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津旧影（三）：北新钞关的兴衰与回响——层级严密的税政机构

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税关，杭州北新关管理体系呈现出层级分明、分工细致、监管严密的特点，在管理层级架构上，形成了以北新关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北新大关“扼东南之要区”，上通闽赣粤，下连苏松、南北两京多地，为水陆交通枢纽。北新关直接管理拱宸桥直河一带以及屠子桥、郭家浜、瓦窑头（今运河湾）、谢村二桥至王家庄止，共计二十五里。

北新关以下基层执行机构设有七务、六关、十门、八口，形成四级税收管理体系。

七务（税课司局）：按区域分布于杭州城内外，负责具体税课征收。杭州府中务（洋坝头）、城北务（艮山门内）控制城内商路；江涨务（武林门外）扼控水陆交通要道，城南务（凤山门外）控制新丝、木材等大宗商品运输。横塘临平务（临平镇）、西溪务（西溪留下）、安溪奉口务（余杭奉口），覆盖郊区周边乡镇商路。

六关：作为辅助巡查关卡，分布于大关周边，控制僻径偷运。如东新关、打铁关，稽查夜航船往来；观音关、板桥关、良畎关、良马关监控余杭至苏松的货物流向。

十门：对应杭州十座城门，兼具税收与治安功能。正阳门、候潮门设水旱二门，新丝旺季需重点稽查；武林门控制城北陆路商道，稽查丝绸、茶叶；艮山门监管农船、渔船，防止夹带私货；清波门、涌金门侧重西湖周边小商品运输；钱塘门、庆春门、清泰门、凤山门则分别管控对应方向的城乡商路。

八口址：细化为具体检查点，如陆家桥、乔司口负责水路报税，德胜坝、江口控制江河运输。

北新关的管理体系以“层级控制、分区负责、税查结合”为核心，通过大关统摄、务关分治、口址稽查的三级架构，结合财务监督与地理联防，形成覆盖杭州水陆商路的税政网络。

然而，在实际关务运行中，逃避税收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商人千方百计隐匿货物与虚假申报，他们通过“以重报轻、以上报下、以细报粗”，将高档丝织品谎报为普通布匹，或分散挑驮大宗货物，由多人携带，还会夹带藏匿，把细缎藏于柴炭、菜蔬担内，甚至裹入枕被、棺木中。同时，商人会私走僻路与绕道偷漏，利用北新关周边的私径、便桥，或在夜间从城墙缝隙吊运货物，如余杭丝货本应从东门正道赴大关纳税，常有人另寻僻径，从北门私运，经千秋岭、独松关直通江宁，导致丝税流失三四成。此外，商人还会依附特权与伪装掩护，假托“旗厮”“官员行李”等名义横冲直闯，或利用农船、渔船、丧船等特殊船只夹带货物。

牙行中介与基层役吏也存在协同舞弊的情况。牙行与包头以“包送”“包漏”为名，诱骗商人将货物交由其处理，通过“分运、夹带、改报”等手段逃税，甚至指使商人从僻路绕行，从中分肥。吏役与差巡则与商人串通，通过“卖放”“分削”“吓诈”等方式牟利，值守差役与船户约定暗号，对偷运货物视而不见，甚至主动指引僻路。

特定区域与货物也存在逃税行为。如正阳门的“洞子船”以柴炭粗货为掩护，藏匿广洋细货趁夜入城；草桥门的“西兴包头”将布匹、绒线藏于箩筐、轿底，或分散由妇女、丧队携带；艮山门的“农船夹带”将丝织品藏于农具下。大宗货物如茶叶、丝织品、布匹等，通过“合单搭销”“起塘少报”“回空粮船分运”等方式规避监管。

为防范这些逃税行为，北新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分区布控与轮岗巡查，在各务、关、门设置专岗，差役每五日轮岗，需要核对腰牌、年貌，防止“买差充巡”，对重点私径增设巡查，新丝旺季加派役力。同时，开展跨区域协同防控，与周边地区联动，严禁柴卤船夹带布匹，严查独松关、千秋岭的丝货运输，禁止闽广货物从鳖子门入海口（今萧山坎山镇与赭山镇之间）、海宁过塘，强制经过钱塘江赴关纳税。

在惩戒与震慑方面，依据“钦定匿税律”，对匿税者“笞五十，货物一半入官”，告举人赏三分，对“私茶”“私盐”按律治罪，对“包揽偷漏”的牙行、包头，轻则杖责，重则发遣，严禁吏役“重加火耗”“索取陋规”，对违规者枷号示众并革役，牙行需“具结担保”，若包庇逃税，一并追责。

此外，还采取便民措施减少逃税动机，设“便民小票”，税银二钱以下者可直接在大栅投输，随纳随放，宽免“士子行李”“农船农具”的税收。

作者|王益坚

责编|鲍圣慧

编审|周怡雯

审发|柳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