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为啥能抢编剧的饭碗？

影视圈 Media

这个夏天，剧版与影版《长安的荔枝》接连登场，观众纷纷对比两版“荔枝”的差异，原著粉也乐于以小说为标尺评判优劣。相比剧版的“高开低走”，电影版上映11天拿下了4.95亿的票房，预计最终票房会突破8亿，在当前低迷的市场中表现抢眼。

一个IP，影剧同发并不常见，尤其对电影而言，剧集”剧透”带来的是观众流失的风险，主创敢于“步后尘”，显然对马伯庸的原著充满信心。从《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到如今《长安的荔枝》，马伯庸已成为了影视行业的宠儿，“马伯庸热”也延伸至动画、桌游、影游等领域，为什么马伯庸如此受影视行业的青睐？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写剧本还是写小说？

在第三期“电视剧导演高级研修班”上，编剧、作家宋方金分享了他曾在访谈中说的一句话“编剧必须人人成为马伯庸”。宋方金说在传统的创作链条中，平台是甲方，编剧是乙方，创作者往往成了“工具人”，话语权微乎其微。但看看马伯庸，他的作品一旦进入改编流程，平台成为了乙方，马伯庸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宋方金据此建议，今天的编剧们不妨先把你的创意写成小说，占据原创版权的高地就多了更多的底气和主动权。

宋方金老师所讲的是新时代创作者的生存策略，但也点出了马伯庸作品的独到之处。笔者在阅读《长安的荔枝》时常常产生疑问，这究竟是一部小说，还是一份电影剧本？全书仅七万余字，属中篇体量，剔除背景交代与描写性文字后，几乎可还原为一个三万字左右的剧本。小说以李善德押送鲜荔枝进京为主线，前半段是“公路片”的节奏与结构，后半转向朝堂政争，融入权谋与悬疑元素。严格遵循电影的经典叙事结构，即循“一事、一人、一线”，还有类似“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倒计时手法，阅读的过程有看一部电影爽感。

马伯庸在接受采访时称“擅长将影视转成文字，不擅长将文字转成影视，因此不参与编剧工作”，他的小说创作的确有“影视化写作”的痕迹。《长安十二时辰》显然受到了美剧《24小时》的启发，在长安一昼夜内讲述了一场“反恐”行动，马伯庸也称作品灵感部分源于游戏《刺客信条》，在知乎上连载的《刺客信条：长安》正是《长安十二时辰》的雏形。小说《两京十五日》中，四位身份各异的主角在漕河之上展开逃亡之旅，是“公路片”的架构，并采用“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将三条故事线索共时推进。马伯庸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长安的荔枝》受到了日本电影《超高速！参勤交代》影响。

大鹏谈到《长安的荔枝》改编称“我觉得一个字都不能改，就像一个烙印，也是我一直期待想讲出来的”，《长安的荔枝》作为畅销书，它不仅经受了市场的检验，也具备清晰的结构与鲜明的影视化特质。对于主创而言，这样的作品既降低了改编门槛，又自带观众基础。能持续产出这样IP的马伯庸，自然成为了影视改编的“宠儿”。

当然，马伯庸的创作方式也引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他采用的是一种“项目化”写作模式，其作品更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批量产出、高度标准化，服务于IP改编的商业逻辑。有评论指出，马伯庸的小说往往围绕一个主人公完成一项任务展开，强调爽感、反转与高概念，但固定的叙事套路也容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

二、历史与现实

马伯庸的大部分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但与二月河、当年明月等传统通俗历史写作者不同，他并不执着于重现史实的全貌，而是擅长在史书缝隙中发掘灵感，在浩瀚的史料中捕捉被忽略的细节。他往往避开历史的主干叙事，转而从微观处着眼，以边角人物、偶发事件为切口，构建自己的作品。马伯庸将自己的创作理念概括为对“历史的可能性”。

杜牧《过华清宫》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诗，流传千古，成为唐玄宗与杨贵妃奢靡生活的象征。史书中亦有关于驿站快马传送荔枝的零星记载，但多一笔带过。马伯庸正是钻了历史的“空子”，转而思考从岭南向长安运送荔枝的可行性。他围绕运输路线的规划、荔枝保鲜的方式、古代交通运力的极限，以及驿站制度的接力机制展开考据与构想。于是，原本不起眼的“运荔枝”之事，成为观察盛唐晚期官僚机制与民间疾苦的一个剖面，折射出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

