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企业家的命运，是一个社会命运的缩

傅国涌：企业家的命运，是一个社会命运的缩

尚曦文史

在傅国涌看来，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拥有超越精神，建立终极价值，否则即使富如马云，也不过浮云。企业家阶层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一个不能善待企业家的时代，是一个可悲的时代。

卢作孚之死：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消亡

1952年2月8日深夜，私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住所服用过量安眠药，黯然弃世。第二天一早，他的夫人蒙淑仪回到家中，遗体已经冰凉。

据说，蒙淑仪在遗体边，找到丈夫留下的纸条，写着简单的遗嘱：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给民生公司。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七个月之后，中国有航运业以来最大的私营船企民生公司，成为全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又过了五年，中国大陆所有的私营企业，全部消失。

至此，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阶层，正式宣告消亡。

这六个企业家，在他们的时代

比马云王健林高出好几个量级

卢作孚是什么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营船王，但绝不不仅仅是个实业家。1938年，卢作孚以一己之力，用40天时间，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和轻工业仅存的一点元气从宜昌运送入川，成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

6年后，作家林语堂在英文著作《枕戈待旦》中写道，如果卢作孚是在美国做出了这些成绩，民众可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选他做总统。

卢作孚是这样一位船王，他的企业在顶峰时，几乎垄断整个长江航运；在他最豪华的游轮上，刀叉来自谢菲尔德，瓷器来自伯林、玻璃杯来自布拉格；他自己家的餐桌上，却只有几只四川最普通人家的竹筷和粗瓷大碗，他生病的时候，家里甚至拿不出钱买一只鸡。

他的四川老乡，国民党元老张群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除了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之外，我在著作《大商人》中还描写了中国现代史上另外五个伟大的企业集团。在我看来，这些企业的创办人，在他们的时代所创造的价值，比今天的马云或者王健林高出好几个量级，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人。

企业家的高度

不在于怎么赚钱，在于怎么散钱

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在我看来，就是三条标准：

1.以企业为安身立命之目的而非手段，通过工业或商业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人；

2.在创造可变价值过程中不断寻求不变价值的人；

3.在有限人生中不断寻求无限意义的人。

简单的说，企业家必须从着眼“利之为利”，上升到“人之为人”，必须为这个社会树立持久的，终极的价值关怀，达不到这三条，无论你是马云还是牛云，都是浮云。

为什么？

很简单，所有物质形式的财富都有物理意义上的有限性，没有一个富豪能在死后带走一块钱。泰戈尔说，给鸟的翅膀镶上黄金，它就飞不起来了。所以，企业家精神的无限性，必须在文化与社会的无限性中去寻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虽然比西欧晚了200年，但他们一出现就显示出不是追求“利之为利”，而是追求对终极价值的关怀。

中国近代企业家产生的标志之一，是1896年，两个状元张謇和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开办商务局，创办企业，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状元办厂”——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商业是末流事业，现在士林的魁首居然去办实业，这是破天荒的。

这两个人里，成功的是张謇。

同卢作孚一样，张謇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创办了富可敌国的企业集团。在我看来，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化之父”，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孙中山或者陈独秀。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张謇那样，以一己之力，通过创办企业，继而反哺社会，打造了一个宛如乌托邦的模范小城，在三十年里，解决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

他的大生企业集团，在如日中天时总价值超过3750万两白银，这些钱，全部被张謇用来开办社会事业。所有这些都诠释“大生”集团名号的来历——“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

曾国藩的外孙，大企业家，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聂云台写过一本秘笈《保富法》，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富得过三代的家族，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只懂得聚财，不懂得散财。

中国现代企业家的四次抉择：

企业家能走多远，社会才能走多远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文明是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蓄起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造起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他们和知识分子阶层其实是同构的，都追求渐进的，得寸进寸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理想国是建立一种“善托邦”的社会。

我的中国企业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代企业家阶层在大历史变迁中的选择，每一个选择带来的都是命运的转折。

第一次选择是1911年。当时企业家阶层作为最具有社会声望和实际影响力的阶层，面临着制度内的选择：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那前后的几年间，企业家阶层其实主导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比如，如果没有张謇从日本人那里借的七十万两银子，民国肇造的情形会是怎样，根本难以想象，这就是我所说的“革命的刚性财政逻辑”。

第二次选择是1927年。尽管蒋介石杀进上海，第一笔就敲诈了荣氏家族五十万，但当时江浙的企业家们，还是选择了支持他，毕竟相比北洋军阀，他代表了年轻的新生力量。尽管大部分企业家，在二十年后，都对他们曾经支持的强人和他日益腐朽的政权，追悔莫及。

第三次选择是1937年。面临外敌入侵，是西迁还是留下？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担当是令人钦佩的。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卢作孚。

第四次选择是1949年。企业家阶层是走是留？留在大陆的企业家，年纪都比较大了，家国之情浓厚。但是很不幸，留下来的企业家，得以善终的，不多。所以我说，卢作孚之死，是个明显的标志，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消失了。

今天企业家群体或许面临第五次抉择，面对未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增加的风险，企业家究竟何去何从，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企业家的命运就是全社会命运的缩影，企业家能走多远，整个社会才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