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丨《元史》洪武本述略

注：本文发表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十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时请以该刊为准。

《元史》洪武本述略

张 良

【摘 要】作为《元史》存世最早的一种刻本，洪武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以残本行世。1935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百衲本《元史》，不得不以南监本配合洪武残帙作为底本。自1971至1976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元史》，版本条件依然没有太大变化。直到21世纪头十年，分藏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的两部洪武配南监本重新受到关注，以此为基础，学界对于洪武本的认识才获得了根本改观。而时至今日，还有几部尚不为人熟悉的沧海遗珠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中尤以浙江图书馆所藏洪武全帙引人瞩目。本文在充分调查既有版本基础上，彻底廓清各自配补情况及印次先后，意图还原洪武本在明代的刊印情况，解决围绕在《元史》版本流传方面的诸多误解。

【关键词】元史；洪武本；传本；印次；物质形态

一、洪武本的存世传本

《元史》存世刻本计如下几种：

(一)洪武本：明洪武二年、三年刻本；

(二)南监本：明洪武二年、三年刻，嘉靖八年至十年南京国子监修补本及明清递修本；[1]

(三)北监本：明万历三十年北京国子监刻本及明清补本；

(四)乾隆殿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五)道光殿本：清道光四年武英殿刻本；

(六)江苏局本：清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刻本。

洪武刻本作为《元史》存世刻本中最早的一种，流传极少，[2]长久以来仅以残本行世。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一书即以洪武残帙配早期南监本影印。其洪武板片已有描修，文本董理瑕瑜互见，而板片则大失旧观，至为可惜。学者多据此本回溯明初刻本面貌，自然会受到不小误导。

1971年中华书局启动《元史》点校。据《点校本〈元史〉出版说明》（1976）所述：“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面貌。我们这次点校，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对百衲本在影印过程中的描修错误，用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北京图书馆藏另一部南监本作了核对订正，一律径改。径改的描修错误，共有近八十处。”[3]周清澍先生回忆：“校点的工作本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共作出校勘记约2700条。后来用北京图书馆藏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北京大学向达旧藏一四四卷约弘治间重印残洪武本核对，发现百衲本并非据残洪武本影印，而是据南监本描修。我们还核对了张元济批校原本，描修错误达80余处，一律径改不再出校。所以点校实际上是选用了两部残洪武本加百衲本做底本。”[4]细绎中华书局点校本全书校勘记，确实没有以国图、北大洪武本校对底本的只言片语。因此从本质来说，点校本在经眼洪武本均残缺不全的情况下，选用百衲本作为工作本，并依据当时存世洪武本残卷，尽力将百衲本对应卷次恢复到洪武初刻面貌。从这个逻辑出发，如果当时点校者像今天一样，能够看到部帙近乎完整的洪武刻本，那么以洪武刻本为底本几乎是必然选择。

而在当时，国内并没有发现任何一部洪武全帙可资参考，故采用百衲本做底本实属不得已情况下的变通举措，在此条件下也称得上最优选择。在此时间节点，包括北京图书馆藏九十九卷本、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本在内，已有如下几部洪武残本业已为人所知：

北图甲库迁台书中有两部洪武刻本，目前暂归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其中第一种〔索书号：平图020714-020727，简称平图甲本〕，存14册，53卷：本纪二三〔卷23〕，三五至四三〔卷35—43〕；志九至十一〔卷57—59〕，十七下至二十〔卷66—69〕，三六至三九〔卷86—89〕，四二至四四〔卷93—95〕，五十至五三〔卷102—105〕；传八至十六〔卷121—129〕，二六至三十〔卷139—143〕，三四〔卷147〕，四四〔卷157〕。[5]黄绫面，蝴蝶装，且板框四周留边极为奢侈，显然是明内府旧藏。此本自清内阁大库流出，无私人钤记。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王懋镕《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夏曾祐《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及张宗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均著录为九册，[6]较今本无本纪二三，志三八至三九，传八至十六、三四、四四。排除后配卷册之后通计原本，总页数合计736叶，以9册计，平均每册82叶。《元史》洪武本全书板片共计4466面，则全书大致可分为55册。

第二种〔索书号：平图002294-002313，简称平图乙本〕，存20册，69卷：本纪十七至十九〔卷17—19〕，二三至二六〔卷23—26〕；志一至三上〔卷48—50〕，九至十〔卷57—58〕，二二至二五〔卷71—74〕，二八至三十〔卷78—80〕，三六至三八〔卷86—88〕，四一下至五三〔卷92—105〕；表一至六下〔卷106—113〕；传一至十二〔卷114—125〕，五十至五六〔卷163—169〕，六二至七十〔卷175—183〕。[7]蝴蝶装。此本自清内阁大库流出，无私人钤记。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王懋镕《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夏曾祐《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均著录十七册，较之今本无本纪二三至二六，志五一至五三，传六二至六六。排除后配卷册，此本合计1342叶，以17册计，平均每册79叶，则全书很有可能分为55册。

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独立编号的洪武残本：第一种〔索书号：A01173，简称国图甲本〕，即中华点校本所据“九十九卷残洪武本”。此本残存25册，99卷：本纪二八至三一〔卷28—31〕；志一至二〔卷48—49〕，五至十二〔卷53—60〕，二六至二八〔卷75—78〕，四四至四九〔卷95—101〕；表一至六下〔卷106—113〕；传一至五〔卷114—118〕，十三至二四〔卷126—137〕，二八至三一〔卷141—144〕，三六至五三〔卷149—166〕，五七至八一〔卷170—194〕，九五至九七〔卷208—210〕。此本自清内阁大库流出，除“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朱文长印之外，无私人藏章。其书历久岁月，粘胶稍经翻检即破裂散碎，方一出库，即见前半部分书叶参互不齐，后半部分尚整齐如新。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王懋镕《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夏曾祐《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张宗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及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均著录为二十四册，较之今本无传十七至二十。纸张白韧厚实，光洁如新，字画锐利，断板较少，显然属于明前期初印本。蝴蝶装，靛蓝封面，书封粘贴书签、细目，符合明内府藏书旧式。除去后补的一册〔卷一七至二十外〕，其他单册书根均有墨笔题识，首标册数，最末一册〔传九五至九七〕题“五十五”，可知其书原本分作55册〔参见表1〕。《南雍志·经籍考》“天顺年间官书”著录“《元史》五十本，五套”，[8]册数与平图甲乙本、国图甲本不符。《南雍志》又注云：“二十一史，皆蓝绫壳、蓝绫套、牙签、锦带……贮在彝伦堂大柜内。”此外，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各有大柜贮之，其装订、册数俱同”。平图甲乙本、国图甲本未经改装，显然不是南监故物。此外，平图甲本为黄绫装，也不符合南雍旧式。

