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踏长征路，快到两河口

文︱关品方

笔者有港大同学郑镇炎兄，74岁了，退休后重走长征路，感动了不少老朋友。近日更有另一位港大同学周东山兄，80岁了，飞到成都和他在川西彝族区会合陪走一段。到二河口之后，要准备攀雪山、过草地，预期年底前可到达延安。郑兄每天都有叙事报告在网上和老友们分享，同行还有内地一位小红书网红跟随，实况报导，吸引了很多粉丝。郑兄告知，日前已过彜海镇（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的地方），从云南入四川，估计9月9日到达两河口，稍作停留后将继续北上，经关中入陕西。

从遵义到两河口的具体距离，没有一个确切的里数，因为当年行军路线迂回。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长征，经过娄山关、赤水河等地，最终到达两河口。这段路程极具历史意义。从遵义到两河口大约250公里，是长征路程的2％（二万五千里长征，相当于 12500 公里）。

长征途中，1935年有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遵义会议（1月15日），一个是两河口会议（6 月 26 日）。两河囗在四川懋功北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未来行动方向建立统一认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总兵力达到 10 万余人。当时红军仍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四川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问题是 : 红军应往何方？

两河囗会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北上抗日、坚持党领导军队，为后续的战略行动指明了方向，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两河口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北上，但并不一帆风顺。会议期间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埋下了张国焘后来分裂中央、最终叛党叛国的根源。

两河口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革命进程有深远影响。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否定了张国焘西进西康和南下四川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抗日才是正确的出路。

两河口会议之前的两个星期（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双方互致贺电，热烈庆贺两大主力会师，表示要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争取更大的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四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会师后改称第一方面军）。

领导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认知，和中央存在着巨大分歧。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为开创革命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即时应首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队。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已经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中。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和四川发展，提出“川康计划”、建立“川康政府”。

毛泽东和张国焘早在1918年8月在北京大学已经互相认识、通过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引介，双方有过交往。毛泽东1919年3月因母亲逝世，返回家乡湖南韶山奔丧；张国焘仍留北大。当年张是学生领袖，毛是图书馆管理员，分别是21岁和25岁。张国焘意气风发，1919年五四运动积极分子。毛泽东一口乡音，不太受人注意，五四时不在北平。当年风云一时的北大教授有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刘半农等，学生领袖有张国焘、罗家伦、傅斯年、张太雷、许德珩等。

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张国焘早年在党内的地位、经历和人脉关系都比毛泽东高出不少。从1924到1935，两人为革命奔走分道扬镳，各自闯出一番功业。懋功会师时，两人重遇。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遭遇到的战斗较少，相对中央红军，显得人强马壮兼且资源丰富。张国焘倾向于怯战保守。相反，中央红军历经千山万水，从1927年起战斗了9年，间关万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两军会合时，中央红军虽人马疲乏，但战斗力坚强、目的性明确。两河口会议时，张国焘瞧不起中央红军，已酝酿夺权的野心，另搞一套、挑战中央。

为了及时统一战略思想，政治局于懋功会师14天后在两河口开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和李富春，共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战略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1/关于战略方针，指出两军在会师之前，战略方针不同。四方面军决定西去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西，并派支队到新疆。两军会师后，应在什么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首先要有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三个条件：地域宽大够机动，群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经详细分析，认为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开展。

2/关于行动方针，目前两军的战略转移，向南不可能，东渡岷江也不可能（岷东有敌军130个团），向西北是大草原、不利发展。因此应转往甘肃陕西，该地域人多山少路多，适合运动战以消灭敌人并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3/关于战略指挥，应集中统一于军委，强化战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等各种困难，同时加强政治动员宣传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勉强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始终半信半疑。他承认两军会合后开展工作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含糊其词。他认为胡宗南部队有20个团的兵力，蒋介石还有其他部队可以调动，担心去甘南立足不稳，红军还会减员。能拿下胡宗南部队几个团？难说。言下之意，张国焘惧怕中央红军把国民党军引了过来追剿。这就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打仗，因而主张走避、南向川康边境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和张闻天一致表态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战略，认为是前进的惟一正确方针。关键是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强调统一指挥两军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两河口会议经过详细深入讨论达成一致，林伯渠和李富春没有发言。只有张国焘一人始终维持犹疑不决的态度。

毛泽东发言时指出 ：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逃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建立起来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败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行动，力争马上突破，不可犹疑不决。

