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了当局的“眼中钉”，面对威逼利诱，“金饭碗”不要也罢！

文│羊有城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原名章埏，出生在浙江青田的乡绅世家。长大后，他读到《老子》中“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明白了父母取名的寓意所在：埏者，用水与土黏合成泥，想让自己成“器”，于是他改名为乃器。

乃器果然成“器”。自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他即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一路勤于钻研，潜心探究，对金融市场、银行组织、商业法规等领域颇有心得，受到银行董事长李铭的赏识，擢升为上海分行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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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抱“器”闪亮登场

章乃器

“金融”是什么？在受聘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教授期间，章乃器讲授“国际金融”、“中国财政”等课程。当讲到“金融”的含义时，他用了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比喻：“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话音刚落，听者塞窗的教室里就像开了锅似的，学生们个个兴奋难抑。

银行经营，诚信为本。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冒出数家外资信用调查机构，多为日本、美国人开办。章乃器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等业界“顶流”商议，决意举沪上银行界之力，组建一个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个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在圆明园路1号正式挂牌。3年后，章乃器被推选为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坚持“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主编的《征信工商行名录》图文并茂，将风靡一时的英国人编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抛出一条横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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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厚成“器”告别职场

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章乃器与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章乃器担任执行委员，中国征信所也成了救国会的重要活动据点，一些宣传品也拿到征信所的排字房悄悄印制。

出笔快，善演讲，是章乃器的特点，救国会的好多文件材料都由他执笔，因此落了个“宣言专家”的称号。由于时常抛头露面，章乃器等人自然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于是软硬兼施，又是座谈会又是“鸿门宴”，结果总是不欢而散。没辙，上海市长一个电话打给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叫他“开除章乃器”。

李铭内心也很支持章乃器的爱国行为，但顾及银行的正常运营和爱将的身家安危，思忖再三，决定出资送章乃器飞赴英国留学一段时间，薪水照发，暂时避避风头。章乃器十分理解李铭的良苦用心，可是，他正置身于潮起云涌的救亡运动之中，无意出国镀金避险，事业和职业不能两全，干脆辞掉“金饭碗”，无职一身轻，任凭李铭规劝挽留也无济于事。事实上，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筹措救国会的经费，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卖掉了洋房，赁屋而居。从银行辞职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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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之“器”驰骋沙场

“七君子”出狱时的合照

救国会四处出击，挥斥方遒，引起了日寇的极度仇视，在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压力之下，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入狱，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电文雪片般地飞来。“七君子”在狱中大义凛然，坚决拒绝声明悔过，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史册。”章乃器亦在法庭答辩中宣称：“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主张抗日的义务。”唇枪舌剑的法庭交锋，竟然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真理的激情讲坛。

这一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诱发了千里之外的“西安事变”。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贤达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七·七事变”后，全国形成一致抗战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七君子”取保释放。

04

“器”宇轩昂鏖战疆场

结束了8个月的监狱生活，章乃器仍然不忘救亡活动。他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及银行家徐新六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沿海工厂内迁，发展战时生产和就业；还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积极筹组中国经济研究所。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联华影艺社，摄制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又参与成立昆仑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电影开拍后，命运多舛，费用不断超支，章乃器仍源源不绝投入资金，终于功德圆满，公映后成为鼓舞民心的经典影片。收回上川公司应得的红利，他加上手头的现款为股本，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创建了港九地产公司，出任总经理，房地产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很多人未必知晓，脍炙人口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曾得益于章乃器的“一字师”。1948年末，应中共中央电邀，章乃器与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他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旋律到处传唱时，深受鼓舞，又觉得歌词有些不妥，“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比较恰当，也更准确”。他的建议，很快就被中央采纳并修改了。

来到解放区，章乃器与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见了面。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乃器回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是商店掌柜出身，章乃器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相当娴熟。很快，这两把算盘“比翼齐飞”，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