表1 国图甲本书根题识

〔第15、29、37、39、45册情况为推衍，并无实物可证〕

第二种〔索书号：A01174，简称国图乙本〕存15册，37卷：进书表、纂修凡例、目录二卷；本纪五〔卷5〕，六至七〔卷6—7〕，十四至十五〔卷14—15〕；志三二至三三〔卷82—83〕，三七至四十〔卷87—90〕，四九〔卷101〕；传十六至二十〔卷129—133〕，三七至三八〔卷150—151〕，四四至四五〔卷157—158〕，五五至五六〔卷168—169〕，六三至六五〔卷176—178〕，七五至八一〔卷188—194〕，九三至九五〔卷206—208〕。此本破损严重，又经过补缀，凡叶面版心灭失不辨次第者，则在板框右上角以墨笔细字书写卷目叶次。此本分册与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王懋镕《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及夏曾祐《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著录的三种《元史》刻本均不同。覈张宗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及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此书原属来历不同的零本断简，部分卷次还一度用以配补国图甲本及平图乙本，复又抽出，重为新帙〔参见表2〕。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最早著录此本，则拼合时间不会晚于赵《目》编成的1933年。此后，该本续经馆员补缀，今见书首题识云：“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配入进书表，纂修凡例，目录上下，纪五，志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九，传五十五、五十六零叶四册，合前共得十五册。”至此方为今日之规模。对照字画磨损情况，国图乙本印次还要略早于前述诸本。全书无私人钤记，第三〔历史博物馆〕、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册封面左上角保留了书名题签〔参见图1〕，“元史”二字为木刻刷印，右下卷目为手书。契合明代官藏书旧式。因此，除去1936年补入的散叶不论，该本主体部分应该也是清内阁大库旧藏。《内阁库存书目》收录“《元史》一部五十本，二百十卷”，[9]国图乙本部分卷叶很有可能就源自《内阁库存书目》著录本。此外，傅增湘曾见过一部“明洪武三年内府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阑。首《进元史表》《纂修凡例》，次《目录》，目后有洪武二年宋濂《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即以此本印入”。[10]从存卷及印入百衲本两方面来看，很有可能就是国图乙本。

图1 国图乙本部分封面题签

表2 国图乙本分卷来源及拼合情况

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所谓“北京大学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索书号：SB915.9/3030.3/C2，简称北大本〕，未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此本逐册卷端自下而上钤“子子孙孙/永宝用”朱文方印、“读易/楼/藏书”白文方印，[11]为清人玉栋〔乾隆十年至嘉庆四年（1745—1799）〕旧藏；另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方印，属民国年间北大图书馆藏书用章。[12]书根墨笔题识册数、书名及卷目，可知全书共40册，今可见者仅第17—40册〔卷67至210〕。此外，此本函套亦标记次序，见存24册装于四函当中，分别著录为第4—7函〔□915.9/3030.3/C2：4；□915.9/3030.3/C2：5；□915.9/3030.3/C2：6；□915.9/3030.3/C2：7〕，第四函题“元史二一〇卷〔存卷六七至二一〇〕”。逐页核对可知，此本“没有任何嘉靖补刊”，确属洪武本无疑。[13]

21世纪初，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在这个时间节点，元史学界对洪武本的认识已非20世纪70年代可比。期间最重要的发现，当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图书馆所藏一部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史-I-2-73，简称京大本〕。此本总计60册，卷一首叶自下而上有“楚生”朱文方印、“莫棠之印”白文方印，为莫棠旧藏，后转归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东方学研究部前身〕收储。《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1934）、《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1938）均有著录，断为“洪武中刊本”。[14]刘晓老师2010年赴日访学时拍摄全书，其面貌得为国内学界所知。《点校本〈元史〉修订工作条例》（2010）将此本标识为有配补的洪武本。[15]经逐叶目验比对，此本除极少叶面〔纪一第1叶，纪六第20叶，志四八第13叶，表六下第9叶，传二六第8叶，传七三第13叶，传七九第11、12叶〕抄配以外，纪、志、表均为洪武原版，列传部分则由洪武板片、南监板片穿插搭配。其中南监本板片包括：传一至七〔卷114—120〕全部，传三三〔卷146〕第5—15叶，传三四至五二〔卷147—165〕全部，传五三〔卷166〕第1—4叶，传八一〔卷194〕第9—18叶，传八二至九一〔卷195—204〕全部，传九二〔卷205〕第1—8叶。据此推测，尚未配补南监本之前，原书分别将卷146与166，卷194与205衔接，以掩盖卷帙脱漏〔参见图2〕。补板叶面版心上方间或镌题“嘉靖十年补刊”字样，纸张色泽与洪武版面也有差异，不少叶面存在虫蛀痕迹。对照字画、缺叶及板片破损情况，此本印次要远早于北大本，又晚于国图、台北故宫所藏残本。

