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吞下200片药身中剧毒，家属让先保孩子：生下来她身体就好了｜重症调查员11

　　大家好，我是陈拙。

　　影视剧里总会出现这样一幕：

　　产妇在病房里情况危急，护士慌慌张张跑出来，问家属保大还是保小？

　　但现实是，医生不会听任何人的，总会优先保护大人。

　　这事不是我瞎编的，就写在今天的故事里，作者是ICU医生余一生。

　　三年前，余一生见到一个常年服药的精神分裂症病人。这样一个本该熟悉自己的用药剂量的病人，却发生了三次服药过量导致的中毒。

　　这让余一生不得不开始担心，病人会不会是想自杀？

　　然而此时余一生已经无暇顾及病人服药过量的原因了。因为病人和她肚子里七个月大的胎儿已经一脚踏进生死绝境，而病人母亲却提出一定要保住孩子——

　　“孩子生下来，她现在这个病（精神分裂症）也就好了。”

　　我们这里的春天总是忽晴忽雨的，外婆家巷子口的樱花树下，常有个涂着艳红嘴唇的女人在转悠。我总能看到她穿着不合时令的碎花裙，发间别着褪色的塑料发卡，见到年轻男子就扑上去要“亲亲”。

　　“‘花轿疯’又发作了。”外婆把晒了一半的棉被往回收，檐下的雨滴在青石板上溅出小小的水花。

　　我听说，这女人年轻时被负心汉抛弃，从此每到春天，巷子里就飘着她断断续续的哭喊声，混着花香，像把钝刀子磨着人的神经。

　　外婆告诉我，“花轿疯”特别容易在春天发作，“可能是因为花粉导致发病吧。”她说。

　　我上了大学后，在精神病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说：这个季节精神疾病加重的真正原因是天气骤然变化，导致激素水平波动，随着外界刺激的增多，患者的情绪会变得不受控制。

　　阿丽就是个“花轿疯”。

　　两年前的春天，她来到我们ICU接受抢救。

　　当时，致死量的高浓度毒素正在阿丽的血液中流淌。她的腹中，还有一个刚7个月大的胎儿，生死不明。

　　那是个下着小雨的深夜，我接到了一通犹如催命符的会诊电话，听到内容的瞬间，心跳仿佛漏了几拍。

　　平时这铃声听起来就像活泼的雨滴，滴滴答答的跳个不停。然而在ICU，再欢快的铃声都仿佛是一种禁忌。曾经有位新来的转运师傅在自己手机上用了同款铃声，惊得当值的主治医师勒令他立即换掉。

　　因为每当铃声响起，就意味着一个人正在鬼门关徘徊，也意味着一群医生即将面对不眠不休的生死考验。

　　电话里，抢救室依旧是嘈杂不堪，急诊室的医生不给我任何询问的机会，像机关枪一样说着阿丽的病史：32岁、孕28周、氯氮平中毒、气管插管……

　　听到这些关键词，我的心跳仿佛漏掉了几拍。当我还想再问个清楚，急诊那边的电话已经断了。

　　春天的雨并不大，我一路冲到抢救室，头发还是淋湿了不少。我会诊的对象——阿丽，正躺在抢救室的角落。

　　和我一样，阿丽的头发也湿了，不知是汗水还是洗胃时刺激出的呕吐物，把她的头发黏得乱七八糟。一根细长的气管插管从她的嘴巴里延伸到呼吸机上，她的嘴角还残留着一些白色的分泌物。

　　我知道阿丽是个有七个月身孕的孕妇，但她看上去实在太瘦弱了，四肢极其纤细。我不由得把目光移向了她的腹部，只是略微有些隆起，一点都不像即将进入孕晚期的样子。

　　阿丽处在昏迷状态，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身旁灯火通明，贴着墙的一排老人靠着呼吸机和无数个注射泵维持着生命；几个满脸都是干涸的血迹的外伤病人，正躺在推床上轻轻地发出呻吟。抢救室的大门不时打开再关闭，一个个面色惨白的新病人被匆忙地推了进来。

