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丨陈春明：红星闪闪军人梦

缙云丨陈春明：红星闪闪军人梦

上游新闻

红星闪闪军人梦

文/陈春明

“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要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像潘冬子一样戴上红星闪闪的军帽。

上世纪七十年代，参军入伍是农家子弟的出路和全家人的光荣。每年二月和九月，区公所的招待所就会驻进人数不等的接兵部队，等着八乡一镇志在军营的好男儿。他们背着手枪，昂首阔步穿过老街的飒爽英姿，成为古镇最美的风景线。

各乡镇、村推荐的兵员，要闯过初选、体检、政审和地方与接兵部队的集体研究这“四大关”，才能出现在区武装部张贴在区公所大门口的“光荣榜”上。赶场的人把光荣榜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张建国、刘兵！”一个识字的汉子粗声大嗓地喊着上榜的名字，人们羡慕的目光越过他移动的手指，越过光荣榜的鲜红字体，把新兵的名字镌刻在遥远的军营。

我的老家是一个居住着五十多口人的古寨。家里有一个“解放军叔叔”，那可是少之又少的幸事、好事、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支书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男青年，有幸成为了“最可爱的人”。1972年9月，支书大儿子的名字出现在区公所大门口的光荣榜上。新兵换装的日子，成了我记事以来寨子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寨子的老少爷们都忙碌了起来，搬运桌椅、准备酒菜，和支书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共同劳作的左邻右舍一起推杯换盏，分享参军的喜悦和无上荣光。第二天，乡亲们敲锣打鼓，把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的支书大儿子送到了区公所，交到了接兵部队手里。从此，支书堂屋的门楣上，就挂上了“光荣之家”的牌子。每临春节，总有乡、村干部，带着慰问品上门看望支书。有一年，村长和民兵连长到村小学挑人去慰问烈军属，要求穿白衬衣、蓝裤子、戴红领巾，看在当村治保主任父亲的面子上，挑上了读小学二年级的我。那天晴空万里，我穿着向小姑姑借来的白衬衣，拿着钹，和提着锣、背着鼓的同学一道，敲打着“呛、呛、呛呛呎，呛呎呛呎呛呛呎”的洋洋喜气，走进了支书家里，看着民兵连长送上的慰问信、春联和白糖，吃着支书妻子端出来的一大筲箕红苕，我记住了一个词语——拥军优属，也在心里种下了长大当兵的理想。

当兵的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萌芽、拔节、生长，在时光的交错中闪现出诱人的光芒。

寨子里有个叫歇儿的“孩子王”，身边聚着一帮男孩子，我们经常玩打仗的游戏。大家带着各自的兵，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扮敌兵、谁当解放军。扮敌兵的，就用竹篾圈把帽子抻成歪歪扭扭的大盖帽。当解放军的，就在帽子上用木炭画上五角星，没有帽子的，也喜滋滋地在额头上画上五角星。当上“解放军”的笑得如向日葵般灿烂，扮敌兵的则蔫头耷脑乌云满面。两支“军队”带着用竹子、木板甚至树皮削制而成的刀剑、枪炮奔向各自的阵地，“枪声”“炮声”随即响彻云霄，用泥巴捏成的手榴弹满天飞，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解放军”挥舞着刀枪、高喊着：“冲呀！杀呀！”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军阵地，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在冲锋号声中猛打猛冲，端炮楼、炸碉堡。最后，用红领巾拴在木棍上做成的红旗一定会插上敌人的阵地，敌兵一定被打得落花流水，乖乖举起双手走出来投降。我用弯刀和菜刀砍削，用烧红的火钳烙钻，把一块木板制成一把“盒子炮”，枪柄上系着从母亲鞋兜里偷的红布，往用草绳搓成的武装带上一插，在小伙伴面前威风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了这把枪，玩打仗的游戏多数时间我都能成为“解放军”的指挥官。

村上的民兵训练，一般选在村小学后面的山坡上。每年的民兵训练，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跑去“现场观摩”，学他们调整站姿、装子弹、抵肩、举枪、贴腮、瞄准、扣动扳机的射击动作，学他们匍匐前进、滚进、卧倒与起立、直身与屈身前进、跃进等战术动作，有时运气好，还能摸一下“三八大盖”和转盘机枪。有时看民兵训练，甚至忘了上课的事，没有少挨陈国恩老师的批评教育。

摸一摸鲜红的五角星和领章，是我做梦都在想的好事。1973年，涪陵军分区拉练部队响应“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号召，来到我的家乡，和乡亲们一道挑泥巴、拉石磙，修筑堰塘。时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不时被部队首长和战士拉去合影留念，在堆放军装旁边蹲守了半天的我，趁休息间歇，打着生产队长儿子的旗号，缠着拿相机的解放军叔叔，了却了摸一摸红五星和红领章的心愿。

大队的民兵连长姓杨，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楼房沟，是一个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退伍军人。不知道有多少个清晨，他用嘹亮的军号声唤醒了睡懒觉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拉着他的手恳求：“杨连长，求求您，长大了让我去当兵哈！”他总是乐呵呵地答道：“要得！要得！”高中毕业那年，在广播中听到征兵宣传的我，激动得一晚没睡着觉，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杨连长家报名，他却告诉我：“你才十六岁，隔两年吧！”等我十八岁再找他报名，他又说：“你是实心脚板，镇武装部初选都过不了，还是算了吧！”我当兵的梦一下子被击得粉碎，只得把穿新军装、戴大红花的愿景深深地埋藏在梦里。事隔多年才知道，我是家中独子，父亲早就和他们打了招呼，不让我报名参军。

1986年秋，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志愿兵的大姑父回家探亲，适逢我们一家老小都在爷爷、婆婆家收割稻谷，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姑父拿出相机：“难得几家人都在，照张全家福吧！”照完全家福，我看着姑父挂在床上的军装，犹豫了好久也不敢开口，直到收割完稻谷才很不好意思地向姑父提出：“大叔（和我父亲同姓），能不能穿上你的军装照张相？”“可以呀，这还不简单！”他转身进屋取来军装、军帽递到了我手里。随着快门的“咔嚓”声，穿着草绿色军装的我和妻子、女儿的身影被定格在幸福的方寸之间。这张照片成了我最在意的“宝贝”，翻拍在手机里，朋友聚会便时不时地拿出来炫耀一下：“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参加工作后，我都是剃平头，走路、站立，均刻意学习和保持军人的习惯。2008年，全市扶贫系统在南充学习培训，正赶上“八一”建军节，我居然还被邀请参加了退伍军人座谈会！

小时候，最喜欢看电影，特别是战争片。1975年，《闪闪的红星》在全镇巡演，我和歇儿追着电影队奔波在周边的村社，至少连续看了五场，潘冬子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背长枪走在红军队伍里的镜头至今还不时在脑海里清晰地回放。“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征途中红星闪闪把路开……”这歌声扎根在我的梦里和心里，温暖着我走过了五十个春夏秋冬。

作者简介：陈春明，重庆市作协会员、涪陵区作协副秘书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