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战役，河南老百姓为何不打日军，而是专门偷袭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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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前，有黄埔背景的部队频繁地从一个战场奔向另一个战场与日军搏斗，席不暇暖。

他们除了战场厮杀之外，一般不需要操心其他问题。但是1939-1940年以后，前线战事日渐沉寂，这些部队长期驻扎一地，逐渐染上地方部队习气，同样地热衷于攫取政治与经济资源。黄埔系干部开始拉帮结派，埋下派系斗争种子。

虽然大多数资深的黄埔系将领避免培植私人势力，但至少有三位将领的确露出私植亲信的痕迹。

第一个非正式派系以陈诚为首。

依靠他在1930年代带领过的第十八军起家。在抗战期间，这支部队逐渐壮大。一些著名的国军将领被认为是和陈诚关系亲近的，包括罗卓英、方天、阙汉骞、李及兰和胡琏。

第二个非正式派系以汤恩伯为首。

他的亲信出身于他原先领导的第十三军，最终发展成为8个军，主要将领包括陈大庆、石觉、王仲廉、张耀明。1944年前汤恩伯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河南。

第三个派系是胡宗南。

他的第一军在淞沪会战中英勇作战伤亡殆尽，之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再建力量。在1940年代，西安是胡宗南的权力中心。他的主要亲信有李闻、李铁军、罗列、盛文和袁朴。除此之外，胡宗南还掌握有一些地方军校，并且一般认为他的部队得到中央政府优先补给。在其权力顶峰时期，胡宗南名下的部队有27个师，但是并不完全是亲信部队。徐永昌就曾经澄清，胡宗南亲信部队其实只有几个师，却被外界夸张成为几十万人。

尽管这三个派系将领在人数上只占黄埔军官中少数，但他们却掌握着国民政府相当多的军事力量。而在1940年代，他们间的派系斗争严重损害了部队的团结性。他们都无疑地效忠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也坚持对日抗战立场，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则有时紧张到必须得蒋介石亲自出面，才能保持权力关系的平衡。

1944年豫湘桂会战失败，终于把国军长期累积的缺点彻底暴露出来，而牵涉问题最严重的正是重庆政府最信赖的中央军，也是曾经一度最能作战的部队，但是在八年抗战中却无法逃脱腐化过程。

其实这个腐化过程从1938年开始就已经露出苗头。军纪败坏和土匪丛生案例，都是早期警讯，只是重庆政府没有及时面对而已。至于军民关系恶劣的最严重先例，则发生在1940年初的广西省。当时广西军队溃败，南宁不战而失，就曾经发生过败兵和伤兵被广西民众抢劫情形。陈诚闻讯后认为广西历来自我吹嘘其民团有组织有训练，而老百姓如此仇军表现令他大为不解。

但是他随即感慨地说，“假使此种情形发生于他处，尚可设法补救；而在广西，任何人均不能提。对于抗战前途，殊堪顾虑也。”

他明白点出，广西事务重庆政府不可过问。但是岂知才过两年，就在第一战区成为更大灾难。

事后重庆政府追究原因时发现，汤恩伯最大过失是从战时统兵大将沦为地方行政统治官，因为他为了自筹经费，成立物资调节处变相征收税款，花费许多精力去开办攸关民间生计的工厂，或是收并民间工厂（煤矿、卷烟厂、造纸厂、纺织厂、酒精厂、制革厂、制铁厂等），经营范围极大，变成是假公济私的组织。

长官如此，下属也模仿。各级干部军商不分，争权夺利，不可收拾，日趋腐败。

而他处事又经常挟持手中武力使用严刑峻法，人不敢言，因此部下作恶者更无顾忌，招致地方官民痛恨，怨声载道。一个突出而又反常的现象是，他的军队涉及驻防地区的社会民生的程度，深到与当地社会发生严重摩擦。以致激怒河南省参议会致电中央，指控汤恩伯平日霸占商业，包运违禁物品，好贪而不练兵，干政而不爱民。而重庆政府派出的军风纪视察团和两个调查统计局（指中统和军统）对于这些指控又都掌握有证据在手，甚至指明违纪部队的番号。