　　我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忙了7个小时都没能坐下来休息的急诊医生，悲催疲惫的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又跑向了门口新推进来的病人。

　　我独自翻着阿丽的资料：4个小时前她被家人发现意识丧失，处于昏迷状态，口腔内可见大量黄白色胃内容物及糊状物，身旁可见抗精神病药物氯氮平的空瓶2个，规格为25mg/片*100片。

　　阿丽在当地医院接受了洗胃、输液等处理，之后来我们医院继续治疗。在阿丽的既往史里，赫然写着阿丽有14年的精神分裂症病史，“期间曾（经历）两次精神药品中毒抢救”。

　　也就是说，这是阿丽第三次因为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而中毒。

　　考虑到这次她可能整整吞下了200片氯氮平，难道阿丽要在肚子里的孩子已经能睁开眼睛、吸吮手指和做梦的时候，服毒自杀？

　　我攥紧病历夹，ICU医生的意识本应是精密的汇编语言，此刻却堆满未处理的异常。

　　阿丽为什么18岁就得了精神分裂症？为什么反复药物过量导致中毒？为什么明明精神病控制得不好还要怀孕？氯氮平并不算是ICU的常用药物，这个药物的代谢时间有多长？在体内怎么样分布？中毒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一个个问题爆发在我的脑子里，我似乎有点宕机的前兆。

　　“谁是阿丽的家属？”我在抢救室门外喊了很久，希望从阿丽家属口中找到一些线索。

　　一群家属围上来，有老有少，脸上带着相似的紧张、担忧的表情。他们七嘴八舌地问病人醒了吗？现在怎么样？什么时候去手术？唯独没有出现询问阿丽情况的家人。

　　我再次提高声音大喊：“谁是阿丽的老公？有阿丽的家属在吗？”

　　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男人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他脚上穿着塑料拖鞋，手里拿着半个干巴巴的馒头，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掉的馒头屑。面对我的呼喊，眼神中充满了茫然，仿佛刚从一场漫长又疲惫的梦中惊醒。

　　他就是阿丽的老公，目前唯一到场的家属。

　　看着他呆滞迟钝的模样，我有点担心他是否清楚阿丽现在情况危急，或者他已经习惯了，毕竟阿丽之前经历过两次中毒抢救。

　　但这次应该不一样，毕竟此刻的阿丽已经怀孕7个月了，她和未出世的孩子都命悬一线，这当老公的也不能这么淡定吧。

　　我需要多了解阿丽中毒的过程：“你发现她时，就已经昏迷了吗？”

　　“我死活都喊不醒，我看她旁边有两个药的空瓶子。”阿丽的老公说着话掏出两个塑料瓶子。

　　这两个磨损得有些破旧的药瓶上面，字迹有些模糊，还沾着一些白色的呕吐物。“你知道她为什么一下子吃这么多药吗？”

　　阿丽的老公并没有回答我：“阿丽妈妈说了，她这个病，只要一直吃药就没事的。（肚子里的）孩子生了，病就会好。”

　　“她妈妈人呢？”

　　“在外地打工，暂时过不来。”

　　有关阿丽的产检资料、平时精神分裂症控制的情况、怀孕后的服药情况等问题，阿丽的老公知道的并不比我多多少。

　　他只是在强调，阿丽的病就是喜欢自言自语，“最近一个月阿丽整天都在自言自语”。

　　我开始跟他强调，阿丽必须转入重症监护病房，讲解可能的风险、预后、有创治疗、费用、孩子的结局等重要问题。阿丽的老公除了发呆，没有任何的表情和语言。

　　我怀疑阿丽的老公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于是反复对他强调：“你必须尽快联系她的爸爸妈妈过来！”

