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后，邻居烦他天天唱国际歌，可1968年后却对他肃然起敬！

1954年“公私合营”时，一个大“资本家”带头响应。

可谁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无所事事的他，竟然每天晚上在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眼里闪着泪花，深情地打着拍子，带着五个子女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

一个资本家唱起《国际歌》这么动情，而且不厌其烦，对于他的这个古怪行为，周边邻居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受到了刺激，进而对“公私合营”不满，变相地通过唱《国际歌》来发泄情绪，有人甚至怀疑这家是“反革命特务家庭”。

原来对他钦佩的人也开始鄙视和敌视他，一些嫉恶如仇的群众甚至还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他家的“情况”。那时候，这家人一直生活在乡邻的唾弃之中。

可1968年后，当人们知道他的身份后，却又对他肃然起敬！

这个“资本家”叫祁文山，那么，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祁文山

我们从头说起！

• 国难当头，他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17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侯家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5岁那年，灾难从天而降，祁文山父母双亡，他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他，为了生存，不得不投奔在道清铁路当工人的三哥。

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他绝望时，他遇到了人生的三个贵人，由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1932年哥哥送他进入焦作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小学部----焦作扶轮学校读书。他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十分珍惜，学习也异常刻苦，同时，他这个年纪读小学已经算大龄了，这就使比其他学生显得成熟，自然品学兼优而又老成持重的他，很快得到了老师李导民和杨洗压的喜爱和重视，而这两位教师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成了祁文山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由于祁文山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流露出了对国民党的痛恨，通过日记，老师了解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状况。在老师的引导下，他进步很快。1933年，祁文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在党组织的资助下，祁文山考入焦作扶轮中学（中学部），并被选为学校学生救国会委员和学生自治会主席。

祁文山遇到的第二个贵人是他的表兄。当时，他寄居在其姑姑家，而姑姑儿子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从表兄的遗物中，他找到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每天晚上他都如饥似渴地看到深夜，这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祁文山当即组织同学参加全国学生的统一行动。游行时，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祁文山走在最前面，带头呼喊口号……

由此，他被反动当局通缉。得知消息后，他连夜逃跑，临走前，托人给三哥送去一张纸条：

“三哥，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要为民族的解放去战斗。”

那年祁文山只有18岁。

• 从事地下工作，护送中央领导展露特工潜质

祁文山扒火车逃到了郑州，没多久，中共豫西特委通过他的老师李导民联系上了他，并安排他去洛阳，在陇海铁路当了一名铁路工人。

从此，他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壮大革命队伍。

在斗争中，祁文山迅速成长，1936年光荣入党。

抗战爆发后，洛阳沦陷，但在祁文山努力下，陇海铁路党员人数进一步增加。为了强化对敌斗争，中共豫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地下党支部，直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祁文山任组织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

为便于组织开展工作，祁文山就与另外两名党员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作为中共豫西特委和陇海铁路的地下党机关，祁文山改名为宋长富，其他两名同志装扮成一对小夫妻，祁文山喊他们姐姐和姐夫。

由此，祁文山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1938年11月20日，豫西特委秘密通知祁文山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他一项任务——护送一名叫作“胡服”的首长。祁文山利用在陇海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很快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他机智勇敢，于11月28日把首长平安护送到河南渑池兵工厂，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护送过程中，他向首长详细汇报了自己在陇海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首长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这次护送中，他沉着、机警、大胆、细心的特工潜质，给首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被送到苏联参加特工培训与这次护送密不可分。

首长也成了他遇到的第三个贵人。

完成任务后，他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

这次刘少奇是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去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

刘少奇

到苏联参加特训，提前回国开始潜伏生涯由于这次护送，祁文山很快引起了延安的关注。

1939年2月，他被选派到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进行系统学习。毕业后，1941年9月，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到中央社会部报到。报到后，他又被送到苏联红军军事学院学习收集军事情报和爆破技术。

参加学习的都是作为特工人才来培养的，负责教学任务的全部是苏联教师，学生不知老师姓名，学员之间也互不通报姓名，只以代号相称，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将来要承担特殊的使命，因此都倍加珍惜。

由于祁文山聪慧过人，很快掌握了多种特工技能，于是，中央社会部和苏联红军参谋部决定让祁文山提前结束学习，回国接受任务。

就这样，他正式成为中央社会部特工人员，还被苏联红军参谋部授予上尉军衔。

回国后，社会部一位负责人专门向他交代了这次要执行的特殊任务：

到东北哈尔滨找到地下党联络站，取到地图与详细的图纸。如果日本北进，可能会进攻苏联，祁文山就去秘密爆破伪满洲齐齐哈尔市的一个日本控制的工厂，以破坏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反之，如果日本南进，则另按其他方案行动。

