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说文艺家比历史学家更能深刻地看穿历史的本质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窃以为然。其中道理在于,历史学家是通过历史事实来把控历史,而文艺家是通过人性来观察历史,所以更能透过现象直达本质。
比如张爱玲的“竹节运”说。
1947年,张爱玲在《都市的人生》一书中写道:“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这是对中国人历史观的一种形象描述。
如果人们不带偏见地审视过去,可以看出,张爱玲的“竹节运”是如此直截了当、简单明了地概括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短短一句话,胜过一部厚厚的《资治通鉴》。
华夏历史上,从未缺乏“其兴也勃焉”的壮丽篇章:从汉唐的鼎盛,到明清的繁荣。但每一次繁华背后,总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劫”,这就是“其亡也忽焉”。每一段“太平”如同竹节中的饱满部分,象征社会稳定与繁荣;而“劫”则如竹节间的凹陷,代表战乱、动荡或危机。二者不可分割,循环往复,形成一种宿命般的轨迹。张爱玲以竹节比喻历史的节律,象征太平与劫难的交替性。
张爱玲指出,这种循环非因偶然,而是“人性使然”——权力腐化、社会矛盾积累的必然结果。在她看来,每一段太平盛世的背后,都隐藏着无数尚未解决的矛盾;而每一次动荡,也不过是这些矛盾终于失控的结果。长期历史经验使中国人形成“劫后必安”的预期,以“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等谚语自我宽慰,倾向于忍耐而非根本性反抗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讽刺道:“时代变了,但换汤不换药”,指向文化惯性的顽固。
大家总是更愿意相信:历史的曲线是渐进向上的,社会的变革是有意义的,未来的日子会比昨日更好。
可事实呢?在现代社会的种种光鲜背后,那些熟悉的“竹节运”节奏依然未曾远去。
经济周期:一轮繁荣紧接着一场危机,看似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背后却是资源的枯竭与社会的不平等。
科技与伦理:技术的飞跃,让人类实现了从未想象的可能,却也制造了新的道德困境。人工智能的崛起、隐私的丧失、算法对人性的操控,这些现代社会的“新问题”,是否依然延续着旧时代的矛盾?
地缘政治:全球化的合作与冲突交织,世界看似一体化,却在文化、宗教与利益的交错中不断撕裂。从冷战的结束到新冷战的隐现,历史的“竹节运”是否正在以新的方式上演?
这些现代的“竹节”,与张爱玲笔下的“竹节运”何其相似。
一棵竹子的纵向生长,看似上升,实则节节重复,“竹节运”亦是如此。每一段“太平”的表象,都掩盖着深层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又必然孕育着新的“太平”。我们以为自己在进步,却不过是在重复,就像竹子在一节节生长一样。
张爱玲因此被讽为“乌鸦嘴”,被许多人嗤之以鼻。毕竟,谁愿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劫”与“劫”之间的间隙中?
但,张爱玲的“竹节运”绝非“乌鸦嘴”式诅咒,而是对华夏历史与文化惯性的深刻洞察。她以冷峻笔触揭示:若不能直面“袍子上的虱子”,循环将永续。
张爱玲的“竹节运”是一把剖析历史的解剖刀,它割开盛世的幻象,暴露循环背后的文化积弊与人性弱点。在技术狂飙的今日,若我们仍忽视历史竹节中的裂痕,则“劫”的再现或非偶然,而是惰性的必然。这一概念的价值,恰在于它以刺耳的清醒,逼迫我们直视循环的根源—唯有打破文化惯性中的麻木,方可能突破“竹节”束缚。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对历史的乐观期待,更是一份如张爱玲般冷峻的清醒:只有看清了爬满虱子的袍子,我们才可能真正开始清理它。而我们是否愿意倾听,则决定了历史的下一节竹节,究竟是“太平”,还是又一场“劫”。
如果把张爱玲的“竹节运”与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提出的“中国式周期律”作一对比,你认为哪种说法更道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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