　　药物中毒的治疗从来不是玄学——没有武侠小说里泛着幽光服下便起死回生的灵丹，现实中的大多数毒物，都没有专属的解药。

　　在阿丽中毒的前几个小时，我们医生像淘金者筛洗沙砾一样，把那些尚未溶入血液的毒一寸寸逼出体外。

　　黑褐色的液体顺着胃管断续流出，那是阿丽胃里还没消化的药片残渣，在弯盘里积成小小的死亡沼泽。

　　然而阿丽到达医院时，毒素早已通过胃肠道渗入到血脉。入院两小时左右，我们开始给阿丽进行“血液灌流治疗”，穿刺的过程非常顺利，我甚至没有用B超定位，只凭手感就准确摸到了阿丽的血管。

　　阿丽的血液从大腿上最粗的一根静脉引出来，在体外通过碳罐吸附血液中的毒素，再输回体内。这就是所谓的“血液净化”——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中打捞沉渣一样，将血液中的毒素反复过滤。

　　一切稍稍稳定后，雨停了，天也亮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玻璃窗映出自己憔悴的脸、鸡窝般的头发和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在大家的注视下，我挪进了交班室，开始汇报一夜的工作。交接阿丽的病情时，大家都打起了精神。

　　“孕产妇”——这三个字在ICU就是无形的警铃，可以让所有昏沉的头脑瞬间清醒。如果孕产妇死亡，那可是要在全院汇报讨论的。

　　我们都清楚，阿丽服用的氯氮平，已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范围。虽然此刻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但她其实还在生死线上挣扎着。

　　江主任拿着交班纸和红笔，在阿丽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像未干的血迹。

　　交完班回病房的路上，我掏出手机查询氯氮平中毒的治疗进展，其它小伙伴则开始八卦，一句句议论在我耳边萦绕：她都精神分裂症14年了，怎么还结婚生孩子啊？她老公知道她有精神病吗？她这次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药啊？

　　江主任走到我和师妹中间，有点迟疑而又纳闷地问：“目前孩子怎么样？”

　　回到病房，所有人围在阿丽的床边，阿丽的双眼仍紧紧地闭着，她脸上的呕吐物被擦得干干净净，凌乱的头发已经被护工阿姨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盘在头顶。

　　监护仪上的数字在不停地变化着，血液灌流机的血泵在稳稳地转动，每转一圈都会带走一丝阿丽身体里的毒素。

　　孩子，那个孩子，那个小小的但已经有手有脚有呼吸心跳的孩子，此刻依旧躺在阿丽的肚子里，在呼吸机、升压药的维持下，好好的活着。床边的B超，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睡着了，心跳很有力，偶尔还会翻身打嗝。

　　我撑着最后一丝力气走出医院大门，那里永远不缺少熙熙攘攘的人群。有在地铁口卖唱的年轻父母，有推着小车卖梅花糕的中年伯伯，有兜售茉莉花苞手链的老奶奶，还有互相搀扶着来看病的老夫妻。

　　我在人群中穿梭着，如同我每次会诊，在抢救室的一排排推床间艰难地穿梭着。直到骑上我的小电驴，我依旧在想着，等阿丽醒来，一定要问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自杀？

　　我一觉醒来，放在床边的奶茶已经冷透，我一时间分不清自己在哪里。窗外的天完全黑透了，我以为自己还在值夜班，刚从值班室那昏暗逼仄的小床上被护士叫醒……

　　我下意识去摸白大褂，却摸到冰凉的手机。屏幕亮起，工作群早炸开了锅，红点连成一片，像ICU里闪烁的监护仪。

　　“心跳太快了……还是有140……血压还是站不住……‘去甲肾上腺素’还在加量，现在已经3.0了。”

　　“去甲肾上腺素”是升血压的药，用到这个剂量，阿丽基本处于临终状态了！

　　“和家属谈过了吗？”

　　“只有个老公在外面，什么都不懂。”

　　“病人母亲还是没有到吗？”

　　“没有，她老公感觉啥也不懂。”