博古发言时强调 ：必须有一个固定的根据地，做出模范来才能够影响全国；就在甘川陕、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报告，由张闻天负责为中央政治局起草决议。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决议。文件最后一段是 :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实现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是暗批张国焘，他当然明白知道，愤愤不平。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开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为了贯彻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将两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张国焘不服，最后发展到闹分裂、另立中央。当年的形势十分险恶，差点内哄、红军打红军。个中细节，笔者以后有机会再说。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去过苏联，是唯一获得过列宁接见的人。他生于1897年，江西人，五四运动时（22岁）已是风云人物，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本应该是革命大潮的中流砥柱，却在决定党和红军未来的两河口会议后拥兵自重，阴谋分裂红军，最后（1938年）投靠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叛党之余更叛国，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污点。上世纪60年代，他长期居留香港，接受美国机构的现金资助撰写自传《我的回忆》，连载4年，长达100万字。笔者在港大时，课馀阅读到他这本书，引起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国共合作与斗争的兴趣。笔者这方面的启蒙是从接触到张国焘《我的回忆》开始，但不尽信他的一面之词，以怀疑的态度找参考书对照、旁征博引，独立思考。

虽然当年张国焘犯下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大错，但毛泽东初时依然秉持着治病救人的想法，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层给他留下一席之地。

然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好意并不买账。他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央意见相左，坚持错误，野心不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以边区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黄帝陵祭奠，趁机叛逃，先去西安、再转武汉，投向蒋介石的怀抱。虽然中央对他极力挽留，无奈张国焘一条叛党之路走到黑，不但拒绝悔改，更加入由戴笠主持的国民党军统机构、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荒谬闹剧。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从延安出发前往黄帝陵。4月4日，张国焘在黄帝陵祭奠活动完成后，表示要去西安找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谈事情，坐上国民党政府为他安排的卡车离去。张国焘到西安后，马上去西京招待所出席国民党官员为他安排的欢迎宴。4月7日，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张国焘准备乘火车前往武汉。他离开前才致电林伯渠约见。林伯渠匆匆赶往火车站，见面时张国焘诉说自己在延安不受毛主席重视，要去武汉找周恩来商讨。

眼看张国焘乘火车离去，林伯渠连忙电告中央。中央立刻发电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让他务必说服张国焘回来。张国焘抵达武汉后东躲西藏，4月11日被李克农截获，带他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周恩来苦劝一夜，张国焘无动于衷。当晚还有博古、董必武和叶剑英在座。张国焘向周恩来诉说，自己如今被投闲置散，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周恩来严厉批评他目无党纪，勒令他回头是岸。张国焘一意孤行，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还埋怨中央对他的处理过分严厉。当年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仍不知足。

张国焘在1927年曾经试图力阻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双方在会议上激烈争执；张国焘以失败告终，南昌起义如期举行。11年后回顾前事，笔者认为，事实证明张国焘是一贯的右倾投降主义，怯于斗争，有山头主义和军阀作风。当天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他 ：“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你另立中央，领军南下失败，几乎毁了红军毁了党。中央对你的处理如有什么不对，你可以向中央光明正大提出来！为什么你背着中央到处跑？你到了西安，不到自家人的办事处、不和林伯渠联系，反而和蒋鼎文来往、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让他们送你来武汉。到了武汉你又不到我们的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张国焘面红耳赤，百词莫辩。最后周恩来建议 : 愿意亲自送他返回延安。可是张国焘颜面无存，羞愧之余、不为所动，执意不肯跟周恩来回去。周恩来没办法，最后让他发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要他请示中央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中央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仍然对他抱有希望，回电劝他早日归来。可是张国焘一意孤行，不肯答应。

4月17日，周恩来尝试对张国焘最后挽救。周恩来建议他要不请假休息一段时间，要不自己发声明退党。张国焘表示可以考虑。不料周恩来刚离开，张国焘就联系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让他们把自己带走，公然叛党。

4月18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向中央报告 : 张国焘已叛党。当天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并即时向全党公布。

张国焘叛逃后，他的妻子杨子烈向中央哭诉，说是愿意去武汉劝张国焘回来。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并且嘱咐她把孩子也带上，还提供了路费。他们夫妇两人一去不回，估计已在毛主席的意料之中。

张国焘叛逃之路惨淡凄凉。此后，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和他全无相干。张国焘后来跟随国民党去台湾（1948），待不下去后来到香港（1949）以卖文为生；居港19年后，1968年（71岁）移居美国、后转赴加拿大，1979年（82岁）孑然一身、冻死在老人院。

笔者的老同学郑兄重踏长征路，现正走在从遵义到两河口的路上。近日又适逢南昌起义和人民解放军建军98周年。笔者由是想起张国焘这个反面教材。他叛党叛国，是汉奸卖国贼，晚年一头栽进美国的怀抱，留港期间一直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下场如此惨淡凄凉，值得“台独”分子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