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活学活用《三国演义》

毛泽东如何活学活用《三国演义》

尚曦文史

毛泽东从小就是“三国迷”，1913年读私塾时，他就读了《三国演义》。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讲述成长经历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1907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期间，他找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于是毛泽东便对这两部小说着了迷，他几乎把从农忙中所能抽出来的每一分钟，都用于在田边上来阅读这两部小说”。1910年秋，毛泽东前往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把衣物“都打成一个包袱系在竹竿的一端，竹竿的另一端系着一只小竹篮，里面放着两本他心爱的书，那一定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讲《三国》头头是道，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的《讲堂录》中，有多处提到三国人物，如“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

即便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时常阅读《三国演义》。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部队在攻打茶陵县高陇圩时，从曾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老家得到一套《三国演义》，毛泽东兴奋地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1932年1月，在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倒了，在瑞金东华山冷清地住了五十多天，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

1935年前后，党内有人指责毛泽东手法不高明，只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及此事：“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长征途中，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毛泽东要警卫员帮他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谁知警卫员竟提了个水壶来，说“仨锅没找到”，毛泽东禁不住笑了。

1942年，毛泽东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1938年，毛泽东对贺龙、徐海东等人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都不算中国人。”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晚年毛泽东仍反复阅读《三国演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

毛泽东爱《三国演义》，也重视读《三国志》。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每逢外出，《三国志》是必带史籍之一。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他实际上把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当作一部书了。

见解独到评《三国》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毛泽东经常用《三国志》印证《三国演义》，使《三国演义》增强真实感；也习惯用《三国演义》解释《三国志》，使人物形象生动，使史事栩栩如生。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和李井泉、王任重、陶鲁笳等人谈话时说：“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他还强调说：“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毛泽东对《三国》烂熟于心、信手拈来，曾数百次评点《三国》人物和事件。比如，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识迟，得计迟”；说刘表“虚有其表”；说“《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说“吕蒙如不折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解放军许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读《吕蒙传》”。

毛泽东品评三国人物最为突出的，当属态度鲜明地为曹操“翻案”。《三国演义》里的好人、坏人，通常是以对“汉室”忠心与否来界定的，这正是罗贯中“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而毛泽东对三国人物的看法不落俗套，是以统一、进步为标准的。他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曾指出：“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对诸葛亮能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十分推崇。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以及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

当然，毛泽东评价人物的尺度是客观而又辩证的，不会一概而论。毛泽东早在《讲堂录》中就称赞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诸葛亮以足智多谋而闻名于世，《隆中对》历来好评如潮，但毛泽东对诸葛亮尤其是他的“分散兵力”有不同看法。毛泽东以军事家兼史学家的独到眼光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驾轻就熟用《三国》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是毛泽东读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他坚持终生的一种最重要、最基本、最有效的读书方法。读《三国》这类书，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了解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这就是他的深刻体会。在讲话、谈话和做报告中，毛泽东时常结合三国故事和人物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他运用《三国》智慧，往往是从带兵打仗、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1929年，毛泽东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我们共产党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

1936年9月8日，就国共两党合作一事，毛泽东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信：“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毛泽东用《三国演义》名言来说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无不能合作之理”。1937年7月，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动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谈到审干问题时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很有高度的原则，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953年6月30日，在谈到重视青年干部的培训和选拔时，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一个三国故事，就把不能论资排辈，要充分相信年轻人的道理深刻地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