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值班室,我摘下染着消毒水味的口罩,对着排班表第17次叹气。手边的浓茶已经凉透,白大褂左胸那枚绣着“协和医学院”的校徽在应急灯下泛着冷光——这是当年披星戴月换来的勋章,此刻却像枚沉甸甸的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刚结束一台12小时的心脏搭桥手术,还没来得及擦掉额头的汗,就被护士提醒:“陈医生,明天上午的医保政策解读会别忘了,还要交第三季度的科室质控报告。”
这或许是当下许多高学历医者的深夜缩影:名校光环加持,却在病房、手术室与行政办公室之间活得像颗精密运转却生了锈的齿轮——左手握手术刀,右手握签字笔,既要应对生死时速的抢救,又要应付没完没了的报表与会议。
01、学历滤镜下的进退维谷
手机相册里,藏着两张刺眼的照片。
一张,博士毕业典礼上,我作为优秀毕业生接过院士颁发的证书,导师在台下红着眼眶,满是欣慰的笑;
另一张,上周同学聚会,我躲在角落拍的——当年成绩远不如我的室友,开着新提的豪车来赴宴,私立诊所风生水起。而我刚从一台长达12小时的手术台下来,袖口还沾着血渍,口袋里却揣着没填完的《医疗安全隐患排查表》。
作为某TOP3医学院的博士,我在三甲医院心外科做了五年。每天抢救着危在旦夕的病人,却凑不齐老家省会的首付。更让我疲惫的是,除了门诊、手术和科研,我每周还要花至少15小时处理行政事务:写不完的病例质控分析、参加“提升患者满意度”的主题研讨会、给实习医生填教学评估表……
上个月老家的社区医院招全科医生,我鬼使神差投了简历,通过初试那天却失眠了:“读了22年书,最后去看感冒发烧?同学群里要是传开了,脸往哪搁?可留在这儿,我到底是医生还是文员?”
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像根无形的线捆住了太多人。我们能轻松通过严苛的执业医师考试,却在职业选择的十字路口举棋不定:
三甲平台?意味着透支健康的连轴转——病人要管,报表要填,会议要开,考核要过。
私立高薪?业绩指标如影随形,治病救人有时也得向KPI低头。
基层岗位?“屈才”的标签如芒在背,仿佛多年的苦读都成了笑话。
有医疗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重点医学院校毕业生中,42%的人在入职三年内考虑过转行,但实际行动者不足15%。这些考虑转行的人中,超过六成提到“非医疗工作占用太多精力”——那些繁琐的行政报表、无意义的会议,让他们在救死扶伤的主业之外,还要承受额外的精神消耗。阻碍他们的不是能力,而是那句盘旋在脑海里的话:“都读到医学博士了,放弃太可惜了。”
02、被驯化的“沉没成本”思维
李医生的书架最上层藏着一沓厚厚的笔记本,那是她读博期间的实验记录。如今她在一家药物研究所做研发,每天重复着标准化流程,那些曾经让她热血沸腾的科研理想,早已被临床试验通过率磨成了粉末。更让她无奈的是,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整理材料”:给合作医院的医生发问卷、统计回收数据、写项目进展汇报PPT,“明明是搞研发的,却像个专职数据录入员”。
“有时候真想辞职去开家健康管理工作室,”她在一次科室团建中说,“但一想到导师当年说我是最有潜力的研究者,想到爸妈为了供我读医学博士在小诊所打杂的样子,就觉得不能任性。”
医学教育给予我们的,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底气,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不能输”的枷锁。从医学院到规培,我们被反复告知“学医能悬壶济世”,这种单一的价值叙事,让高学历医者很难接受“向下兼容”的职业选择。就像玩游戏时已经打到了高级别,谁也不愿轻易退出重新开局。
更隐蔽的是社会期待的重压。当亲戚朋友说“你可是名牌医学院的,肯定要进大医院”时,当学术期刊上同龄人晒出光鲜的研究成果,这些声音都在悄悄强化一个逻辑:医学学历必须兑换成三甲医院的职称,否则就是失败。没人会问你:“每天做这些行政杂活,你开心吗?”
