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大鹏，马伯庸输在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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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鹏把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搬上银幕，结果竟有些“倒反天罡”？如果说原著是马亲王笔下一次略显挣扎的“平均发挥”，那么电影改编则意外地跳脱出“精巧商业片”的框架，成为一部相对更具色彩的作品。

那么对比大鹏，马伯庸这次到底输在了哪里？

虽说拿小说和电影比似乎有些不公平，毕竟针对电影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对观众感官的刺激看似远远超过文本。不过，小说也不能说是优势全无，毕竟用“纸笔”邀约的角色以及构建的场景乃至后期都无预算上限，也并没有物理意义上的限制。

作为小说改编影视作品，但凡底本是经典小说，那么影视往往就很难超越，就算观众再叫好，拍摄、演绎和执导等艺术再高超，依旧如是，或许也是因为上述那些原因。《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如是，更不用说《百年孤独》这等相对抽象的作品了。可放到高度类型化的推理小说，情况便不尽然。

甚至借不少网友的说法，马伯庸的这部小说更像是电影剧本的草稿，抑或是本身就是如此？

马伯庸的原著在2022年出版时，衔接的正是《长安十二时辰》这样的历史古装悬疑推理作品，类似古装版的《反恐24小时》，甚至可以说向影视作品“借火”，而后以小说作为雏形IP投入影视似乎成了他在那个阶段创作时的考量。

读原著时，读者不难发现：支撑故事的核心是“职场中年危机”与“荔枝物流解谜”两大亮点，辅以唐玄宗时期背景。然而，除此之外的人物，则显得干瘪且功能化，近乎服务于主线的“NPC”。甚至可以说，除了核心的“解谜”与“职场困境”，小说中的整个社会生态，更像是服务于主线的功能性“布景板”。

这也是过度类型化的国产推理小说的通病，追求“本格”也不应是借口。

虽说马伯庸应该也觉察到了只要构建一个“天才解谜”与“打工人怀才不遇”处处受陷害的带点古装风味的中年人职场故事，便能满足如今并无品细粮时间和意向的读者的故事消费。可对马伯庸又抱有些不合时宜的期待的读者又往往希望有潜力的主题能在他手中拥有更高的完成度。

意外的是，这次大鹏的电影版似乎替马伯庸更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小说原著中，官僚体系的僵化、上位者的漠然（比如杨国忠的算计、皇帝的轻描淡写）虽并没有完全被忽略，但正如先前所言，确实也沦为了功能化的草稿，很多部分更像是一句作家在不耐烦的情况下揭露的口号化表达，并没有用人物、对话和情节细致地进行描摹。电影则由于每个演员（可能所幸也是因为咖位不小）都需要具像化地演绎，由此不得不通过细节，声情并茂地将这种系统性的“冷酷”以细节举止和精巧台词“精巧”地展现出来。而正因为不全然能像小说这样可以由旁白陈述，由此电影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更依赖镜头语言下的演绎去表达故事。整个制度性的荒谬与大小齿轮间的碾压和博弈，也会有意无意地以更生动形象的方式被具像化地描摹和呈现给观众。

换句话说，电影给了原著中相对脸谱化的配角（比如岭南的阿僮姑娘、路上的驿卒、长安的同行官吏）更多的镜头和细节，展现他们各自的困境以及微不足道但又不可或缺的人物情感。

杨国忠一句轻飘飘的指令或皇帝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在演员（尤其是常远）相对有效的演绎下，引发的共情也远超小说中口号化的揭露。这让观众更能理解这个系统中不同层级人物的生存状态，更可以补全原著对故事的社会生态和人文图景的相对缺失的刻画。

可以说大鹏的镜头没有停留在“天才打工人”略显苦涩但实则为“逆袭”的爽感上，而是通过赋予配角血肉、用细节填满制度的冷酷，将李善德的个人挣扎，渲染成了一块映照整个封建帝国“有毒生态”的真正有意义的“切片”。

观众所共鸣的，已远不止职场辛酸，更是权力巨轮下个体才智的苍白与系统荒诞的永恒回响——这份更结构化、系统化的“无力感”，正是电影超越小说原著，抵达更高艺术完成度的关键所在。

至此整件事的“无力感”和“荒诞感”才得以激起更为长久且深刻的情感共鸣。

审校：文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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