　　想起阿丽老公茫然的眼神，我觉得这个家能做主的人一定不是他。我在急诊门口和他沟通时，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智力有点问题。

　　“她妈不会不管她了吧，真可怜啊！”

　　“这是她亲生女儿啊，怎么可能不管？”

　　距离我沉沉睡去只过去了三四个小时，阿丽的病情却发展得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虽然第一时间进行了洗胃、血液灌流、呼吸支持，但中毒24小时之后，她的心率仿佛草原上最狂野的奔马一样，跳到了接近一分钟200次，伴随而来的是血压不可抑制的下降。

　　为了明确阿丽目前的休克到底是因为什么，江主任已经带领大家给阿丽做更高级的血流动力学监测：

　　从阿丽的脖子最粗的一根静脉注入冰水，冰水与血液混合，在阿丽的右心、肺循环、左心里转了一圈，最后进入阿丽的股动脉。我们从股动脉测量血液温度的变化，从而计算阿丽的血管阻力、心脏功能、体内的血液含量。

　　超声机器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阿丽那颗坚强的心脏，正拼尽最大的力气，用肉眼已经数不出来的速度跳动着。而阿丽的子宫里，那个小小的孩子，也在拼尽力气活着。

　　医学可以了解阿丽身体的情况，却无法查清楚她为何服毒。医生们围在她的床边，如同隔着一层毛玻璃。想不明白这个准妈妈和未出生的孩子为何要遭这样的罪。

　　阿丽的老公，沉默木讷得并不像一个准爸爸。面对医生，他只是聆听、签字，然后躲到楼梯间抽烟。阿丽的母亲，在她中毒24小时后，在她所有的身体机能濒临崩溃的时刻，仍未出现。

　　对阿丽来说，毒素不仅仅渗入血液，更是早已渗入了她的命运。

　　第三天上午，阿丽的血压仍在进行性下降，三种升压药物都用到了极限，再用下去会直接威胁到她的生命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心脏超声的黑白屏幕里，阿丽的心脏收缩和舒张已经很难看清楚了。

　　就在我和江主任愁眉不展时，病房门口传来护工戴阿姨的叫声：“16床家属（来了），谁喊的16床家属？”

　　我和江主任对视一眼，十分钟前我们刚和阿丽老公谈过话、签过字，他来找我们干嘛？护工阿姨一边操着大嗓门喊着一边走进病房：“16床的家属来了，要找医生了解病情。”

　　谈话间里，我见到了阿丽的母亲，她终于来了。

　　阿丽的母亲年轻得不像有个30岁的女儿，头发染成了时髦的酒红色，眼睛上贴了夸张的假睫毛，厚厚的粉底让我不能看清她的表情。

　　眼影、腮红、大红唇一个不差，两只手都做了美甲，很长，还贴了不少钻石，手腕上挂了不少的手串，金子、蜜蜡、红珊瑚，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

　　阿丽的老公，瑟缩地坐在阿丽母亲身后，看上去似乎变矮了很多。这几天他身上的汽修厂工作服一直没换，而且他身上的烟味越来越浓了。

　　我拉开椅子坐下：“阿丽的病情我和她老公交待过很多次了，相信他也和你说了，服用的药物量太大了，现在循环很难维持，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都知道，这是第三次了。”我还没说完，阿丽的母亲立刻打断了我：“之前两次都救回来了，你们这么大医院，怎么可能治不好。”

　　“前两次也是自杀吗？”

　　阿丽的母亲有些生气地说：“我女儿不是自杀！怎么可能是自杀！她没注意，多吃了几片药而已。”她一下子挺直了背：“你们做医生的不能瞎说。”

　　我心里冷笑：“多吃了几片药？那可是几百片药，当饭吃都吃不下。”

　　我不能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于是转换了话题：“阿丽是孕妇，中毒量这么大，我们全院都很重视。妇产科的医生也来看过，现在大人非常危险，虽然是妊娠晚期了，但孩子很有可能会保不住……”