03、读书赋予的翅膀与枷锁
王医生在35岁这年做了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从三甲医院辞职,去山区做驻点医生。出发前他整理书房,翻到本科时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扉页上写着20岁的自己:“希望永远有勇气选择热爱的行医方式。”
在三甲医院的最后半年,他曾连续两周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不是在门诊看病,就是在填“DRG付费改革适配表”,或是参加“智慧医院建设推进会”。有次一个急诊病人家属抓着他问:“王医生,我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他愣了半秒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三天没进过病房,“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学了十几年医,不是为了每天和报表打交道的。”
“学医教会我的不是必须站在学术金字塔顶端,而是让我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在朋友圈写道,“那些年啃过的医学典籍,不是为了给简历镀金,而是让我有底气在35岁重新出发——在山区,我每天做的都是纯粹的医疗:给老人量血压、处理外伤、教村民急救知识,没有报表,没有会议,只有医生和病人。”
这或许是解开困局的钥匙:我们是否混淆了“学医的成果”与“学医的意义”?职称、论文、医院等级,这些只是医学教育的副产品;而真正的内核,是辩证思维的能力,是对抗世俗评价体系的勇气,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坚守医者仁心的智慧。
就像登山,医学教育本是给我们指明救死扶伤之路的地图,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生命风景;但如果把地图当成了目的地——把“三甲医院”“行政职称”当成唯一归宿,反而会被困在原地,忘了自己最初为何出发。
04、写在最后
深夜的值班室里,我关掉病历系统,走到窗边。医院的灯光在脚下铺展开,想起18岁那年,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曾对着星空许愿:“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手机屏幕亮了,是明天的待办提醒:“上午9点:科室安全巡查;11点:医保新规培训;下午2点:疑难病例讨论;5点前:提交月度绩效考核表。”
我忽然笑了,删掉了那条提醒,重新输入:“明天,先多去病房看几个病人。”
读书到底是解放灵魂,还是束缚灵魂?答案或许藏在每个高学历医者的心里——当我们把读书当成通往救死扶伤的桥梁,它便是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行政杂务的迷雾,抵达真正的医者战场;当我们把学历视为捆绑职业选择的枷锁,困在“必须做什么”的执念里,它便成了束缚。
而真正的成长,或许就是有一天,我们既能骄傲地承认医学教育带来的馈赠,也有勇气放下它赋予的包袱——在报表与病房之间,在会议与听诊器之间,重新握住自己最想握紧的东西。
医客说
握紧最初的“听诊器”,放下多余的“勋章”
深夜的值班室里,陈医生关掉病历系统,走到窗边。医院的灯光在脚下铺展开,想起18岁那年,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曾对着星空许愿:“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手机屏幕亮了,是明天的待办提醒:“上午9点:科室安全巡查;11点:医保新规培训;下午2点:疑难病例讨论;5点前:提交月度绩效考核表。”他忽然笑了,删掉了那条提醒,重新输入:“明天,先多去病房看几个病人。”
读书到底是解放灵魂,还是束缚灵魂?答案或许藏在每个高学历医者的心里——当我们把读书当成通往救死扶伤的桥梁,它便是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行政杂务的迷雾,抵达真正的医者战场;当我们把学历视为捆绑职业选择的枷锁,困在“必须做什么”的执念里,它便成了束缚。
而真正的成长,或许就是有一天,我们既能骄傲地承认医学教育带来的馈赠,也有勇气放下它赋予的包袱——在报表与病房之间,在会议与听诊器之间,重新握住自己最想握紧的东西。
毕竟,医学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成为某个标签”,而是“成为一个能治愈他人的医生”。
【责编】医客君
【文章来源】杏林苑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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