社会部负责人交代任务后，特别强调了一下纪律：

不准擅自行动，以免引起国际纠纷，自己单独过组织生活；不准与任何人、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任务完成与否，均不得暴露个人身份。

临别时，这位负责人还教他怎样寻找党，寻找八路军回根据地，寻找苏联红军等方法，比如必须找县团级以上干部，并且以中央社会部负责同志派出的特工人员的身份，同时签上隐名和真名才能与中央联系恢复关系（祁文山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

1941年11月，祁文山离开延安到敌占区单独执行潜伏任务，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历时三个多月，祁文山克服艰难险阻，夜行昼伏，终于在1942年2月到达了敌占区北平。

正当他在北平做准备、即将前往关外之时，组织密电他日军即将南下，爆破任务终止，按另一方案行动。

于是，祁文便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并寻找党的关系。

1945年，祁文山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在写给中央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隐名“黑”和真名“宋一文”终于与中央社会部取得了联系。

同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任务是收集敌人军事运输和军事调度情报，任命祁文山为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

为了便于工作开展，经党组织批准，祁文山与农村姑娘王建淑组成家庭，情报站就设在他们的新家-------新乡市新乐路51号。

王建淑

当时，情报站除了他们夫妇外，还有五个情报人员，同时，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等多个交通分站。

为便于隐蔽和方便开展工作，祁文山要求所有的情报人员必须有掩护身份和掌握一门技能。

他自己伪装成一个叫“宋一文”的富商，四处结交日本军官，打探情报，同时，他对妻子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教她学会了打麻将和抽烟，俨然一个城市妇女派头。

其他情报人员，也积极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收集情报：

李慕紫擅长拉二胡，就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探听军事情报；李星林是著名中医，他就以看病为掩护传送情报……

白天，情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独自收集情报，夜里他们就在祁文山家秘密开会，汇总、分析、交接情报。每次开会，王建淑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女儿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

潜伏工作，无异于是刀口舔血，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仅要斗勇，更要斗智。

1946年3月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方顾问马歇尔组成了“军事三人小组”，从张家口乘飞机前往新乡视察，在河朔图书馆召开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会议。

河朔图书馆距离祁文山的家只有1000米的路程，组织命令他，必须在这一期间保护首长安全。

不久，蒋介石也来到了新乡，竟然鬼使神差地要去“狗不理”包子铺吃饭，而包子铺恰恰就是祁文山他们的地下联络站。不少同志认为这是暗杀老蒋千载难逢的机会。但祁文山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行事风格。事后，祁文山的决定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知晓，他们充分肯定了祁文山的做法。

1948年12月的一天，情报站从国民党40军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口中得知，敌便衣谍报人员察知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驻在大召营西南一个村庄，敌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企图吃掉这支解放军队伍。祁文山得到情报后，迅速将情报送出去，使我部队安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回撤时又遭到解放军侧击。

此外，祁文山还多次护送党的重要干部离开白区，利用他在新乡火车站负责铁路货运工作的特殊身份，将敌区的军需物资和重要情报送往解放区。

由于成绩突出，祁文山因此被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军区授予“二等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 解放后仍未归队，还需继续潜伏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二等人民功臣”祁文山竟然在解放后被送进“特务学习班”改造，更奇怪的是，他进班学习后，解放军成功破获了一起反革命暴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解放前在大陆留下了很多潜伏特务，败退到台湾后，他们又不断地派遣间谍前往大陆，这些特务制造谣言，散发传单，策反、培训人员，甚至杀人、抢劫，十分猖獗，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反特形势依旧非常严峻。

此时，党组织已经批准了祁文山全家回到原籍天津市的请求，他将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并已经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

就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准备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必须留在新乡，一个也不能走。

不久，祁文山接到命令，不能归队公开身份，还要继续隐蔽“潜伏”下去，而且他的家里继续做隐蔽侦察点，祁文山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为他潜伏做掩护。

就这样，他被“关押”进监牢，成为公安部举办的“国民党特务学习班”的一员。

为了尽快融入到国民党特务之中，打探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他，和特务们称兄道弟，同吃同睡，有时甚至故意说一些对时局不满牢骚怪话，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共情。