　　阿丽的母亲抹了抹手指上的金戒指，再次十分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谈话：“孩子肯定要保住！孩子死了，你不是要她的命吗？”

　　她向我强调：“孩子生下来，她现在这个病（精神分裂症）也就好了。”

　　换作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这时候总是会出现戏剧化的一幕，产妇在手术室内情况危急，护士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问家属保大还是保小？但在现实中，任何情况下医生都会保大，谁的话都不会听。

　　医生不是神仙，更不是算命的，我想了想阿丽那岌岌可危的血压和心率，恐怕没有医生会说一定能保住孩子。

　　我试图继续解释：“孩子的问题，从阿丽来到医院我们就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过，他也明白的。”

　　阿丽的母亲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懂个屁！没有孩子，我女儿早就不在了！”

　　江主任及时出现在我身后：“阿丽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我觉得你对她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么大剂量的氯氮平中毒，救过来的希望不是没有，但我们第一步要保住阿丽，才能谈孩子的问题。”

　　“至于孩子最后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或许是江主任的语气和神态震慑了阿丽的母亲，这次她没有再插嘴。

　　她一下子瘫坐在了椅子上恸哭起来，旁边那个不说话也没什么反应的阿丽老公，竟然忙着翻找香烟想要抽。

　　而ICU病房那边，伴随着护士的呼喊，阿丽的血压再一次下降到了危险的边缘。

　　江主任摸着阿丽极度湿冷的手指，看着监护仪上不停闪烁的数字。思考着为什么血液灌流之后，阿丽的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阿丽中毒36小时之后，当外送的检测报告终于摆在桌上，整个病房陷入了诡异的寂静——血药浓度超出安全值十倍，这还是在做了血液净化之后。

　　有人倒吸冷气，有人下意识看向阿丽隆起的腹部。这种致死量的药物中毒，阿丽和她的孩子还能活到现在，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现在阿丽体内有着爆表的血药浓度，江主任决定更换血液净化方式，采取血浆置换治疗。其原理是通过血浆分离器将带有大量毒素的血浆分离排出，再补充等量的血浆。

　　这个治疗用简单的说法描述，就是“换血”。

　　阿丽的身边又多了一台血液净化的机器，它将阿丽被毒液浸透的血浆一点点分离，那些与蛋白紧紧纠缠的毒素终于找到了出口。新鲜的血浆缓缓流入，带着生命的温度和气息。

　　在这场生死置换中，我们赌上了所有的医学知识去争取那一点微薄的希望。

　　在采取了新的治疗方式之后，阿丽的血药浓度终于开始一点点地下降了。她的心率和血压，好像也能撑得住了，她似乎对我们的治疗开始有了反应。

　　阿丽中毒的第72小时，我们停下了所有的镇静、镇痛药物——谁也不知道这种严重的、顽固性的低血压是否会对阿丽的灌注有什么影响。

　　但令所有人惊喜的是，停用药物2个小时后，阿丽睁开了眼睛！

　　她并不像一个标准的精神病患者，挣扎、烦躁，试图解除身上所有的管道、图吐掉嘴巴里的气管插管、用没有约束的下肢疯狂地踢开身上所有的负担。

　　阿丽像一个苍白的瓷娃娃，乖巧地跟随着我们所有的指令，动动左手，眨眨眼睛，点了点头。插在她嘴巴里的管子让她有点难受，但是她很听话，在努力坚持。

　　几乎在阿丽做动作的同一时刻，她的孩子，这个在肚子里陪着她经历了昏迷、心律失常、低血压的孩子，也动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阿丽太过消瘦，隔着病号服，我们竟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胎动。这个唯一从头到尾陪着阿丽的亲人，还活着。

　　胎心监护仪上，孩子的胎心曲线比想象中平稳。这是一个顽强的孩子，尽管妈妈给他创造的条件简陋至极，他仍在坚强地按时长大。产科医生一如既往冷静地说：“孩子目前很健康，暂时没有早产的迹象，”

