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对下属的妻子一见钟情，后杀人夺妻，生下7子3女，后来如何

“1934年冬夜，这碗桂花酒你到底喝不喝？”客厅里，孙道仁盯着对面的李烈钧，语气像在开玩笑，却又暗藏火药味。此时两人距离第一次并肩作战已过去二十多年，杯中酒却一点也不温暖——因为桌面下压着一封写给蒋介石的密信，内容直指一桩旧案：副官龚永被诛，以及那位早已改口唤李省长为“先生”的女子。

时间往前推十三年。1921年初夏，江西都督府里办公厅刚装上电灯，李烈钧正埋头批示。不远处的龚永拿出一张新婚合影，得意洋洋：“世琦才学不输男子，你看。”灯光打在相片上，女子一袭洋装，眉眼灵动。那一秒，李烈钧的目光停顿，比电灯泡还明亮。之后的事，像被拉开的闸门，洪水再也关不住。

不得不说，李烈钧当时的权势在江西省内几乎没人敢碰。外人对他印象是“爽朗、讲义气”，可爽朗背后常藏锋利。龚永办事勤勉，却有显摆的毛病，三天两头在人前举着妻子照片夸口。兄弟情因一句句炫耀变了味，嫉妒在李心里发酵，比正在整修的都督府墙角的石灰还要灼人。

1922年春，北洋系暗潮汹涌，各方都在找筹码。李烈钧手握机密，自创一套局：让龚永单人携带文件奔赴福州。表面是“立功机会”，暗里却早已写信给水陆都督孙道仁，指称龚永暗投袁世凯残部。军令如山，当夜龚永登岸即被羁押，三日后枪决。执行前他只说一句：“我若真叛国，何必独来？”枪声隔着闽江传出老远，却没惊动江西的夜。

李烈钧收到回电，假意痛哭，随即大张旗鼓派人吊唁，又三次登门抚恤遗孀华世琦。那时她不过二十岁，守寡的日子像漫长雨季。李烈钧一步步化身“长兄”，送米送药，为其兄长谋得税务所差事，还允诺支付全部学费给华家的两个侄儿。情感就在恩义包装里发芽，1930年两人正式成婚。

值得一提的是，李家本有正室，可他依然给华世琦建洋房、配小汽车，几乎所有公开场合都挽她的手臂出现。旁人背后议论“侧室当家”，却没人敢当面多话。七子三女先后降生，李烈钧给孩子起名都带一个“世”字，仿佛要把对龚永妻子的偏执彻底写进家谱。

真相终究有浮出水面的一天。1933年秋，孙道仁与旧识在南京聚餐，几杯黄酒下肚，突然拍桌怒骂：“李某何止能打仗，更能害命。”话出口才发现席间有人记着速写。流言以惊人的速度传回重庆、上海，乃至广州码头。李烈钧选择沉默，他清楚，政坛上最锋利的不是刀，是时间，一阵风就能把新闻吹散。

华世琦得到风声时正在上海法租界给长子买西装。她回到旅馆，关门坐了一夜，天亮仍旧照常梳头、出门。她没提离婚，更没自尽，只对闺蜜说过一句：“我已无退路。”与龚永的婚礼她记不清细节，对李烈钧却有十年相守和十个孩子，这种重量足以改变选择。

抗战爆发后，李烈钧把五个儿子送上前线。一纸保送令，他亲笔签名，末尾加注“生死以国事为重”。前线传来阵亡名单，他也只是皱眉数秒，没有掉泪。有人揣测这是他在赎罪，也有人说这正是军人本色。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46年2月的重庆寒潮让他的旧伤彻底爆发，最终病逝在嘉陵江畔的官邸。

治丧那天，下着小雨，灵柩前站着华世琦和存世的两个儿子、三位女儿。她神情恍惚，却没失态，只轻声吩咐：“别让客人淋湿。”有人暗暗佩服，这女人心性之稳，比不少沙场老兵还强。

至于那桩“杀人夺妻”的旧案，国民政府既未追查，也未公开澄清。资料里只留下两份彼此矛盾的供述——一是李烈钧给孙道仁的密信，二是龚永临刑前的口供，两者中间隔着一条再也填不平的沟。民国史料多如烟尘，这页纸却显得格外模糊。

后来如何？华世琦带着三个孩子去了香港，办了小型外贸公司。1958年，她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往昔事不再提，读书育子才是真。”十年后病逝，墓碑刻的是“华贤淑女士”，未标注任何夫姓。

史家评论李烈钧，离不开讨袁、护法、抗战，也绕不开这一段私德阴影。功与过像硬币两面，一面闪亮，一面锈迹。究竟哪面更重？或许只有历史自己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