在这种恶化的军民关系局面下，河南省民间领袖们甚至扬言，河南人民宁受敌寇烧杀，也不愿汤军驻扎。

毫不意外地，一旦豫湘桂会战开始，汤恩伯就动用所有军方运输工具去载运各公司机器，以致前方粮弹不济。又据民众团体指控，汤恩伯败军还要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事实上河南在第一战区管辖下，副司令官汤恩伯，战区司令官蒋鼎文，都是蒋介石手下大将。整个战区作风一致。

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又利用陇海铁路运煤做买卖。长官部甚至成立抢购委员会，以兵站的军用汽车到敌人区域去抢购物资，其实就是私贩敌货。以致在豫湘桂会战来临时，兵站无法适时向部队进行粮食弹药补给。兵站还征用民间交通工具去替军队走私，但是又不给钱。

兵站总监部又把所属的仓库军粮贷放给农民，坐收高利。当然也有监守自盗，盗卖军粮自肥。结果是士兵经常缺粮，需要自己去寻米，影响训练和作战。更有甚者，就是士兵直接到老百姓家中霸食。

这一切导致士气低落，军纪废弛。军队强行“拿民间，吃民间，凌辱民间”，造成军民关系极度恶劣。老百姓极端厌恨军队。难怪一旦军队战败溃逃时，非但得不到老百姓支持，反而遭受后者大规模缴械和截杀，情形非常严重。死伤在河南老百姓手下的官兵数，或许不少于死伤在日军手下者。

这种惨状在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的笔下写得最为生动。

更糟糕的是日军进占时，人民居然摇旗欢迎。讽刺的是，蒋鼎文把整个现象归罪于地方政府未能尽到配合军队的责任，乡保甲长逃避一空，但是对于军队多年欺凌民众的行为，而造成如此深仇大恨却一字不提。

日军以不到12万人作为攻击部队，面对汤恩伯和蒋鼎文总计50万人部队。其中特别是汤恩伯统辖的中央军有28-30个师，素称精锐部队。但是由于多年没有作战，训练纪律阙如，见敌即溃。

大部分汤恩伯部队在日军占领郑州和洛阳后，逃往山区。重庆政府还若有其事地指示这些部队“划分游击区”，以便“继续游击”，同时需“整训训练“，其实它们都是人们熟悉的委婉遁词，因为部队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

更糟糕的是这些残兵败将不敢和日本兵作战，却万分勇敢地欺凌沿途中国民众。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工作人员竟然公然抢劫中央银行金库，致令陈诚感叹“蒋铭三（蒋鼎文号）之罪实太大了”。

这些行为很快激起民愤，人民集结成为地方武力袭击汤军，造成后者不但抛弃枪支车马，也抛弃大型火炮，甚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务团也被遭老百姓缴械，而另外一个军（李家钰）的总部也被民众占领。

根据重庆政府事后估计，河南部队遭受中国老百姓缴械的数量，超过它们对日军作战的损失。而在这个民众向蒋鼎文和汤恩伯军队进行复仇的过程中，连政府基层干部们也参与其中，诚属可耻。

在这个抗日战争面临重大灾难关头，还有一个发展更是匪夷所思。当陈诚被委派去收拾第一战区残局时，蒋鼎文居然再三请求陈诚将他此前在战区操办的两个营利和走私机构（蒋鼎文美其名为“福利事业及抢运物资”）发还给他自行处理，同时请求陈诚不要受理任何民间对他的指控，惹得陈诚连呼“无耻，无耻！”