图2 京大本配补情况

另有一部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NC/2700/3933.13，简称燕京本〕，总计60册，卷端钤“燕京大学图书馆章”，为昔日燕京大学旧藏，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洪武二年内府刻本”。[16]实际上，此本书前凡例、目录及本纪前五卷配南监本，可见嘉靖九年（1530）、十年（1531）补版，用纸与全书亦有明显差异；主体部分版面均为洪武二年到三年初刻，间有断板缺叶和字画漫漶，一叶中往往存在字画粗细不均的情况，很明显是后期剜深。可以肯定，这个本子印次靠后。[17]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洪武版面多以弘治八年（1495）到十二年（1499）间南京吏部公文纸印刷，同时可以肯定早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修订《元史》〔系于南监本“二十一史”之内〕，则北大本印制时间当后于弘治十二年，且在嘉靖八年以前。[18]仅采用燕京本及京大本前提下，卷一第1叶〔可用上图本、浙图本配补〕、卷一一九第11—12叶、卷一九二第11—12叶〔可用国图甲本、永乐八年抄本配补〕、卷二一〇第17—18叶〔可用浙图本、永乐八年抄本配补〕，共计7叶需整叶配补。洪武本《元史》全书4466叶，需要继续整叶配补的叶面仅占总数1.56‰，版本条件已有很大改观。在这种情况下，《点校本〈元史〉修订工作条例》（2010）依然以百衲本作为底本，[19]反而背离了20世纪70年代点校初衷。因此在《元史》修订于2020年重启不久，经过修订小组会同中华书局商讨，决定放弃百衲本，而改用洪武本作为点校底本。[20]

随着版本调查不断深入，又有两部保存较为完整的洪武本露出真容。二者分藏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其中上海图书馆藏本〔索书号：790173-212，简称上图本〕40册，目录首叶自下而上钤有“荆溪/书院”朱文方印、“徐乃/昌读”朱文方印、“子清/真赏”朱文方印、“仁龢/朱澂”白文方印、“上海图/书馆藏”朱文长印、“结一/庐藏/书印”朱文方印。和现藏国家图书馆、带有毛岳生批校的《元史》北监本〔索书号：A02183〕一样，都曾经由朱澂及徐乃昌递藏。[21]其书纪、志、表、传一至三三〔卷114—146〕、四十至四三〔卷153—156〕均为洪武原版，传三四至三九〔卷147—152〕，四四至五十〔卷157—163，第1—22叶〕，传五三〔卷166，第17—24叶〕至九七〔卷210〕，另外传五十〔第23—26叶〕至五三〔第1—16叶〕整体残缺。从字画漫漶情况看，此本洪武板片印次晚于京大本，而在浙图、燕京本之前。缺板情况同燕京本一致，以南监本配补。此本洪武板片经过描修，部分残损板框以墨线补全。

另一部为浙江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善000022，简称浙图本〕，线装80册。[22]此本无私人印记。据书中所钤日期，宜在1956年9月入藏浙图。在目前可知所有洪武本当中，唯有浙图本卷帙不缺，且绝少配补、描修痕迹。其印次略早于燕京本，不过从大部分板片保存情况来看，浙图本同燕京本几乎可以视作弘治十二年至嘉靖八年间同一批次印本。考虑到燕京本首册由南监本配补，则浙图本的价值又要在燕京本之上。《文渊阁书目》著录了两部《元史》，其中一部一百二十册，另一部八十册。值得注意的是，此部分册恰与《文渊阁书目》著录之一相同，然而此书是否经过改装，若现有装帧、分册并非原貌，那么此书早期形态如何，均难以确知；另外《文渊阁书目》编成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23]浙图本刷印时间远在其后，显然不可能是《文渊阁书目》著录本。

上述传本自然不是存世洪武本之全部。覈百衲本《元史》传六十〔卷173〕，首叶为洪武板片无疑，且自下而上钤有“次侯/所藏”朱文方印，“旧山楼”朱文长印〔参见图3〕，毫无疑问属于常熟赵宗建〔字次侯，亦字次公〕旧山楼遗物。[24]赵氏所编《旧山楼书目》即著录有“《元史》洪武本，七十本”。[25]其全本下落尚待察考。

图3 《元史》百衲本传六十〔卷173〕首叶

此外，北图甲库藏有《元史》明黑格抄本一部，目录后有粘签，上书“一部八十本，永乐八年九月内抄到”。虽然也分为八十册，然有证据表明，这部抄本并不是明代文渊阁旧藏。所谓“内抄到”，说明底本属内府原物，但黑格抄本自身必非中秘所藏。弘治五年五月，大学士丘浚请访求遗书，议请“凡两京书籍，令两京国子监謄写，各令两监藏之，以备遗失”。[26]则此本或明国子监遗存，后转归清朝内阁大库。

图4 《元史》黑格抄本可能来历

此类粘签还可见于国图藏黑格抄本《元朝秘史》，同样是内阁大库旧物，卷末粘签云：“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27]覈《文渊阁书目》，一本著录两部《秘史》，分别为五册和一册；[28]另有一种本子，著录《秘史》两部，均五册，此外还有《续集》两部，各一册。[29]国图藏抄本《元朝秘史》原本分为两册，不属于《文渊阁书目》著录本〔参见图4〕。以此类比，益可证明《元史》黑格抄本并非明内阁藏书。

二、现存洪武本的印次

依据㈠板片规律性残缺、㈡板片残损以及㈢字画漫漶程度，大致可以判断板片印次先后。惟其如此，也不能不考虑后人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包括㈠补刻缺叶、㈡翻雕剔补及㈢剜铲笔道等。首先可以确定，在现存洪武本各个印本当中，并不存在对书板的大范围补刻、翻雕、剔除，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诸洪武板片保存情况大致呈现不断劣化的趋势。就下图版面缺损情况可知〔参见图5〕，左侧国图乙本的印次早于右侧浙图本。但是在比较字画漫漶程度时，须考虑剜铲笔道的可能性。

图5 国图乙本、浙图本版面、字画磨损情况对照〔本纪七〕

如图所示，局部铲板会导致同一叶面字画粗细不均，而早印本因为较少局部铲板，整叶字画显得粗细一致。如下图所示，浙图本版面从上到下，字画明显呈现出粗—细—粗—细—粗的变化规律，而国图乙本整叶字画粗细较为均匀。这种剜铲操作是如此普遍，以至后印本局部字画锐度往往还会超过早印本。

前述洪武本大致以京大本为界，依板片缺损情况，分为早印、后印两个印次〔参见表3〕。早印本包括：国图乙本、国图甲本、平图甲本、平图乙本、京大本、北大本；后印本包括：上图本、浙图本、燕京本。