　　在场的江主任、我、几个护士还有戴阿姨，都松了一口气。阿丽能醒来，是她和孩子活下去的第一步。

　　戴阿姨摸了摸阿丽黏在额头的发丝说：“阿丽，你还是可以当妈妈的。”

　　但插着气管插管的阿丽，也许是因为对于插管的不耐受，也许是因为身体的疼痛，也许是这句话触动到了她心里的伤痛，我在她的眼角，看到了一串眼泪缓缓流下。

　　距离阿丽入院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了，阿丽的老公似乎一直住在医院里，那件灰色工作服已经皱得不成样子，领口处洇着一圈汗渍，脚上的塑料拖鞋裂了道口子，露出磨红的脚趾。他偶尔会机械地啃几口馒头，碎屑落在前襟，也浑然不觉。

　　阿丽的母亲每天依旧神采奕奕，妥妥地化着全妆，手腕上和手指上的首饰一个不差，似乎比阿丽的老公更坚强，或者更不受影响。

　　她的嗓门又大又尖锐，每次在ICU门口谈话，都有一群家属被她的声音吸引到附近，围观、吃瓜。而且她有很强的倾诉欲，总会找一切机会和我们聊上几句。

　　她说自己照顾阿丽不容易，疫情期间为了保证阿丽的精神分裂症药物不断供，她要跑很多家医院去凑。那段时间她工作的超市被封了，她没有了收入，还变卖过外婆留下的首饰，只为了给阿丽买药。

　　阿丽的母亲也没想到，她好不容易给阿丽买到的治病药，却变成了杀人的毒。

　　阿丽入院期间我们把氯氮平的说明书、指南、文献进展读得滚瓜烂熟，阿丽的疾病发展，进一步证实了大剂量氯氮平中毒时对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影响。

　　而我们采取的血液灌流、血浆置换、血液滤过像三支不同编制的净化军团，在循环系统的暗河里打捞着那些致命的毒素。

　　经过了整整11天的治疗，阿丽的血药浓度终于降低到了安全范围之内，各项生命体征和指标趋于正常，孩子也安安稳稳地躺在肚子里，像暴风雨中心宁静的岛屿。

　　为了评估阿丽目前的心脏情况，我们决定外出给阿丽做心脏超声的检查。ICU病人外出检查总是浩浩荡荡的，如同一个小分队。要准备推床、呼吸机、注射泵、监护仪、便携式的抢救箱……当然也少不了医生、护士、护工、家属……阿丽出去这一趟，我们恨不得像皇帝出巡一样给她开路。

　　电梯里，我正盯着监护仪，忽然听到护士叫了起来：“你怎么能把她手解开呢？”

　　我仔细一看，阿丽的妈妈竟然把阿丽手上的约束带解开了。

　　几乎所有的病人家属都会质疑我们给病人的约束，大家总是认为病人不应该被绑在床上，甚至有病人和我们发火：“我又不是犯人，为什么要天天绑住我？”

　　他们看不见那些隐形的危险——在深夜里突然躁动的双手、各种被药物和幻觉支配的动作。

　　一根被意外拔除的气管插管，可能在几秒内让氧饱和度断崖式下跌；一条挣脱的静脉通路，会让抢救药物失去战场；而一次无意识的翻身，或许就会让腹部的引流管扭曲、脱落，让本已脆弱的生命再断一截粮草。

　　约束带绑住的不是自由，而是生与死之间那道摇摇欲坠的界线。我们何尝不想解开？可有些时候，短暂的束缚恰恰是为了更长久的自由。

　　护士一边跟阿丽的妈妈解释，一边试图再次绑住阿丽的手。阿丽的妈妈一把抓住阿丽：“绑什么绑？绑这么紧，疼死了！”

　　“阿姨，你怎么能把她手解开，身上这么多管道。”

