板电脑等生产园区离不开关系。

但20世纪70年代创立之初，富士康还只是坐落在台湾的一个小小的工厂，它的创办人郭台铭为了谈下国外的单子，常常要在新泽西路旁的小旅馆苦苦“潜伏”和等待，期间更是吃过了不少的闭门羹。

郭台铭在创业之前也有过短短几年的打工史。

他是1950年生人，出生在中国台湾台北县板桥市的一个贫寒家庭。

20世纪60年代，他依靠半工半读完成在中国台湾“中国海事专科学校”的学业，并在服完兵役之后进入台湾前三强的船舶公司——复兴航运公司当起了一名业务员。

20来岁的郭台铭也就每天穿衬衫打领带，过起了表面光鲜但进账并不理想的打工生活。

这期间，算得上有“收获”的一点是他交往了一位有钱女友并如愿与她成为了合法夫妻。这为他后来下海经商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

郭台铭的妻子就是香港顶级富豪林百欣的女儿林淑如。

果然，在不甘平庸的郭台铭决定辞去工作，与友人合资30万元在台北县成立了鸿海公司生产塑料产品，却因遭遇全球石油危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而亏得精光之后，郭台铭背靠妻子和岳父，度过了一道致命的难关。

彼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75年。与郭台铭合伙的友人都为止损纷纷“撤退”，郭台铭却不甘心放弃，决定独立支撑。

他不打算继续生产塑料产品，而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在台湾地区兴起的黑白电视机，通过向岳父借钱，有说法称是70万元，承接了制造电视机选台旋钮的一单生意。

这一次，他为幸运女神所眷顾，公司开始扭亏为盈。

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郭台铭做了总结和发扬。20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个人电脑时代，郭台铭果断地从日本购入了一些生产设备，建立了模具厂、建立了电镀部门和冲压厂，以“量大、低价”为竞争策略，生产连接器、机壳等产品，迅速占领了市场。

当然，在郭台铭的创业史上，1988年是一个绕不开的年份。

就是在这一年，郭台铭带着他的厂子踏入了大陆市场，也迎来了他人生最为辉煌的30年。

“赏饭吃”

郭台铭决心在中国大陆办厂，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台湾的经商环境并不符合他的期待与需要。

20世纪80年代，台湾已经迎来了经济上的起飞，随即台商经商的成本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如土地和用工成本节节攀升，同一工种用工成本甚至达到了大陆的5倍以上。

彼时的郭台铭一是成本有限，二是想要通过控制成本谋求更大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台湾到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大陆建厂是更有利于他的选择和决定。

第二是当时的大陆正在迅速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对台商并不排斥，甚至还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台商到大陆投资兴业。

郭台铭作为台商，就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嗅到了商机。

1988年，他在深圳宝安西乡租下了一个百来人的简陋厂房。这里也成为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最早的落脚点。

“深圳速度”在当时给予了郭台铭极大的震撼与回馈。短短8年间，富士康在深圳二易其处，当1996年富士康龙华园区正式投入使用时，郭台铭感慨：“终于不再是一个帐篷了，变成了一个没有漂泊感的家”。

可见，早期，郭台铭的事业在大陆步入正轨时，他的心里有着的是满满的庆幸，感激和感慨。

只是，当20世纪90年代，郭台铭结识了乔布斯，拿到了苹果近70%的代工订单，富士康也从深圳往其他沿海城市、再向中西部转移，进入疯狂扩张阶段，逐渐壮大为一个“世界级企业”之后，郭台铭也因为其事业上的成功，忘却了初心，反而对大陆多有诋毁和贬低。

郭台铭的张狂，源自于他可以解决大量就业，又可以赚取巨额外汇。

要知道，1个制造业装配上的岗位可以刺激供应链增加约6个岗位，并刺激制造业外的其他行业增加约3个岗位。

而富士康巅峰时期在大陆的员工就达到了近120万人，下降后也稳定在60万至70万人，这意味着其供应链及外围行业的岗位数巅峰时期可达千万之巨，下降后也稳定在600万至700万个。

最重要的是，就业率一直是地方领导干部的一个关键考核项。郭台铭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大陆各省官员的座上宾。

越是受到追捧，郭台铭就越是目中无人。

在他看来，如今已不是他离不开大陆而是大陆离不开他，因此他才会“理直气壮”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我赏大陆饭吃。”

但其实，郭台铭前期能够在大陆站稳脚步并将富士康发展壮大，离不开大陆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后期能够奠定并稳固富士康“代工之王”的地位，也和大陆工人的素质、产业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关系。

这是大陆赏他饭吃的依据，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郭台铭一直等到将部分供应链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地，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才渐渐明白这个道理。

富士康的“去中国化”和回流

郭台铭一直不认为是中国大陆的营商环境给予了他成功的机缘。

因此，2018年和2019年，郭台铭既嚣张放话称是他“赏大陆饭吃”，又在中美角力之际，为稳定美国客户，也为降低风险，将富士康的部分供应链转移到了印度和越南等国家。

此举也是在为苹果的东南亚扩张铺路。

不过，短短几年过去，郭台铭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营商环境对于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就在今年，郭台铭带着富士康从印度、越南等地跑路，跑回了中国大陆——富士康的大部分代工业务回流至中国大陆，许多零配件也转回向大陆供应链采购，富士康更加码了在大陆的投资，在郑州新建了新事业总部办公大楼，并大举、高薪招收新员工。

富士康的“回归”不是偶然。

以印度为例，富士康不愿继续在印度完成大部分代工业务，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印度工厂的代工良品率仅在五成左右，且在卫生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如被检测出大肠杆菌超标。

因为质量未得保障，富士康印度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输往欧洲和中国大陆两大市场之后都受到了一定的抵制，严重影响了市场销售量。

苹果不得不以降价促销来应对，并为尽可能止损，要求富士康将大部分代工业务回流至中国大陆。

此外，印度除工人素质低于中国大陆之外，还因为供应链不齐全，许多需要的零件仍要从中国进口，并在生产后送往中国大陆市场，另外支付两笔高昂的运输费用，拉高了总成本而不受到看好。

同时，印度基础设施欠缺，如电力落后，经常限电，影响了生产效率，也使印度工厂不受看好。

在印度遭受挫折，让郭台铭带着富士康回到中国大陆。但回到大陆后，郭台铭却发现大陆不愿再赏他饭吃——富士康遭受了两重冷击。

一是富士康原有的政策红利消失，税务稽查曝光其虚假计税、土地违规之后更是对其进行了罚款警告。

二是富士康回流，押注新能源汽车，但汽车行业技术门槛高，需要严格遵守众多标准和规范，尤其注重安全这一核心要素，富士康涉足这一领域，品牌影响力尚显薄弱，市场认可度也低。从政府、员工到客户都对其信心不足，其想要成功转型困难重重。

比如，富士康近期就在人力争夺上遭遇溃败。如比亚迪郑州基地投产之后半年招满5.2万人，其中有九成均来自富士康，而富士康月薪8000元抢人也难以完成既定招聘目标。

参考文献：

环球时报 富士康被查，岛内议论纷纷

中国经营报 “代工之王”富士康坎坷成长路

中国经营报 富士康产能回流：现实考量和未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