表3 洪武本缺叶情况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元史》南监本〔索书号：07371〕，恰好为判断刷印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其卷端自下而上钤“海盐/张元济/经收”朱文方印、“涵芬楼”朱文长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为涵芬楼故物。此本52册，其中第1—20、30—52册为嘉靖南监本的早印本，间或穿插配补天启三年补版印张。印次略后于国图另一部南监本〔索书号：07370〕。两部《元史》均为《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其中此本49册〔较之今本少3册，则其后应有增补〕，且“印本稍逊，有志十九卷，以初印别本补配”。[33]覈原书，第21—29册则集中以洪武本叶面配补〔卷75—77；78—81；82—84；85—86；87—91；92—95；96；97—101；102—105〕。配补叶面分属两个不同印次：㈠志二六至三二〔卷75—82〕，三五至四十〔卷85—90〕，四一下至四五下〔卷92—97〕，印次略晚于京大本，又早于上图本。其中，志二八〔卷78〕、志四五上〔卷96〕首叶均钤有“尚宝少/卿袁氏/忠徹印”朱文方印，“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凡有阙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童幼婢妾所污风雨虫鼠所/毁实为累德四明袁氏静思斋志”朱长木记，志二七下〔卷77〕、志三十〔卷80〕、志四五下〔卷97〕末叶均钤有“尚宝少/卿袁记”朱文长印，同其他存世之袁氏藏本比较，可知允非赝鼎。[34]据此可以肯定，国图07371部分卷叶源自明人袁忠徹藏本。袁本后为独山莫友芝箧藏，彼时卷帙尚全，分为六十册，《影山草堂书目》《郘亭行箧书目》均有著录。[35]㈡后印本则包括志三三至三四〔卷83—84〕，四一上〔卷91〕，四六至五三〔卷98—105〕，叶面无钤记，印次晚于上图本，同浙图本、燕京本较为接近〔参见图6〕。覈诸缺叶以及字画漫漶、剜深情况，早印部分略晚于京大本，而后印部分则与上图、燕京、浙图本一致〔参见表4〕。

图6 国图南监本〔索书号：07371〕配补洪武版印次

表4 国图南监本〔索书号：07371〕配补洪武版缺叶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百衲本《元史》志三十一〔卷81〕、三十四至三十五〔卷84—85〕均以洪武本影印。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一书即以洪武残帙配早期南监本影印。考虑到国图甲、乙，平图甲、乙四本均遗落上述三卷，那么在百衲本编订之时，为人所知且有条件得到利用的，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些用于补缀南监本的零卷了。

早印本当中，根据字画漫漶以及板片缺损情况可知，国图乙本印次最早，国图甲本、平图甲本、平图乙本印次略后，京大本印次最后。而京大本印次又略早于前述袁本〔参见图7〕。

图7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三》

李贤《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袁公墓表》称：“公生于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于天顺戊寅三月三日，寿八十有三。”[36]则早印本刷印时间不会晚于天顺二年（1458）。袁氏历仕太宗至英宗诸朝，入仕早期颇受永乐皇帝信用。洪武本刊成后印数极少，除内府自存并赏赐宗亲近臣之外所余无多。故永乐八年此书发外收贮，已需另行抄录，唯独袁氏独得刻本一部六十册，可谓恩荣毕至。从这个角度推论，袁忠徹收藏的这一部洪武本应得自颁赐，刷印时间或可以提前。

据目验可知，北大本叶面的印次介于京大本和上图本之间。

图8 洪武后印本〔上图本、浙图本、燕京本〕印次先后

后印本中，上图本印次最早，浙图、燕京本靠后。对照字画及板片缺损情况，浙图本印次还要略早于燕京本〔参见图8〕。不过也存在这种情况：浙图本另有缺叶，而印次稍后的燕京本不缺〔卷76第25、26叶、卷136第16叶〕，核印次较早的上图、京大本，对应叶面均无缺损，则浙图本此类缺叶情况并非板片损坏遗失，仅仅是书叶脱落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洪武刻本并没有以首尾完具的面貌行世。几种传本中，袁忠徹藏本由明迤清，后收入莫友芝书箧，流传有序，其残叶用以补缀嘉靖南监本，又一度湮没无闻；北大本曾归乾隆时期学者玉栋收储；上图本源自荆溪书院，散出后辗转归朱学勤、徐乃昌递藏，边框栏线经过比较细致的修复描润，缺叶则以嘉靖南监本逐一补之，亦可窥得嗜书者的一腔热忱。常熟赵宗建亦藏有一部，零叶曾用以配补影印百衲本《元史》，惟其原本下落尚待察考。以上是民国以前洪武本在私家手中流传的情况。

清宣统元年之后，内阁大库户牖洞开，存书几经流散，至此，流传于世的洪武刻本才渐成规模。几种部帙较全的传本，也是此后逐渐为人所知。国图甲本，平图甲、乙本在大库书散出后由京师图书馆接收，官库点对，著录有序，虽然渐次缀以散篇零帙，但主体部分毫无疑问就是清内阁大库旧藏。而在其他几种传本当中，浙图、燕京二本并不见私人钤章，京大本则为近人所藏，这三个洪武本也有可能是清末民初流出的故宫旧物。梳理明清以降传存脉络可知，洪武本刊成后大多深藏秘禁，民间流传不广，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洪武本长久不为人识，除刊刻时间较早，印量较少且流传不广之外，版刻遗珠往往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嘉靖南监本中。

严格来说，《元史》自洪武三年至嘉靖八年，并未经历过内容层面的二次校勘，因此洪武本不同印次之间几乎不存在文字差别，无论是后印本还是早印本，仅以内容完具的板面而论，其校勘价值不分高下。将不同印本按照时间前后排布，可以看出板片面貌呈现出自然劣化的特点，叶面缺损、内容灭失等情形，一般放任其旧，不加校补。至于嘉靖八年以前板片修整，不外乎剜深字画、调整次序之类，并不见重刻、补镌之蛛丝马迹。

《元史》洪武本与南监本关系较为复杂，不能笼统地视作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次。逐叶核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早期南监本并递修本可知，《元史》南监本大致有两类版片：

