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锢之祸和宦官有什么关系？

不历史上的宦官绝不是无足轻重的群体。你可能听过“党锢之祸”这个词。它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所谓“党锢”，是指禁止某一群体出仕为官，剥夺他们当东汉公务员的权利。而在这次事件里，受害者主要是名士儒生，而罪魁祸首则是东汉的宦官。在了解这一事件和宦官的关系之前，先讲一段故事。

苏轼幼年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他讲《后汉书》，讲到一处时忽然感慨不已。苏轼问道：母亲，若孩儿将来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

苏轼所说的范滂，不多不少，恰好比他早生了900年。时光从北宋往回推到东汉之末。有一年，汝南督邮吴导忽然到了辖下的征羌县，到了驿馆之后却闭门不出，伏床大哭，弄得县衙上下官吏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消息传到县里名士范滂范孟博耳中，二话不说，自行前往县里的监狱投案。

县令闻听大惊，出来问道：孟博何以来此？范滂回答道：吴督邮此番来县里，一定是奉了朝廷的旨意抓捕我。他之所以到馆后闭门不出，是因为知道我是冤枉的。县令默默封好印章，说道：别说吴督邮，天下人都知道孟博你有多冤。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前来送死。我不能违背道义抓捕你，被天下人唾弃。我已经封好官印，这就辞官，和你亡命天涯。

范滂听完苦笑，他说：只要我一死，此事便了结，又岂敢拖累足下。况且我不能逃亡，我母亲年老，怎好让她跟着一起遭受流离之苦。说到此时，范滂的母亲、弟弟和儿子都已经闻讯赶来。范滂见状，跪倒在地，向母亲告辞道：弟弟为人孝敬，足以奉养母亲，我先追随父亲到黄泉去了。惟愿母亲大人暂忍恩情，万勿过分悲伤！

范滂的母亲强忍不舍道：乱世里，清白和安全，岂能兼得。你如今选择清白，得以和冤死的李膺、杜密两位大人齐名，当无憾！范滂向着母亲再拜诀别，回头又对儿子道：对你，我真是两难。如果教你将来作恶吧，违背我的本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人是不能作恶的。但若教你将来行善吧，我正是因为行善不肯同流合污，才落得如此下场，我的说教又有什么说服力。说罢范滂头也不回，径直往监狱走去。

一旁的众人听到此言，无不落泪。以上这段就是党锢之祸中的一幕。在这场动摇东汉政治根基的风波里，受难之人成千上万，并不只是范滂一人，有直接涉案的，也有因为保护这些名士而被牵连的。孔融一家便是后者，他的哥哥孔褒和名士张俭有私交。张俭落难时，孔褒恰好不在家，十六岁的孔融收留了他。事发之后，孔家兄弟都被收押，但不知究竟该治谁的罪。孔融道：收留张俭的是我，请治我的罪。孔褒则道：张俭来投靠的是我，应该治我的罪。官吏无奈，问兄弟俩的母亲，母亲道：这是家长的责任，请治妾身的罪。一门争死，其义如此。最后孔褒被牵连处死。

这一场以打击党人、名士、豪族及其亲属、门生为主的运动，牵连者动辄处死、不死也被禁锢终生不得入仕，而运动的发起者则是汉朝皇帝和宦官集团。皇帝身边，一向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外朝官，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朝堂上议政的那些。另一套则是中朝官，是活动在更私密的内廷、离天子更近的一些侍臣，包括一些皇室成员、禁宫侍卫、外戚、各种日常生活的服务人员，另外就是宦官。

理论上，外朝官才是真正治理国家的系统，以三公为首。但是在东汉时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总是外戚集团。这是因为东汉的天子特别短命，除了开头的汉光武帝、汉明帝，以及最后的汉献帝，中间十一位皇帝，竟然没有一个活过三十六岁，即位时不满十五岁的倒有九个。当未成年的新君即位，实际要由太后来临朝决定政事。太后从信任角度出发，必须依赖外戚，故外戚在东汉一朝常常大权在握。这些外戚广树党羽，连接内外，跋扈起来连天子都不放在眼里。天子成年以后，当然要争回话语权，但四处都是外戚的耳目，可信任的、能说的上话的，就只剩身边最亲近的宦官了。

于是东汉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先是十岁的汉和帝即位时，窦太后临朝，窦氏“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宦官郑众则对天子忠心耿耿。于是和帝与郑众合谋，诛灭窦氏。再是十三岁的汉安帝即位，邓太后临朝。虽然邓氏兄弟相对没有那么跋扈，安帝还是在邓太后死后，便和宦官李润一起，诛灭了邓氏。

到十五岁的汉桓帝即位时，梁氏外戚因数朝掌权，威势达到顶峰。桓帝不得不再次与宦官合谋。为避开外戚的耳目，这次计划还是桓帝在厕所里和宦官们偷偷商定的。天子不能和奴仆歃血为盟，于是狠狠咬破了其中一名宦官的手臂作为誓约。梁氏被剿灭后，宦官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东汉的权力也通过数次这样的事件，从制度上、从事实上，一步步转移到宦官群体手里。从此，他们开始真正掌握东汉的命脉。

无论是宦官，还是外戚，为巩固势力，都极力争取士人的支持。不过，在这两个群体里，士人总体而言，还是更倾向于外戚。因为外戚基本上是世家大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们的精神谱系和文化脉络，和士人更加接近。而宦官在历史传统中，始终是低贱的代表，被歧视的小人。大多数士人，是耻于和宦官为伍的。这种文化和道德上的隔阂，注定了他们和宦官势同水火。士人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在抨击宦官秉政，甚至不惜为此，一并批评天子的昏庸，终于在最后走上了被天子和宦官联手打压的命途。

东汉延熹九年，宦官使人上书，诬告名士李膺与各郡士人结党，诽谤朝廷，妖言惑众，汉桓帝下诏逮捕党人二百多名。虽然次年就迫于舆论压力将他们释放，但明令这些人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时，窦武大将军与名士陈藩共同执政，他们起用被禁锢的党人，密谋诛杀宦官而最终失败。此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士人张俭、李膺等结党谋反，汉灵帝处死党人百余名，家属徙边发配，被株连者达六七百人之多。熹平元年和五年，汉灵帝在宦官的唆使下，又两次追捕郡国党人和太学生，并扩大对象，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亲属，全部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由于两次党锢之祸，打击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精英阶层，而相当多名士，都是世家大族，牵涉甚众。东汉在这场风波里，变得奄奄一息。这个朝代从一开始就像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在勉力支撑着活下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它周边的匈奴、鲜卑、乌桓、羌族等一直在制造战乱，外患不断，国力衰竭，这时又发生党锢之祸这样巨大的内部危机，终于摧毁了东汉最后的一点元气。在党锢之祸里被禁锢的，还有一位名将张奂。他东征西战多年，立功无数，名震天下，还是被免官了。而他那些骁勇的手下有些则幸免于难，仍然在外领兵。其中有一名他麾下的旧将，名叫董卓。未来他将接受外戚与名士的邀请，进京对付专权的宦官群体。

党锢之祸的同时，东南方也有人起兵自称天子，有一个年轻人招募了一千多人，帮助朝廷平定叛乱，这个年轻人，叫做孙坚。毁灭当中，蕴含着生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渐渐倒塌的废墟上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