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延绵英雄图卷，让每一位将士都留下姓名

▲樊建川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碑林广场。受访者供图

红星新闻记者｜王垚摄影记者｜缪睿哲幸运

编辑｜潘莉 责编｜官莉

黄慧彬，第五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运输连一排排长； 李云平，山西武乡县独立营通讯班长； 孙通洲，八路军一二九师勤务员。 …… 成都市大邑县，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碑林广场中，7440枚鲜红的手印立于阳光之下。这些手掌，曾握起步枪、大刀、长矛；曾扔炸弹、埋地雷、炸碉堡。 他们沿着时光，从80年前的战火中走来。每一个都是铮铮铁骨，每个人都留下了姓名。

盛夏的蝉鸣穿透博物馆群落的树荫。这里仿佛有条连接峥嵘往昔的纽带，与历史对话时，每一个名字的主人都年轻了起来，每一段英雄的故事都恍若重现。

“沧桑文物会说话。”馆长樊建川说，他穷尽半生在历史的皱褶中打捞碎片，就是为了用文物，拼凑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时至今日，年近七旬的他仍会为旧物奔波。一张老照片、一封旧家书，或者一杆烟枪、一双草鞋……

“馆里每收集到一件抗战旧物，都会对话家属，深挖故事。”那些没能进入课本的名字，他希望为他们延绵英雄图卷。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他如数家珍，讲述着这些年“打捞”的抗战故事：都是普通将士，但每一个姓名都没被蒙尘。

▲川军抗战馆照片墙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这些年里，有许多人慕名到建川博物馆看“死字旗”。

白布制成的旗帜五尺见方，白旗正中，斗大的“死”字苍劲有力。右边小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则书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建川博物馆的“死字旗”

白旗黑字，悲壮凄凉。古朴凝重，力似千钧。

这位四川安县曲山镇的父亲，名叫王者成。他将自制的“死字旗”赠予儿子王建堂，叫他“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相当于背着棺材去战场。”樊建川如此讲述。床单绘旗帜，王者成既希望儿子为国家、为民族洒尽最后一滴血，又“临行密密缝”，一笔一笔写进了一位父亲的爱与温情。

彼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破碎河山，四川安县曲山镇的小学教员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主动请缨，杀敌报国。很快，王建堂就组织了一支170多人的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1937年冬，队伍即将出发之际，王建堂收到了父亲托人送来的“死字旗”。此后，他带着队伍经成都至重庆，被编入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整训后调往湖北参战，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

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与王建堂一同请缨抗日的同乡，大多战死沙场。王建堂四次身负重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伤口。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家国情、川军魂，都系在这面旗帜上了。

20年前，建川博物馆刚刚建馆。王建堂已故，当年的“死字旗”已遗失战场。他的家人根据王建堂的回忆，将旗帜复刻下来，交给了樊建川。此后，它成为了建川博物馆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抗战藏品之一。

“情怀豪迈的父亲、敢于战斗的儿子，这就是四川人骨子里的不屈。”樊建川说。没有父亲愿见儿女赴死，但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毫不犹疑，那是“宁为玉碎”的不屈。

▲建川博物馆的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

那年，英雄正年轻

让樊建川牢刻于心的另一个名字，叫作黄士伟。

“我见到的黄士伟个子不高，典型的川渝男人长相，腰板儿挺得特别直。”樊建川说起这位老兵时，神采飞扬：“他问我，‘你信不信我曾经炸死过一名日本中将？’”

退役后一直定居成都的黄士伟，曾在92岁那年给樊建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在老兵手印碑林广场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黄士伟2014年辞世，享年93岁。但樊建川却将故事定格在了英雄正年轻的那一年。

那一年是1942年。

第21军146师所指挥的独立工兵第8营副营长黄士伟，率工兵在兰溪北郊所埋地雷，炸死了侵华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

据日本史书《中国派遣军》中披露，酒井直次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建立新式陆军后，第一个被打死在战场上的师团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官。

出生于重庆荣昌县的黄士伟，那一年只有21岁。

16岁时，身为家中独子的他毅然写了遗嘱投军。参军后曾在江西工兵学校学习。后来，才21岁的他，便当上了146师独立工兵第八营少校副营长兼代理营长。在军中，黄士伟是很有名气的工兵专家。

“每次在路上埋了地雷，鬼子就给挖出来，很狡猾。”黄士伟不甘心，有次专门在附近山坡上也埋了雷。没想到，果然有骑马的日军军官跑到了山坡上查看我军撤退的方向。“黄士军埋的雷炸了，把这个日军军官从大马上掀了下来。”

然而，当时日本军方封锁信息，酒井直次身亡的消息并未被公开。直到40年后，日军档案才首次披露，酒井当时左腿被炸开了花，腹部也受了伤。经抢救因失血过多于1942年5月28日身亡。

自此，黄士伟所建立的功勋，才真正被世人所知。

樊建川说，黄老讲起这段经历时，神采奕奕。40年军功掩埋，他毫不愤懑，依旧爽朗，依旧自豪。黄老还向他开玩笑地说：“日本人要是当时就公布了消息，我可能当时就升团长啦！”

“有这股子豁达劲儿，不愧巴蜀男儿。”

▲川军抗战馆石碑，引用1945年《新华日报》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川人从未负国”

樊建川的讲述中，还出现了许多的名字。

张振华。1943年与日军交战时，张振华受伤，日军38式步枪的一颗子弹打入他身体，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子弹就一直陪伴了他60多年。如今这颗子弹静静躺在建川博物馆里。

廖季威。参加过长沙会战，他说那时候“一天到晚吃炸弹，幸好没被炸死”。1946年，中国以战胜国之姿派出先遣部队进驻日本，廖季威参与了将南京大屠杀的谷寿夫等12名战犯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工作。

受访的短短时间里，樊建川细数“打捞”半生的红色“家底”，如同翻阅一部立体的史诗。

他说，收藏战争，为的是和平。将士用血肉一寸一寸拼出和平，他们的故事必须被珍藏。

他尤其喜欢讲述川军的故事。

“当时的川军，看上去不太像一支正规部队。”川军将士穿的是草鞋，穿的是自家布头缝的五颜六色的军装。川军出川，没有一顶钢盔，将士们配的是步枪，还有许多枪甚至是清朝时期的枪，旧的连膛线都磨没了。将士们挑着扁担，背着背篓，四川人喜欢抽旱烟，除了步枪还带着杆烟枪……

所以川军还被嘲笑为“草鞋兵”“双枪兵”。

讲到此处，樊建川展示了馆藏“烟杆”。竹子做的烟杆上，每一支上面都有口号——“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马上官长传下令，不除日寇不回乡”……

据新华社报道，纪实文学《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写到：在抗日战争中，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共计64万余人。国难当头，危机面前，川军用热血、青春和生命，赢得了“川军能战”的口碑，写就了“川人从未负国”的豪言。

樊建川专门设立川军抗战馆，初衷就是“让人们知道川军和整个四川在抗战中的悲壮。”

340多万川军将士三路东征出川抗战，64万多英魂埋骨他乡。樊建川始终希望，将那串长长的名字与滚烫的故事，反复打捞、代代相传，弘扬这份力量。

“今日之中国，比我更热血、更专业、更有情怀的年轻人大有人在。”樊建川说，等到抗战胜利100周年的时候，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樊建川”来讲述这些抗战故事，让英雄的图卷继续延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