第一战区官兵尽可以闻风遁逃，但是却留下“办事处”和“留守处”，其实就是战区长官走私牟利的代理人。陈诚不久又从该战区14军军长张际鹏处得知，长官部所操办的“福利事业”，名为促进官兵福利，但事实上该军未得分文，全由战区长官借题自肥。而陈诚办公室则每日被河南省省党部、省政府、省参议会和各种机关和民间代表鞫立门外，竞相指控汤恩伯劣行，其内容让陈诚“实不忍闻”。

河南大败，社会和军方注意焦点自然集中在带兵官蒋鼎文，汤恩伯和胡宗南等人身上。河南省在20天内失陷几十个城市，肯定是严重失职。因此刘斐、何应钦都提出各种方案，让他们降级或调职，但是蒋介石却犹疑不决。

最后为舆论所迫，蒋介石只好在形式上加以惩处，把汤恩伯和胡宗南的职务缩小为长官部的西安和商南指挥所，名义上仍称总司令。徐永昌嘲讽它是换汤不换药，而舆论对于政府没有明令惩处，更是非常不满。

根据徐永昌事后解释，汤恩伯虽然忽略自己主帅责任，失去对部队掌控，但是他却随身携带电话兵，随时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这个案例反映当时一般文武官员的心理盘算，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失职，只要逢事向蒋介石请示和报告，就可以脱罪。蒋鼎文和汤恩伯的恶例就不免让此后将领们更大胆地弃城失土。在这个意义上，河南会战实在是中国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最耻辱的表现。

在重庆政府事后检讨时，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导致河南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军官带眷属享受平民化生活。

事实上政府早在1939年就曾经规定，官佐眷属必须居住在战区长官部后方800公里，绝不可以携眷随营。可是在战斗军队变成驻防军队的3-4年中，这个规矩逐渐腐蚀，最后流于空谈。以致到了豫湘桂会战紧急时节，蒋鼎文拨用大批运输工具去输送眷属。

汤恩伯部队在撤退时也征用大批民间牛车运送眷属，这种情形在各地均有发生。而后来在湘北战争时，部队也使用大批士兵脱离战斗去照顾眷属。而根据戴笠估算，每个军眷需要六个士兵照料。而他们的安全又使官长分心，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战斗。这个现象除了显示军纪废弛之外，还反映出一个更宏观的问题。

因为照理说，一个有效的抗战模式应该是全民支持军队抗战，免除官兵们的后顾之忧。这也符合蒋介石在1937年号召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初衷。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军队本身就尚未建立完善的后勤制度，地方政府又缺乏动员物资的行政能力，因此以忠贞军队监视地方实力派军队的驻防部署的结果是，逼使最善战的部队也走上“军队办社会”歪路。

比如说，邱清泉是中央军中一支行为端正的部队，但是他向陈诚报告，该军每个月应收军费250余万元，但是实际用之于部队者不及100万元，其余款项均被上级扣留挪移去办后方工厂和子弟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皆非军队该做之事。同样地，湖南省一位师管区司令兼警备司令，也抛开自己业务，花费金钱精力开办两个小学，而且感到自豪。军队办社会和办学校的错误在1944年河南战争中最为突出。

以上这些怪相都让徐永昌忍不住怒火万丈地质问，前方军官携眷随营，如何可以训练部队和战斗？而部队骚扰人民，人民怎能不敌视他们？汤恩伯指责叛民劫枪，却避而不谈何以民众要叛？又何以能以赤手空拳夺到军队的枪？

在7月份一次重庆军事会议上，原本没有安排蒋介石出席，他却临时到场，声色俱厉地指责河南战败与军队受人民截劫，直与帝俄时代一般。他说，“当其败逃时，抢劫奸淫，抛掷公物，改载私赃。所有一切败坏行为，非言语所能一一描述。”

又说道，豫战失败使中国在国际上已丧失地位，“此次如不能得到改革，得到回响，不能使军队转变为振奋有为的军队，则吾人真无人格，无羞耻。”

他不但大声疾呼，而且数度以手击案如山响。但是由带兵官变成统治官，本身的确是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腐蚀过程，也是他无法扭转的大局。

