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这5个超凡待遇，即便被顺治剥夺，整个清朝也无王爷能及

提起清初风云人物，多尔衮是绕不过去的。

他并非皇帝，却曾挟天子以令天下；他不是父亲，却以“皇父”自居；他不是正统，却拥有近于帝王的威仪与权势。

论军功、论权势、论影响，他远远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清朝自入关以来，无一王爷待遇能及。

顺治元年，年仅六岁的福临被拥上皇位。

其时皇太极猝然去世，未留遗诏，皇位继承人选悬而未决。

长子豪格与异母弟多尔衮皆为争储热门，八旗中局势一触即发。

多尔衮深知，硬争不过豪格，便机变权衡，提出由年幼的福临即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

他亲自安排舆论与旗中斡旋，使福临顺利登基，也就为自己赢得了朝政实权。

摄政伊始，顺治皇帝仍是傀儡一尊，所有政务皆由多尔衮定夺。

初期摄政名号中，“摄政睿亲王”与“摄政郑亲王”并列，济尔哈朗位在其前。

然济尔哈朗非努尔哈赤子嗣，仅为侄辈，自知不宜与多尔衮争功，故主动退居二线，任多尔衮独揽大权。

入关之后，多尔衮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至顺治五年更进一阶，擅自将称号改为“皇父摄政王”。

这一称号极具象征意义。

在满文中，“Han i ama”可释作“皇之父”，与皇帝对父亲“Han ama”的称呼虽仅一词之差，却蕴藏巨大的政治分寸。

满语本无误，汉语译作“皇父”，则已明示天下：顺治为帝，多尔衮为父。

这不是血缘上的亲属，而是权力上的越位。

即便如此，他仍能堂而皇之地使用，足见当时其权威已高到皇帝亦无法否决。

后世的摄政王无论实权如何，在名号上皆谨慎收敛。

连溥仪之父载沣，乃真皇帝之父，也不敢用“皇父”之称，退而为“监国摄政王”。

只有多尔衮，在这个称号上无所顾忌。

这并非唯一特权。多尔衮执政期间，打破八旗建制平衡。

他最初并无旗主之位，其同母兄弟多铎与阿济格分别为镶白旗、正白旗旗主。

他则为多铎麾下之佐将。

皇太极为防三兄弟势成一体，特意以“违礼”之由削阿济格旗主之职，改由多尔衮接掌镶白旗，但并未全授。

多尔衮初得半旗，后设局以多铎“夺人妻”为由，换旗得正白旗之主权，并接收镶白旗半数牛录，实现一旗整合。

随后，他又以豪格“失礼”之名将其削爵，并趁其病重将其幽禁，夺正蓝旗主权。

顺治六年，多铎死，多尔衮又将镶白旗收归己用。

此时的他，名义上为正白、镶白两旗旗主，实际上连正蓝旗也在其掌控之中。

三旗归一人，史无前例。

直到他去世后，顺治亲政，将正白旗收归皇帝旗，自此清帝始为三旗之主，构成后来的“上三旗”。

而多尔衮却早已先行一步，破除了八旗设制均衡原则，将军政实权独揽怀中。

其仪制礼遇，也早已越格。

凡王公朝贺，皆下轿于午门外，而多尔衮得以直入午门之内下轿。

王公出猎，不过群从环列，而多尔衮出巡，文武百官跪送于府门，归来亦列班迎接。

平日盛典，群臣先朝皇帝，再拜多尔衮，仿若副帝。

当时使用的王府仪仗，已可比拟皇帝，甚至一度出现“僭拟至尊”的情况。

他更曾以“用玺不便”为由，将皇帝玉玺搬回自己王府，停止朝堂政务于宫中行使。

其至顺治四年，以身体不适为由，主动“罢拜”，终止在任何场合下跪行礼。

虽清初亦有年高德重之王爷得此待遇，如代善、济尔哈朗，但无一人如多尔衮这般明目张胆，公然废止跪拜之礼。

他此举，是对皇帝制度的挑战，亦是对朝廷礼制的重塑。

顺治尚幼，名义为君，无力反抗。

满族贵胄虽不无怨言，但在其三旗加身、权势熏天之下，亦只能隐忍不发。

其地位尊崇，亦体现在居所之上。

清制王府不得建于皇城之内，唯有多尔衮及其兄阿济格例外。

二人所居之睿亲王府、英亲王府，皆设于皇城之中，足见其不受制度所拘。

此举非皇帝恩赐，而是其自决所定。顺治虽为天子，亦无力拒绝。

其后阿济格因罪被囚，多尔衮亦死于非命，两座王府遂废除。

百年后乾隆为其平反，睿亲王爵位复立，但王府已不可重设于皇城中。

自始至终，皇城王府只此一例。

多尔衮之极点，止于追尊皇帝。顺治七年，摄政王殁于狩猎途中。

朝廷为安抚其部属，追封其为“成宗义皇帝”。此举极具争议。

清初之追尊祖先，皆为立国所需之礼仪安排，而非权臣之殊荣。

多尔衮为非皇室嫡系，未亲登大位，却得帝号，实为僭赏之举。

顺治颁旨仅两月，即翻然反噬，削封追尊，清算其罪。

其罪名不止“擅权”“僭礼”，更有“图谋不轨”之嫌, 其封号与宗籍，尽数剥除，子侄亦受牵连。

此一清算，不啻清初最大政治反转。

昔日群臣朝拜的“皇父摄政王”，一朝覆亡，尸骨无存。王府尽毁，封号荡然，宗籍断绝。

及至乾隆年间，风波已过百年，方得昭雪。

其侄多尔博过继承袭睿亲王爵位，成为十二铁帽子王之一。

但新睿亲王所享封号、待遇、地位，皆与其他王公无异，昔日荣耀不复，亦不可再求。

多尔衮之生，从无旗主至三旗掌握，从亲王之尊至帝号加身，权势之盛，令皇帝侧目，宗室噤声。

他所享待遇，超越制度，越轨常规，旁人无法模仿。

顺治之后，摄政再出，但无一人敢循其旧路。

奕䜣权柄隆重，却自守礼制；载沣虽为皇帝亲父，亦不敢僭称“皇父”，以“监国摄政王”自抑。

后世君臣俱警惕其先例，视多尔衮为不复重演的教训。

多尔衮生前得尽人间富贵，死后落得万念俱灰。

荣辱两极之间，不过弹指一挥。

从摄政称父到削爵除宗，他所缔造的清初制度漏洞，为后世所警惕，也注定其为权臣之最，却不能成为典范。

他是否料到结局，不得而知。

但他留下的，是清初权力结构最极端的注脚，是王公贵胄与皇权之间界限模糊、制度崩解的警示。

多尔衮之后，再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清朝二百余年，再无第二个摄政王敢将皇帝之礼纳入己身。唯多尔衮，曾以臣之身，享帝之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