第一种，援用洪武原版，板框缺口、纹理，以及字画间距多与洪武版一致，文字亦大体延续了洪武旧式，部分叶面版心甚至保留了洪武版字数、刻工等镌题信息；惟此类叶面在嘉靖八、九、十年经过系统修补，同样有部分文字与洪武原版存在明显差异；字体呈现出典型的洪武风貌，局部补刻部分偶尔会呈现出嘉靖年间习见的字体样式，这就导致了同一版面上不同特徵字体并存；版心多留白，洪武本版心上下端镌题信息除多已剜去；与洪武后印本类似，同一叶面存在字画粗细不一，剜版痕迹较为明显。

第二种，整叶重刻，迄于嘉靖年间，这类叶面所对应的洪武原版，大多数已经存在板片失坠、断裂，以及其他较为严重的缺损情形，亦或是在修版过程中“剜动一字，牵连数十字，应手崩裂”，[37]于是不得已重新开板。嘉靖新雕板框大小未必契合洪武原本，字体若非拙劣地模仿元末明初杭版旧式，就是大方地体现出嘉靖年间的字体特徵。此类板片，版心上方多镌刻有嘉靖八、九、十年年号，至于“补刊”“重刊”“新刊”“刊”之类文辞差异，却未必有一定之规，实际上凡是镌有年号的板片，一律属于整版重刻。还有不少重刻于嘉靖九年、十年的板片，版心上方并未镌刻年号，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嘉靖十二年补版时得到补全。此外，不少重刻板片行款排列与洪武原版存在差异，这也是除版心年号外，区分洪武原版、嘉靖补版的一个直观特徵。

客观限制以外，固有观念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叶德辉称：“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38]傅增湘亦言：“明南监板二十一史，或取他省旧刊附官刊，元史不足之部则新刻足之。”[39]此说大体不谬。而编目、校勘者往往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径将《元史》嘉靖南监本简单视作洪武刻本的后印本，从逻辑上来说，则是将嘉靖八至十年校刊修补与洪武三年至嘉靖八年间裱糊匠一般的版面整饬等而视之，由此忽略了洪武本与南监本之间系统性差异。如邵章《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续录》云：“南监即洪武时刊本，后补换几尽。”“傅沅叔藏洪武本，十行，二十字，间有嘉靖补叶。”[40]《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目录》著录了一部“洪武原刻黑口本”五十册，[41]覈诸原书，实为嘉靖南监本的后印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早期南监本〔索书号：07370〕，为嘉靖八至十年修补本，蒋汝藻旧藏，又是涵芬楼烬余故物，1935年百衲本《元史》编校影印，此本为底本之一。而《涵芬楼所收蒋氏密韵楼藏书目录》著录此本为“明初刊”，[42]《涵芬楼烬余书录》则为“明洪武刊本”。[43]在张元济1935年11月2日致信丁英桂言及出版著录体例，表示“《元史》称洪武刊本，可一律”。[44]1936年1月21日，张元济又致丁英桂云：“北平图书馆近又检出初印《元史》若干页。”[45]此类情况不胜枚举。由此可知，错误观念才是研习遽密的最大障碍。

三、洪武本的物质形态

《元史》纂修分为两阶段，[46]洪武二年（1369）八月宋濂代李善长所作进表称：“《元史》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目录二卷，通计一百六十一卷，凡一百三十万六千余字，谨缮写装潢成一百二十册。”可见在当时已有首尾完具的本子。二年八月进呈后，朱元璋即诏命“謄写刊行”，则《元史》刊刻在全书完竣之前已经开始。次年再开史局，续有补苴，成为今通行的二百一十卷本。《文渊阁书目》著录了两部《元史》，其中一部一百二十册，一部八十册。黄佐《翰林记》云：“〔永乐〕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徃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47]平图甲本极有可能就是《文渊阁书目》著录的八十册本，那么，另一部一百二十册本，应该就是洪武二年初修本。

洪武二年初修百二十册已渺不可见。借由现存洪武原版，可窥得《元史》刊成之后较为原初的面貌。洪武本版面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版心上下细黑口，双对黑鱼尾，其中央题卷目、卷次及叶数，上、下方多标识写、刻工姓名及版面字数〔参见图9〕；版心所标记当叶字数涵盖正文、版心中央及卷端部分，而具体卷数一般不统计在内〔如版心题“元史列传卷九十”以及叶数，统计字数时则不算“九”“十”二字；卷端同理〕，统计偶有误差，但若非后续改刻，与实际情况不会有太大出入。[48]

需要说明的是，版心写样者极其少见，唯《天文志一》首叶有“书写衡鉴”一例〔参见图9〕。相对而言，全书刻工标记可谓不厌其烦，书板为正反双面雕印，与此相对应，刻工多两叶一人，而同卷之内镌者姓名则鲜见重复。全书共计使用刻工一百三十余人：其中，洪武二年初修用工98人，次年续修，用工76人〔参见表6〕。一时江浙名手萃于是役者不可胜计，足以窥见皇家工程物力裕如的情形，亦可为《元史》成书之速提供有力佐证。此外，刻工主要沿袭杭州府学之旧，不少曾在元朝参与刊刻了《宋史》《金史》《元一统志》《国朝文类》诸书；同时镌版字体绝类元末杭州刻本，间架结构雍容开阔，颜筋〔间架〕赵韵〔笔道〕，同盛行于当时江浙书棚的李邕〔长〕—赵孟頫〔扁〕书体存在一定差异。