三国题材在网络文学中长期受到追捧，但大多作品仍沿袭传统《三国演义》的框架，进行重构或以同人文的方式展开创作。相比之下，《风起陇西》则另辟蹊径，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关于弩机改良的记载及蜀汉小臣李严被废的历史片段为切入点，虚构出蜀汉与曹魏两大情报机构的对峙，将三国叙事与谍战元素巧妙融合。而《三国机密》则以汉献帝刘协为核心，通过他的视角描绘一位末代皇帝在群雄割据中的夹缝求生，同时虚构出刘协的双胞胎弟弟刘平让他参与到曹操、袁绍的争斗中。“历史的可能性”的创作方式也在《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等书中得延续。

故事的精巧只是马伯庸作品成功的一个方面，赋予历史题材以当代性，使历史与当下的当代情绪建立联结才是他的制胜法宝。《风起陇西》契合了当代人热衷“阴谋论”叙事的心理。即相信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更深一层的秘密。马伯庸通过揭示“阴谋”的过程，满足了读者窥探真相的快感。

热映的《长安的荔枝》，不少观众将其称为“大唐版的《年会不能停》”。片中主角李善德的命运，与当代职场中身心俱疲的“牛马”，高度重合。小说巧妙地将现代职场的生态映射到古代官场：从加班、甩锅、抢功，到房贷压力、升职焦虑，无不贴近现实。“运荔枝”的任务，不过是领导一句话、下属跑断腿的真实写照。借古讽今的手法，使得李善德角色获得了当代观众的共鸣。

三、作家来抢饭碗了？

2018年前后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被改编成剧集，2019年《长安十二时辰》让马伯庸彻底出圈，此后，《风起陇西》《洛阳》《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等一系列改编作品相继亮相，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影视行业的IP价值。如今，《食南之徒》《两京十五日》《敦煌英雄》等电影、剧集即将面世。

IP的衍生开发也不容小觑，早在剧集与电影版之前，在剧集与电影版本问世前，西安话剧院就抢先推出了《长安的荔枝》话剧版，借助影视热度开启全国巡演。《长安十二时辰》带火了西安文旅，2022年，大唐不夜城以剧集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唐风市井街区，两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除此之外，还有以《古董局中局》为基础开发的桌游、《三国机密》衍生的卡牌类手游等产品。

马伯庸展现了不同于传统作家的“吸金”能力，这在青年作家群体中引起了反响，据报道如今不少青年作家在写作之初便考虑作品未来的改编潜力，作家群体也成为电影行业瞄准的“香饽饽”。这不是中国电影行业独有的现象，马伯庸的成长路径和美国“恐怖小说之王”史蒂芬·金类似，他是一位多产的畅销书作家，几乎每一部小说都被搬上了银幕，有《肖申克的救赎》《闪灵》《魔女嘉莉》等代表作品。创作出《冰与火之歌》的乔治·RR·马丁也是典型代表。

在“马伯庸热”的同时，“东北文艺三杰”（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也称为影视创作的富矿，今年上映的电影《平原上的火焰》便改编自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剧集版早已播出，电影版中，双雪涛更是以艺术总监身份深度参与创作。此前，作家班宇就是《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助力剧本打磨。郑执更直接看跨界成了导演，将自己的小说《森中有林》拍成了电影，让人想到了之前韩寒、郭敬明由文坛转战影坛的职业路径。

作家频频“触电”反映了影视行业对好故事如饥似渴，作家在文学修养与叙事能力上往往具备更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在面对影视化创作时，常常构成一种“降维打击”，作家转战导演、策划等也有自身的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理性审视这股IP改编热潮。以马伯庸作品的影视化为例，剧集《长安的荔枝》口碑未达预期，2022年《风起陇西》首播仅获得0.6%的收视率，电影《古董局中局》、剧集《显微镜下的大明》上映前虽备受关注，最终却反响平淡。

马伯庸作品的改编热潮，与其说是其个人创作的胜利，不如说反映了整个影视行业对优质故事资源的强烈渴求。然而，文字转化为影像并非简单的“内容变现”，还需导演、演员、剪辑、制作等多个环节的协同发力。一个好故事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决定作品成功的唯一因素，马伯庸的IP也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