陈诚早年曾经称许汤恩伯廉洁刻苦，而徐永昌也认为胡宗南的刻苦与带兵作风和汤恩伯相似。但是即使是以如此优异忠贞爱国的记录，当其军队由战斗军转为驻防军和监视军时，仍不免留下显著的腐蚀痕迹。

众所周知，胡宗南一直是蒋介石的爱将，社会上普遍谣传他收到的武器装备和给养待遇是当时国军之最，是“天子门生”中最得宠爱的将领。

但是当1945年7月蒋介石到西安检阅胡宗南部队后，痛心地写道，“乃知胡宗南及其干部皆为狭窄呆板，毫无自动创新之能力。由此弱点之发现，一则以惧，一则以喜。如不来此检阅，则余尚以为第一军真是全国之模范军，其危险当更大矣。”

又写道，“此次出巡发现沿途被淘汰伤病官兵之痛苦，及第一师之缺点等，实为我最大之收获也。”

但是徐永昌的评价则更是苛刻，他认为胡宗南带兵作风其实和汤恩伯相似，将部队长随兴调换，最后皆不能指挥部队。他认为如此将领拥兵自卫尚可，但是一旦遇到情况，就无法应付。两位上官评论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是其所形容的中央军素质和领导作风，显然比起1937年有极大距离。

陈诚在河南战争惨败后，被重庆政府委派到第一战区任长官去收拾残局。

依照他的检讨，河南战争失败绝非偶然，而是长期潜伏的原因。

依他的分析，首先是军人营商，走私包运，“驻军可称贸易军”。陈诚在检讨第一战区溃败原因时，曾经引述当时一个看法，“以经济化之部队（指第一战区蒋、汤均经营工商业）对机械化之部队（指日军），其胜败不战可知。”

其次是军队内部将帅不和、官兵不和、军民不和。

其三是耽于现状，丧失战斗意志，敌不犯我则我不犯敌。经过几年涣散，本身已经濒临崩溃，一旦战争发生，就被敌人摧枯拉朽而无法收拾。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经过如此惨痛失败，涉事将领们依然没有接受惨痛教训。

同样可怕的是陈诚认为第一战区的现象并不特殊，而是普及全国。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国军队之不能作战，全国皆然，第一战区不过先行暴露弱点，其余之不能作战，所恃者是敌未来耳。”

1944年后半段的战事果然不出陈诚所料。7月间，蒋介石自己也指出，全国军队普遍存在缺额糜补食用等等恶行，政府每次发给部队的衣料都被调换为次品，每次还需要行贿军政主管或属员才能领到。尽管委员长本人再三命令不许宴会，但是军需人员经常一餐饭要跑几桌去敲定行贿和分赃，才能领到些微物资。蒋介石甚至气愤到指责军队的贪污腐化，都是由军委会和军政部造成。但是无论蒋介石如何威胁今后决不讲情面，要严厉处罚贪腐，最后却无法执行。

粗略算来，中央军剩下能够打仗的，似乎只是那些没有固定地盘的机动军队（如第5、第10、第18军），以及为两次缅甸战争而预备的军队。

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民政府分散兵力执行监视的政策适得其反。它的确防止了更多地方实力派脱离抗日阵营，却没有增加它们本身的战斗力。而它们“苟安”的心理，却腐蚀了本身的总体军力。最后剩下那些少数维持机动状态的部队，没有固定驻防区却能够保持战斗力。

在整个抗战期间，此类能够完全避免长期驻屯化陷阱的部队，大概不到20个师，称之为“中央直辖部队”，组成的成分绝大多数是蒋介石亲信的中央军，和几个善战忠贞的地方部队（但是脱离地方色彩和人事遥控）。它们没有被指定驻守固定地区，而是随着战局需要由中央机动调派。这些部队一部分在1942年送往缅甸战场，1943-1944年再度被派到印度和云南省接受训练，随即又开赴缅甸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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