图9 《元史》洪武本所见写工、刻工姓名

表5 《元史》洪武本刻工名表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本表一〔第1、2、5叶〕、三〔第1、2、5、6叶〕、四〔第1、2、3叶〕版心下方镌有“苏州”二字，或简略为一个“苏”字〔参见图10〕。而上述诸卷亦见版心下方保留墨丁，且未见刻工署名〔表一第3、4叶，表二第7、8叶〕，不排除也应归于“苏州”之下。可以注意到，此类“苏州”“苏”再未见于《元史》他卷，与前述刻工单独署名者俨然分属两个系统。据金菊园判断，来自苏州的刻工参与了《元史》镌版。[49]《元史》表一、三、五均属洪武二年初次纂修，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八月初修部分百二十册甫一上进，明祖即下诏“謄写刊行”。[50]《元史》纂修尚未结束，雕版业已开始。总体来说，《元史》受到朱元璋求成心态，以及同北元对峙的政治形势影响，编修、刊刻日程极为局促。因此在竭泽而渔地使用杭州刻工同时，从苏州等出版重地寻求援手，也是应有之义。

图10 版心下镌题“苏州”〔浙大本〕

那么这些苏州刻工是如何参与《元史》刊刻呢？理论上有可能将部分板片发付苏州剞劂，在此期间未能及时登记刻工名，因此事后以“苏州”代之，但仔细观察《元史》版心下方的“苏州”“苏”字样，可以说毫无后期补刻痕迹，而且与之衔接的表二〔朱祥[卿]、吕茂、缪亨、张德明、何泽之、何宗大〕、表三〔周伯明、芦仲亨、何宗大〕、表五〔胡拱之、赵仁山、贝公亮〕亦有杭州刻工参预，板片尺寸与“苏州”叶面前后衔接，并无参差，字体样式也保持一致。因此，发付苏州刊刻的可能性并不大，“苏州”版片大概还是刊刻于南京。惟其如此，苏州系统刻工的内部组织形式，或者说计酬手段与杭州刻工应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有一位籍贯苏州的“包工头”总其成，其身份或是当地刻字铺掌柜，或是若干刻工的“首领”，亦不排除有苏州官府背景。工头对上负责的同时，又承担组织人手，分配酬劳之事。[51]《元史》刻工当中，傅继之〔付继之〕、杨茂卿〔杨茂〕、张伯上、张德明〔张德名〕、张克明〔张克名〕亦参与刊刻了洪武 《苏州府志》，朱仁卿曾参与刊刻了至正七年《佛祖历代通载》，缪亨、顾恭〔雇恭〕参与刊刻至正十五年平江路儒学本《战国策》。有学者据以认为上述诸人应来自苏州。[52]但在元末明初，苏州、杭州之间存在基于临时雇佣关系的人员往来，刻工也具有一定流动性，异地刻书情况非常普遍。而且有证据表明，张克明、张德明、王子义三人还参与刊刻了元至正六年庆元路儒学本《玉海》，其中王子义也是元末至正本《金史》刻工。因此，不能依据这些刻工参与雕版洪武《苏州府志》，就判定他们属籍苏州。

此外，《元史》表三第五、六叶版心上方分别镌有“廿四”“廿五”字样，与版面字数、卷叶次序、刻工姓名不相混淆〔参见图11〕。类似情况还见于《姦臣传》版心〔参见图12〕。其性质尚有待考究。

全书正文无避讳，惟刻工“陈元二”亦作“陈原二”，或有避朱元璋名讳的考虑。[53]正文中，遇“大明”国号则提一行。偶有补板、剜改、留白、计字有误乃至行与行之间疏密不均等情况，而这些在嘉靖年间刊刻南监本时大多做了修正。《元史》刊刻伊始，前元妥欢贴睦尔尚未获尊谥，故涉及其帝号部分偶以墨丁代替〔洪武本《天文志一》第十六叶；又《天文志二》卷首帝号处原本亦阙〕。而列传部分卷首卷次偶以墨丁代替〔或干脆留白〕；版心中央卷目与卷数字体不一，而卷数部分与该叶版刻字体差异显著；卷末所标卷目卷数同样多属于后期改镌或补刻，字体与正文差别明显；而列传部分版心统计当叶字数，卷首及版心卷次均没有被计算在内。这也就说明在剞劂早期，《元史》的卷数，各卷分合、次序均未最终敲定，因此在刊刻过程中，凡是卷首、卷尾及版心涉及次序之处，大多付之阙如。迄于全书编纂完毕，体例已定，方才补刻具体数目字及卷尾所阙标目。这种旋编旋刻的做法并不罕见，而《元史》洪武本无疑具有代表性。

由平图甲本、平图乙本以及国图甲本可以看出，明代前中期内府藏书尚多见蝴蝶装，与包背装并行。不过可以肯定，蝴蝶装在当时已不是主流装帧，明朝中期亦不能视作蝴蝶装通行的时间下限——亦如万历年间所刻北监本偶有保留包背旧式，[54]清乾隆间四库全书一律采用包背装，这两个例子同样不能证明包背装流行下限已迄于明末清初。即便同一时期帝王日常翻阅，也已经是线装书为主了。

实际上，这类脱离时代的装帧形式直接源自西湖书院刻本。除采用蝴蝶装之外，《元史》洪武刻本外封同样也和西湖书院样式如出一辙。明天顺年间，南京国子监所藏二十一史“皆蓝绫壳，蓝绫套，牙籤，锦带”，[55]其中《元史》仍旧是洪武刻本。“蓝绫壳，蓝绫套”一如国图甲本装帧，也同样契合泰定本《文献通考》、至正本《金史》之式〔参见图13〕。这一延续性还体现在字体方面，明内府刻本字体上溯宋元杭州西湖书院刻本，自成一系。而这种继承性不独见于《元史》一书，而是反映了洪武初期官刻本某种普遍性特点。至洪武、永乐之际，经历三十余年新陈代谢，原有西湖书院刻工已渐次凋零，而这种书籍装帧、刊刻样式已成为典范，在明代官刻本中得到固化与继承，自此决定了嘉靖前内府/司礼监刻本的主流面貌。

图13 明代官刻本与西湖书院本装帧

图14 《元史》平图甲本

另一方面，这也恰恰体现了官修、官藏书籍在物质形态演进方面存在滞后。顽固地采用旧式装帧，还有超出阅读功用的需要。洪武版《元史》板框本已十分阔大，而平图甲本居然还要更进一步，四周留边称得上奢侈恢弘，其阅读属性早已让位于旨在充凑排面的仪制性功能了〔参见图14〕。

