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争鸣】关于《山海经》并非全球地理记录的思考‖宋翔

关于《山海经》

并非全球地理记录的思考

宋 翔

《史记》中“西周穆王西巡狩至昆仑之丘见西王母”的简略记载,与《穆天子传》详描的周穆王西行故事,共同构成中国古籍中极具标志性的“人神同框”事件。这一距今两千余年的历史场景,恰为我们破解《山海经》地理属性提供了关键线索——足以彻底排除其 “全球地理记录”的说法。

《山海经》的独特叙事结构,决定了它绝非单纯的地理典籍。书中不仅记载着山川河流的方位形貌,更密集分布着华夏文明从神话到历史的完整记忆链条:创世神话里有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英雄传说有夸父逐日、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后羿射日;治世故事记载着羲和浴日、炎帝之女精卫填海、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大禹治水;乃至嫘祖、夏启、夏桀、商汤、周文王等具体历史人物的事迹,都与特定的山名、水名深度绑定。这些人物与故事如同经纬线,在文本中编织出清晰的华夏文明脉络。

如果强行主张《山海经》是全球地理志,则意味着这些华夏先祖需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社交。对于远古神话人物,或许还能牵强附会他们是“会飞的神仙”,但《山海经》提及的近至三千年前的夏桀、商汤、周文王等,历史明确记载其活动于现今中国地区,难道那时候的人都还能跨越洲际飞行?更关键的是,三千多年前世界各地已形成独立文明体系,古埃及有象形文字铭文,两河流域有泥板文书,却从未有任何文献记载过与“周文王”对应的法老或君主。《山海经》提到,周兴生于岐周,岐周无论是今日陕西岐山还是成都彭州天彭阙,都是具体到了县域的地理锚点,与“全球地理”的分散性显然无法兼容。

尤其是周穆王与《山海经》里神权首领西王母相会于昆仑之丘的人“神”同框事件,更凸显了“山海经全球地理说”的荒诞。这一事件距今仅两千多年,周穆王所处的西周时期,地中海地区是所罗门王统治时代,埃及为第二十二王朝法老执政,伊拉克地区属亚述王阿达德二世统治,土耳其处于赫梯帝国末期,印度则进入后吠陀王国时代。这些文明都有自身完整的文字记载体系,却找不到任何与“西王母”“昆仑之丘”“周穆王”对应的人物、地名或事件记录。若昆仑之丘是全球地理中的某座山脉,它该对应埃及的金字塔群,还是两河流域的扎格罗斯山脉?若周穆王的西行是乘着“八骏大马车”组团全球漫游,为何同期其他文明的史册对此毫无提及?答案只能是:这些人物与地理始终属于华夏文明的叙事范畴。

《山海经》里,伴随着这些人物事件山川河流出现的,还有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动植物原产地仅仅只有在长江流域,如大熊猫、麋鹿、雅鱼、猕猴、梅花鹿、野蚕、羚羊、牦牛等动物,均为中国特有的或主要分布于东亚大陆的物种;麦冬、珙桐、楠木、桑、梓、竹、柑橘、蜀葵、枸杞等植物,更是与华夏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本土物种。珙桐被誉为“中国鸽子树”,仅产于中国南方;桑与梓在传统文化中是“故乡”的象征,《诗经》中便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记载;柑橘属植物的原生中心就在中国南方。这些只存在于东亚大陆的生物,若出现在“全球地理记录” 中,显然与现实地理分布完全相悖。

所以,那些主张《山海经》是“全球地理记录”的观点,既忽略了书中核心的人文线索,也与历史常识相悖。一方面,三千多年前世界各文明已形成独立发展脉络,却从未出现与《山海经》中华夏先祖对应的人物记录;另一方面,书中 “赤水”“岷山”“洛水”“熊耳山”“泰山”“江水”“成都”等核心地理标识,经考证多与中国境内地貌相关,进一步印证其地理叙事的本土属性。

综上,对《山海经》的解读需回归文本本身的特征:它并非超越时空的全球地理档案,而是融合了上古地理认知、神话传说与华夏早期文明记忆的综合性文献,其逻辑根基始终扎根于华夏文明的本土语境中,这正是这部古籍最珍贵的文化底色。所以,对于《山海经》,千万不要只看那些光怪陆离的志怪描述和情节,只有穿透神怪包装的迷雾,才不会让华夏文明的真相永远只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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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宋 翔〔历史学者,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成都商报》记者、成都电视台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等)导演、北京腾提度文化传媒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