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运行不怠，不是因为动机最高尚而是动机最强烈

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Todd G.Buchholz） 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和演讲家，曾担任白宫经济政策顾问和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部长。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曾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前主席，曾在美国总统小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担任要职。

1776 年 3 月，斯密之前为消磨时间而写的《国富论》终于出版了。斯密的偶像休谟对这本书大加赞扬，但也警告说该书可能比较慢热。这是斯密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休谟的判断错误而感到高兴。这本书一经发行便大获成功，六个月后第一版便告售罄。那位为我们 带来了诸如《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和《致小鼠》（Mice an’Men）等脍炙人口的名篇的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宣称，“斯密先生在他的书中所展现的智慧，寻常人等怕是连一半都难 以企及。”

但这是本好书吗？我得说，岂止是好书，简直就是旷世杰作。在书中，斯密以神祇般的目光俯瞰世间众生，洞察世事纷纭，在长达九百多页的作品中洋洋洒洒堆满了分析、预言、事实和寓言——其中大部分内容清晰、引人入胜，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全书主旨。《国富论》带着读者领略了哲学、政治和商业各自精彩纷呈的世界，而向导正是目光敏锐，谨慎多疑，但又最终归于乐观主义的斯密本人。恰逢工业革命爆发之际，斯密以胸有成竹之姿为这场革命的每一个参与者指点迷津。他以精湛的驾驭力，为上至商人修士，下至贩夫农民的所有读者指明了这场看似动荡的社会巨变背后蕴含的真意。此外，斯密在提出经济政策时，并没有对某个群体或阶级有所偏袒。所以没人能指责他阿谀奉承或言不由衷。虽然他终究还是赞同资产 阶级的崛起，但也不忘告诫社会大众不要天真地听信资本家的甜言蜜语。在某种程度上，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就是经济学家们发 表的“独立宣言”。

完整版的书名揭示了斯密这部代表作的关键主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请注意，斯密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目标：揭示出能够阐释如何获得财富的因果规律。光是这个书名，就足以让他名垂启蒙运动的青史。书中通过对指导“经济人”（economic actors）的规律进行解释，继而归纳这些行为规律对社会的潜在影响来证实斯 密的猜想。“经济人”这个术语听起来似乎有些专业，但斯密所指的其实就是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一时刻都可以是经济行为的参 与者。就像没有王子就没有《哈姆雷特》一样，如果缺乏对人的了 解，斯密也无法构建起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他追随了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a 和霍布斯这两位先驱的脚步，他们在看待人时，所见 皆是“实然”而非“应然”。霍布斯说生命“不过是肢体的一种运 动……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关节’ 不过是一些使整体得以活动的齿轮罢了。”（原文重点）人是可加以 了解的，也是有瑕疵的。

斯密在人类本性中发现的重要自然驱动力或“倾向”构成了他的分析的基础，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所有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斯密发现了一种“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总体上波澜不惊，但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曾放弃过”。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哪怕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善。” 然后，斯密指出“人性中的某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彼此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斯密认为社会应该利用这些自然驱动力。政府不应该压制利己主义者，因为自利是一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仅仅依赖于施舍和利他主义，人们将被愚弄戏耍，而国家将会陷于穷困。斯密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就必定是徒劳的。他如果能够向他们表明，给他人做事对他们自己有利，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在经济思想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中，斯密宣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即使是那些喜欢杀牛宰羊、酿造啤酒或烘焙蛋糕的人，如果没有报酬，也不会整日忙于此道。斯密从来没有说过人 们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而行事，他不过是指出，利己主义比善良、利他主义或殉道精神更加有力，也更为持久。简而言之：社会不能将其未来建立在最高尚的动机上，而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最强烈的动机。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各行其道，为什么整个社会不会像一个因信号灯失灵而瘫痪的复杂高速路交叉口一样，陷入无政府状态呢？当不同人的私利彼此发生冲突时，我们不应该像身处那个瘫痪的交叉口一般见证惨烈的碰撞事故吗？如果没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谁走谁停的规则，道路就不安全，那么如果没有中央计划主管部门决定由谁生产和生产什么，一个社会又是否能够维持生存呢？答案是“是”。它不仅会幸存下来，而且可能会比依赖中央计 划的社会更加繁荣。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社会将在产出和社 会和谐方面胜过任何基于利他主义的经济体系。斯密曾研究过天文 学，他信奉行星之间的自然和谐，即使每颗行星只是在自己的轨道 上运行。他认为，人们可以在各行其道的同时维持相互协调，彼此 帮助——但这并非有意为之。在他的经典表述中，斯密宣称，如果 所有人都寻求促进自身利益，整个社会就会繁荣兴旺：“他通常既 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中，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亚当·斯密经济学一目了然的象征。不过，斯密并没有将其论点建立在任何虚妄之物上。“看不见的手”只是社会和谐的真正协调者，即自由市场的象征。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20 世纪自由市场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曾说过，如果市场体系不是自然产生的，它将被宣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存在，才让一个谋求自利的人在早晨醒来，看向窗外的土地，并以其手中原材料从 事生产时，所生产之物并非自己想要，而是他人所需；生产数量也并非自己所愿，而是邻居所好；就连出售价格也非自己所求，而是依据左邻右里对他的工作价值所作的评价而定。