《元史》洪武刻本表、传版心除门目、叶数、刻工、字数等常规项目之外，多见性质不明的数目字，有证据表明，这些数目字属于洪武二年初修时的卷数〔参见本书第四章〕。此外，洪武本卷首亦每每存在总卷数与实际卷次“错位”的情况〔参见图15、表6〕。实际上，这类卷数也同初修本一一对应。本书第四章将予以具体说明。

图15 洪武本所见卷数错位情况

表6 《元史》洪武本所见卷数错位情况

《元史》洪武本行款、叶码亦有不合通例处。如《元史·良吏传》〔卷191〕首叶，不同于全书行款半叶十行，该叶右侧九行，起首四行明显更宽，占据了原本半叶的二分之一尺幅；其中第四行“良吏”二字补刻痕迹至为明显。其后嘉靖南监本援用洪武旧板，版式一仍其旧；顺治十六（1659）、十七年（1660）补版亦不予更张〔参见图16〕。

图16 《元史·良吏传》卷首

又如《元史·李璮传》〔卷206〕，洪武本第一、二叶文字密度要远高于其他叶，此书行款多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这两叶行款却是十行二十一字。而到了第三叶，行款便恢复到行二十字规模。由此可见，《李璮传》前两叶经过改刻。其后嘉靖修版及天启重刻均沿袭了洪武行款〔参见图17〕。

图17 《元史·叛臣传》第一、二叶

图18 洪武本《元史》卷一三二补刻板面

此外，类似情况还见于《元史》卷一三二〔列传十九〕第七、第八两叶〔与叶码不符〕：其行款则与全书十行二十字的通例不合，为十行二十一字；版心叶数则标识为“七之八”〔七至八〕、“九之十”〔九至十〕，其后则与第十一叶相接，直到卷末第十八叶为止，内文连属无阙，与这两叶对应的是《麦里传》后半部分，以及《探马赤》《拔都儿》两传〔参见图18〕。其后南监本均援用洪武板片，直到康熙三十九年改刻，则在不改变总页数前提下，将页码“七之八”标记为“七”，“九之十”标记为八，后接第九叶，全卷总叶数则“还原”为十六叶。

四、洪武本的校勘价值

洪武本板片文字保持着最接近纂修初的状态，校勘价值不容抹杀。对照南监本可以发现，两本文字偶有差异，是因为南监本补刻、翻刻叶面依据的洪武本为后印，凡漫漶断板处，嘉靖间主事者往往逞其私智。南监本文字在多次刷印、改刻、修补过程中也难免出现自然游移和劣化。因此在文字校订方面，洪武本自然体现出独特价值。谨略举数例：

【1】《元史·河渠志一》“白河”〔参见图19〕：“泰定元年二月，（福）[枢]府臣奏：‘临清万户府言，至治元年霖雨，决坏运粮河岸，宜差军修筑。臣等议，诚利益事，令本府差军三百执役。’”[56]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云：“从道光本改。按元无‘福府’。”[57]

图19 《元史·河渠志一》“白河”

实际上，此处洪武原本〔第12叶〕即为“枢府”，南监本〔第12叶，该叶版心空白无题识〕误改为“福府”，明内府红格抄本、北监本、百衲本亦作“福府”，实沿袭南监之误。

【2】又《河渠志二》“广济渠”条也有类似情况〔参见图20〕：“天久亢旱，夏麦枯槁，秋谷种不入土，民匮于食。近因访问耆老，咸称（舟）[丹]水浇溉近山田土。”[58]校勘记云：“从道光本改。按《读史方舆纪要》，泽州丹水下流入于沁河。”[59]

此处洪武原本〔第10叶〕作“丹水”，嘉靖南监本〔第10叶，版心上方镌“嘉靖九年补刊”〕误改为“舟水”；明内府红格抄本、北监本、乾隆殿本均沿袭嘉靖南监本之误。道光本改作“舟水”，卷后考证云：“丹，原文讹舟，据《通志》及《续通考》改。”中华书局点校本又据道光本校订，本质上又回到了洪武本的正确轨辙。

图20 《元史·河渠志二》“广济渠”

【3】又《元史·祭祀志三》〔参见图21〕：“协律郎俛伏兴，举麾兴，工鼓柷，宫悬乐作《思成之曲》，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作文舞九成止。”[60]

洪武原本〔第21叶〕作“工鼓柷”，该叶南监本〔第21叶，版心上方镌“嘉靖九年补刊”〕翻刻时误作“二鼓祝”，明内府红格抄本同误。北监本、乾隆殿本予以修正。此处百衲本以洪武本为底本影印，亦不误。

图21 《元史·祭祀志三》

【4】又参见《元史·诸王表》“怀王”〔参见图22〕：“脱帖木儿，泰定（三）[元]年封，天历元年立为皇帝。”[61]校勘记云：“据本书卷二九《泰定纪》泰定元年十月丁丑、卷三二《文宗纪》泰定元年十月条改。《蒙史》已校。”[62]

如原文所示，洪武本〔第5叶〕年数处原本空阙；嘉靖南监本〔第5叶，版心空白无题识〕误作“泰定三年”，明内府红格抄本、北监本、乾隆殿本以及百衲本因袭南监本而致误。实际上，该处年份应为泰定元年，《蒙兀儿史记》以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均已指出。

图22 《元史·诸王表》“怀王”

注释：

[1]包括明嘉靖十二年、万历二六、三七、三九、四四、四五年，天启三年，崇祯三、七、八、十、十一年，清顺治十五、十六、十七年，康熙五、二十、二五、二六、二七、三九年，雍正七年，乾隆五五年，嘉庆二年历次递修本。

[2]尾崎康称：“《元史》刊于洪武三年，当即南京刊本，然其原版至今几无传本。”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170页。

[3]《元史》卷首，中华书局，1976年，第3页。

[4]周清澍《〈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收入《周清澍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不过这里推断百衲本底本为南监本则失之偏颇。如《元史·诸王表》〔卷108〕，百衲本底本乃洪武原刻，从诸本墨丁的保留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而国图藏“九十九卷残洪武本”恰好就包含这一卷。《点校本〈元史〉出版说明》称“百衲本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实际并无错误。