　　“不能绑，我女儿最怕疼了！”

　　“阿姨，我们绑她是为了她好，等她拔了管，能配合治疗，我们也不会绑她了啊！”护士不想再听阿丽妈妈有些偏执的絮叨，还是坚持把阿丽的手牢牢地绑住。

　　其实，从解开约束到再次绑上，阿丽都没有一丝动弹，她甚至固执地偏过头，没有看她妈妈一眼。

　　略显拥挤的电梯里，阿丽的妈妈还在絮叨：“为了她好？你们是外人，有我对她好吗？我告诉你们，全世界没有人能比我对她好！”

　　阿丽的情况在迅速好转，终于可以拔除气管插管了。

　　有过精神类疾病及服药史的病人，是ICU的护士最害怕护理的。她的拔管、自伤以及伤人风险都比一般病人大得多。我们不知道她能不能配合治疗，能不能听懂我们说的话。

　　但阿丽不像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抵抗，没有任何的要求，甚至没有说几句话。

　　阿丽每天只是乖乖地躺在床上，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机械地服从我们翻身、张开嘴做口腔护理……

　　这时候阿丽的妈妈开始每天给她送饭了，便当包上印着小女孩喜欢的艾莎公主，包里满满当当地装着一盒米饭、一荤一素两个菜，还有一盒汤。

　　和盒饭一起送进来的，是阿丽妈妈对护工戴阿姨严厉的指示：“喂饭的时候，必须先让她把汤喝完，汤最有营养。然后吃素菜，最后吃荤菜，米饭必须吃掉一半以上。”

　　阿丽的家在外地，我不知道阿丽的妈妈在哪儿操办出一天三顿的爱心便当。如果阿丽是几岁大的小孩，我会觉得细致的“用餐标准”是为了让孩子养成好习惯。但阿丽是个马上要当妈妈的大人，即使有精神分裂症，但不发病的时候和普通成年人并无不同。

　　阿丽的妈妈对年过30的阿丽，就好像对待一个不谙世事缺乏自理能力的小孩子。我心里有困惑，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因为我注意到，阿丽对她妈妈的关心并不领情。她妈妈和她视频时，她总是固执地扭过头，闭着眼睛，很少对妈妈的各种叮咛有回应。对于妈妈送来的饭，也都是吃了两三口就不吃了。

　　戴阿姨气咻咻地跟护士说：“阿丽不肯吃，我好话坏话都说尽了，结果她妈妈怪我不肯好好喂！说要是自己进来喂，一定能全喂完！”

　　护士温柔地劝着阿丽：“好歹多吃点，妈妈烧这么多饭不容易呢。”

　　阿丽依旧扭着头，闭着眼睛说：“她从来没有喂我吃过饭。”

　　我们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阿丽说的那个她，是她的妈妈。

　　病房内，阿丽似乎有很多怨气。病房外，阿丽的妈妈则充满了委屈。

　　阿丽的妈妈有机会就和我们说自己这些年有多不容易。当初阿丽上了中专，她坚持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她，后来阿丽实在忍受不了，阿丽的妈妈终于同意阿丽自己上下学，但是依旧每天在租住的老旧小区门口等候阿丽。

　　无论晴雨，每天放学时分，阿丽妈妈那个微胖的身影总会准时出现在小区极其狭窄的铁门旁，像一座无法撼动的雕塑。

　　阿丽的妈妈用自我牺牲式的等待，继续控制着女人的生活轨迹。有次冬天，阿丽在学校参加活动，晚了一个小时才到家，阿丽的妈妈就在雪地里等了一个小时，并且跟阿丽说，“在家也是等，一样的，我也没事干，就在楼下等你。”

　　这种沉重的爱让阿丽窒息，阿丽和妈妈爆发过激烈的争吵，阿丽觉得妈妈这样做是给自己莫名其妙的压力，但妈妈只在强调自己的感受，她说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妈妈为女儿好，我对这种话再熟悉不过了。