这样抗拒改造的态度，自然没少受惩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由此他却赢得了“狱友”们的好感，他们当他为知己，与他无话不谈。

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准备组织暴动，串联了一部分特务。

当天晚上，新乡市公安局局长和侦查科科长“提审”了祁文山。

很快公安机关就成功挫败了这次暴动。

任务完成后，祁文山因“认错态度良好”被“释放”。

演戏必须演全套。他的身份除了妻子外，对其他人还必须保密。回来时，他人瘦毛长，形容枯槁，潦倒不堪，以致女儿都认不出他来。知道他慢慢走到她们面前，喊着女儿的名字，过了好一会儿，孩子才认出了父亲，一家人抱头痛哭。

由于解放前祁文山就是“富商”，1954年他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开始经营“前进体育用品社”，当起了资本家。一段时间后，他又在解放前原新乐路住处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扇漆黑大门，门上两对大铜环，与当时街两旁又低又黑又破的房子形成很大反差。

其实，这些都是公安机关出钱在背后操作的，商店也是党安排的隐蔽侦察点。

像解放前一样，祁文山是潜伏人员的负责人，这些潜伏人员的主要任务有三种：

第一种是专门搜集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为“新美”；第二种专门针对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代号“市军”；第三种专门针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代号为“乡中”。

潜伏战线的战士们都有自己的代号，祁文山的代号为“112”。

每天夜深人静时，所有潜伏人员都聚集到祁文山家最里面的房子，汇总分析得到的情报。在此期间，由于他们情报及时，公安机关破获了多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还抓获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祁文山和他的家人却遭了殃。乡邻们都认定祁家是“反革命特务家庭”，因此，对他家充满了敌意和歧视，甚至唾骂袭击，一些嫉恶如仇的群众还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祁家的“情况”，那时候的祁文山一家一直生活在乡邻的“唾弃”之中。

子女也好不到哪里。革命干部和烈士们的孩子们都可以到育才学校念书，由国家包食宿。但祁文山是资本家，他的子女们就不能去这样的学校念书。

不仅如此，孩子们还经常在学校遭到歧视。当时学校让学生填写家庭成分，年幼的女儿祁葆珠不懂什么叫家庭成分，正苦恼时，有一个老师大声喊道:

“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

这让祁葆珠幼小的心灵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回家后，哭诉着问爸爸什么叫做奸商？

祁文山心疼地将女儿抱在怀里，他有苦说不出，只能含泪告诉女儿：

“爸爸是商人，但爸爸是好人。”

1954年，“公私合营”开始，祁文山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第一个积极配合国家，带头加入了“公私合营”，并且主动将“私有财产”全部上交国家。

一时间，乡邻们对他刮目相看。

可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无所事事的他，竟然每天晚上在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眼里闪着泪花，深情地打着拍子，带着五个子女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

对于他的这个古怪行为，周边邻居开始厌烦，他们纷纷猜测，他是不是受到了刺激，进而对“公私合营”不满，变相地通过唱《国际歌》来发泄情绪。

1963年，公安部派祁文山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同时公开身份为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

1966年“文革”开始后，祁文山全家又一次遭受到巨大灾难。那时，祁文山的公开身份是资本家民主人士。

正在郑州大学读书的大女儿祁葆珠天天提心吊胆。

有一天，祁文山十分和蔼但很严肃地和祁葆珠谈话，也好像是向她交代什么，他说：

“运动发展越来越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

祁葆珠

女儿一下子蒙了，多少年的委屈一起涌向心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都到这个时候了，爸爸还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

一直到1968年，祁文山才结束了27年的潜伏生涯，公开了真实身份。

从前冤枉过他的一些邻居老乡，全都上门向他道歉，可祁文山只是淡淡挥手，一笑而过。

身份公开之后，他不谈待遇，也不讲什么级别。他对60年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20多年隐姓埋名的潜伏毫无怨言，觉得他能活下来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他主动将政协机关分给他的大房子让给了同事，自己则住在最小的房子里；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工资比较低的同志，他总说，只要是家里够吃饭就行了。

他教育子女们，在任何时候不能伸手向组织要党票、要官票、要名誉、要地位，要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

1977年，祁文山恢复工作，回到河南省政协，曾任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执委。

1992年，祁文山在鲜花和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

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

1997年6月26日，祁文山走完了他革命传奇的一生。

全家福

祁文山解放前潜伏，解放后依然潜伏，在长达27年中，不仅自己甚是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受尽屈辱，无怨无悔，究其原因，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