[5]《“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中央图书馆，1969年，第25页。

[6]参考林振岳《内阁大库藏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本文所涉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旧编《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江瀚《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夏曾祐《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张宗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史锡永《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新旧二目异同表》相关内容、线索，承蒙林振岳老师垂示，谨致谢忱。

[7]《“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第24页。

[8]黄佐《南雍志》卷一七，明嘉靖刻隆庆增修本。

[9]《内阁库存诏谕碑版舆图目》，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A03991〕。

[10]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中华书局，2009年，第228页。

[11]党宝海老师注意到，此本列传三十六〔卷149〕第1叶为补抄，衬于洪武刻本〔前半叶〕之下，补抄叶钤私印，刻本叶钤公藏章。

[12]藏印断限承蒙北京大学图书馆汤燕老师告知，谨致谢忱。

[13]党宝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版〈元史〉调查记》，《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18期，2008年4月。

[14]《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4年，第19页下栏；《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8年，第52页下栏。

[15]《点校本元史修订样稿》，第1页。

[1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17]姚伯岳《元史〔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解题》，《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18]北大本纸背公文情况蒙北京大学党宝海老师提示。参见周清澍《〈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党宝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版〈元史〉调查记》。据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夏婧老师教示，公文形成、归档以至于废弃之间存有一定期限，此本刷印上限应晚于弘治十二年。

[19]《点校本元史修订样稿》，第1页。

[20]张良《论〈元史〉整理不宜使用百衲本为底本——以〈河渠志〉〈诸王表〉等篇目的校勘实践为例》，提交中华书局及点校组工作报告，2020年。

[21]毛岳生藏本钤“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朱文长印，《积学斋藏书记》〔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5567〕亦有著录。

[22]浙图本线索有赖浙江古籍出版社祖胤蛟提示，谨致谢忱。

[23]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本》，《文渊阁书目》卷首，《读画斋丛书》本。

[24]有关赵宗建的生平及藏书本末，参翁同龢《清故太常寺博士赵君墓志铭》，收入《旧山楼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7—88页；另参考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曹菊生《跋〈旧山楼书目〉》，收入《旧山楼书目》，第72—75页；曹朋昌《赵宗建小传——兼评〈旧山楼书目〉》，《图书馆杂志》1986年第4期；卫毓成《赵宗建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4期；韩文宁《“小藏家”中的佼佼者──常熟赵氏旧山楼》，《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刘妍《〈旧山楼书目〉与赵氏藏书略论》，《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刘硕《藏书家赵宗建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

[25]赵宗建《旧山楼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5页；《旧山楼书目》，稿本〔南京图书馆藏〕，收入《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1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69页。

[26]黄佐《翰林记》卷一二〔清初抄本〕。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七“秘书”〔明嘉靖刻本〕所记略同。

[27]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索书号：77277〕，存一册，第一至六卷，卷末空白叶粘签，上书“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余近得内阁大库藏抄本《秘史》总译，黑格乌丝栏，卷末题记‘有一部二本，永乐二年八月内抄到’字样，为食旧德斋刘氏旧藏。”〔民国二十三年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刻本〕。

[28]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清宋氏漫堂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5851〕。

[29]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2838〕；《读画斋丛书》本。

[30]误将同书卷一六四第11、12叶装于本卷第15、16叶。

[31]卷一八五第7叶误装于本卷。

[32]第36叶误装在第28叶之后。

[33]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00页。

[34]如天一阁博物院所藏《春秋本义》〔索书号：善0254〕、《玉海》〔索书号：善0598〕。

[35]莫友芝《影山草堂书目》：“《元史》，六十册，明弘武三年刊大字本，明袁忠徹旧藏。”稿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9271〕。《郘亭行箧书目》所记略同，稿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5120〕。

[36]李贤《古穰集》卷一五，明成化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9098〕。并参黄润玉《故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袁公行状》，《南山黄先生家传集》卷五〇，明蓝格抄本，台北央藏。

[37]林文俊《方斋存稿》卷二。

[38]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中华书局，1957年，第181页。

[39]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中华书局，2009年，第196页。

[40]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6页。

[41]《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目录》，复旦大学图书馆，1959年，第44页。

[42]《涵芬楼所收蒋氏密均楼藏书目录》，民国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43]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9—300页。实际上，此本嘉靖八、九、十年补版历历可见，商务印书馆同仁又以此书通校乾隆及道光殿本，后交付张元济统稿，绝无视而不见之理。张元济曾在《跋百衲本〈元史〉》中宣称：“此洪武本复出，而乾隆修正之本可废，即武英殿初刊之本亦可废。”只字不提拼合南监本的实情。揆情度理，或许考虑到商业利益，有意在版本来源问题上语焉不详。

[4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4页。

[45]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第67页。

[46]宋濂《元史目录后记》，见《元史》卷首，洪武三年刻本；中华书局点校本附于全书之末，题《宋濂目录后记》，第4677—4678页。

[47]黄佐《翰林记》卷一二；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七“秘书”所记略同。

[48]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况：本纪、志书部分多将版心卷数计算在内；传记部分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吴澄传》末叶〕。这或许和文本编次定型舆刊板的时间先后有关。

[49]陈正宏主编《苏州刻书史》第三章第一节《洪武至永乐时期的苏州刻书和刻工》，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88—96页。本章由金菊园老师执笔。

[50]《明太祖实录》卷五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4年，第1040页；《元史》卷四七《顺帝纪十》，第986页。

[51]本书作者于2021年上半年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元史》版本时，曾就此问题向陈先行先生求教，获益匪浅，谨致谢忱。

[52]陈正宏主编《苏州刻书史》，第88—96页。

[53]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86—97页。

[54]参考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辽史》北监本〔索书号：1004/9/12〕。

[55]黄佐《南雍志》卷一七《天顺年间官书》。

[56]《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第1598页。

[57]《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第1617页。

[58]《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第1628页。

[59]《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第1643页。

[60]《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第1850页。

[61]《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第2742页。

[62]《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第2752页。

【作者简介】

张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献学、宋辽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