让我们以一名自私自利的邻居约翰为例。与亚当·斯密不同，约翰并没有在小镇的广场上被钟声惊醒，而是在自己的床上正常醒来。吃早饭时，约翰一边看报纸，一边欣赏着挂在餐桌上方的那只他自己雕刻的、惟妙惟肖的秃鹫木雕，它仿佛随时准备扑向餐桌上的残羹冷饭一样栩栩如生。约翰非常喜欢雕刻秃鹫。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为什么不雕刻更多的秃鹫然后卖掉呢？毕竟，雕刻秃鹫用到的，从塔斯马尼亚进口，并经过特殊处理的木材每块只需要 50 美元，而且他每周就可以雕刻一只。他决定以每只 200 美元的价格出售秃鹫木雕，其中丰厚的利润足以让他发家致富，想到这里他不禁开始想象自己坐拥豪车，在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纵情狂欢的情景了。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雕刻。他开始动手雕刻，租了一家店面，还邀请邻居和当地的艺术评论家参加开业庆典。结果庆典之上，众人哄堂大笑，而他却哭丧着脸。他们认为这些秃鹫木雕简直丑陋不堪。这让他不禁抱头大哭。没人愿意为此掏钱。最后，还是他母亲勉为其难地出了 49 美元拿走一个。他就此放弃，洗手不干了。“看不见的手”对他的快速放弃跷了个大拇指，以示赞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约翰生产的不是他邻居想要的东西，而是他自己想要的。他也没有定一个邻居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而是漫天要价。但在约翰的例子中，没有人会付给他雕刻秃鹫所付出的实际成本。约翰的要价不应该高于成本吗？不。答案并不在于要价更高，而是这个产品根本不该生产！为什么“看不见的手”会赞同约翰关门大吉呢？为了制作这些雕塑，约翰用掉了稀缺的资源。地球赋予我们的资源是 有限的。如果约翰用掉了珍贵的塔斯马尼亚木材，其他人就不能用了。如果人们不能生产出比他们所用原料本身更有价值的东西，“看不见的手”就会强迫他们放弃。约翰拿了价值 50 美元的木头，一番精雕细琢，结果他雕出来的秃鹫反而不值这个价了。社会不能容许 这种以贬损资源价值的方式浪费资源的行为。那些利用木材制作名贵小提琴或为残疾人制作拐杖的人，他们提升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他们理应得到“看不见的手”的掌声，而约翰则活该挨上一拳。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约翰的情形。回到家后，他倒了一杯茶，对餐桌上挂着的那只秃鹫骂骂咧咧的，还用拳头在空中比画一番，结果杯里的茶洒到了桌子上。现在他开始咒骂自己把茶洒在了他一个月前刚做的新桌子上。这时他脑海里再次灵光一现。他自问，为什么不做桌子来卖呢？这次他也算吃一堑长一智，找到了一家木材厂，愿意按每张桌子 100 美元的价格为他提供木材。切材、刨平和组装一张桌子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根据他之前做木匠活的经验，他估计自己每周的工作时间值200美元。再考虑到工具、租金和其他杂项费 用，他计算出每张桌子的总成本约为575美元。约翰去店里浏览了一下类似的餐桌，发现他可以卖到585美元的价钱。他不仅能给自己挣到每周200美元的工资，而且还能获得利润。“看不见的手”最终为他跷起了大拇指。他利用稀缺资源，创造出了更有价值的事物——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品位，而是根据社会的所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领教了“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对生产进行鼓励和劝止的。而亚当·斯密也向我们展示了市场是如何调节价格的。记得吗？斯密笔下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为什么约翰不把餐桌价格提高到585美元以上来增加利润呢？因为他不能。如果约翰提高价格，利润反而将大幅下降，因为人们会直接绕过他的店铺，从标价更低的竞争对手那里购买餐桌。当然，所有的家具制造商可以聚在一起，协商共同提高价格。但是，即使他们能够就价格达成一致，也会有其他自利者因为看到家具生意的高利润而争相进入这个行业。这些企业就可以通过低价出售和窃取同业联盟的业务来赚取巨额利润。价格和利润会向企业家们发出信号，告诉他们生产什么和定什么价。高价格和高利润会在企业家耳边鼓噪，催促他们开始生产某种商品。而低利润或亏损则会揪住他们的领子无情地胁迫他们停止 生产。不过，价格和利润并不是简单的抽象概念。高利润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们需要或想要一种产品。当房主和汽车司机更青睐流媒体音频设备而不是 CD 播放机时，对流媒体设备技术的需求增加了，生产商就可以为其定更高的价。相应地，CD 制造商对此信号的应对措施就是减少CD播放器的产量；工人们从一种工厂转移到另一种之中，价格也会回归正常水平。从 2000 年到 2018年，CD销量暴跌了 90%，而听一首歌的成本也下降了。17 相比《辣身舞》（Dirty Dancing）霸榜的1987年，消费者在2018年购买的CD要少得多。

同样地，2004年“百视达”（Blockbuster）在全球拥有超过9000 家门店。现如今，只有俄勒冈州的本德市还保留着一家孤零零的店面，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吸引那些对 20 世纪 90 年代有着怀旧之情的游客来 这里参观而已。尽管视频行业还在折腾不休，但在家看电影的成本却更低了。在过去的10年里，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视的价格均呈现下降趋势，原因不仅是成本下降，还在乎有很多高科技制造商加入了利润竞争的行列。从长远来看，任何行业的利润都不应超过正常水平。自由市场会自发地引导无数逐利的约翰们，去满足陌生人的需求。其间，既不需中央计划者的催促，也无须监工们的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