　　阿丽的妈妈总是不能接受新事物，她觉得阿丽上个中专当个幼师挺好，她不能接受阿丽去学动漫的想法，所以阿丽的中专被迫改了志愿。

　　在我的家里，当年我妈妈坚持让我不要考研，去她们单位当个校医。那时我妈妈也是一遍遍地说着：为我这个女儿好。

　　到现在，我也成为了妈妈。在没收女儿的手机和电话手表时，我也在一遍遍说着同样的话。

　　我们总是这样，把爱铸成锁链，把担忧化作牢笼。上一代人的遗憾、恐惧、未实现的梦想，全都融进“为你好”的咒语里，熨帖地裹住下一代的翅膀。

　　可究竟什么才是“好”？是安稳，还是自由？是少走弯路，还是亲自摔跤？

　　阿丽在ICU治疗期间，产科医生有空就会过来给阿丽做胎儿评估，终于在接近孕30周的评估中，观察到阿丽出现了频繁的假宫缩。这意味着，阿丽随时可能早产。

　　我和产科医生在病房已经尽量压低了声音，但还是惊动了阿丽。

　　许是一阵强似一阵的腹痛、许是我们交班时不经意的话语、许是我和产科医生都有些犯难的表情。很久都不说一句话的阿丽仿佛预料到了什么，她难得地开了口：“早产就早产吧，反正不管生下来什么样，都抱回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戴阿姨站在阿丽床头，帮她整理着柜子上的餐盒：“姑娘，你还没当过妈妈吧，当妈可不容易哦。现在怀个孕多难啊，小孩生下来好好养养哦。”

　　阿丽再次打断了我们的话：“我有个女儿，属小龙的。”

　　阿丽有个女儿？我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属小龙，应该都快十岁了。从阿丽的老公、阿丽的妈妈那里，我们都没有听说过阿丽生过孩子。阿丽醒来之后，也直到今天才透露出她曾经生过孩子，是阿丽因为发病在胡说八道，还是家属在隐瞒什么？

　　当医生这么多年，我们见过太多被刻意隐去的病史——支支吾吾的肝炎、轻描淡写的过敏、坚决否认的手术，都像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原因隐瞒，势必会对医生的判断和治疗造成影响。

　　我身旁的产科医生一副相当无语的表情。有过分娩经历和第一次分娩，这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子宫不会骗人但人心会，每一次隐瞒，都是在逼迫医生在黑暗里徒手排雷。

　　产科医生转头就去门口找阿丽的母亲了解情况。

　　“女儿？你们听她胡说八道！”阿丽的母亲明显也愣了一下：“她是精神病啊！讲的话不能听的。”说着她又翻了个白眼，仿佛在嘲笑我们的愚蠢。阿丽的老公则在丈母娘的身后探头探脑，试图多看一眼病床上的阿丽。

　　“她说的那个女孩，是我亲戚的小孩，小孩可怜呢，从小父母死了就住在我家的。怎么可能是她女儿，我看你们把她脑子越治越坏！”

　　阿丽的母亲越说越多，她和阿丽的老公试图闯进病房看看阿丽。戴阿姨一边把他们带到门外，拉到一边继续听着阿丽妈妈的倾诉。

　　阿丽的妈妈一直在说自己多么的不容易，阿丽的爸爸很早就去世了，自己到处打工养活自己和女儿。

　　她说阿丽上学时处过对象，后来谈着谈着就脑子不正常了，因此一直嫁不出去。阿丽妈妈好不容易帮她找到了对象，也就是阿丽现在的老公。

　　阿丽的妈妈把未出生的外孙视为“解药”，她总在说：“马上都要生孩子了，生了孩子病就会好了。”

　　我不知道阿丽的妈妈心里有什么执念，但是一个新的孩子似乎对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她甚至说：“阿丽和孩子如果死了，全家都活不下去了。”

　　我们看着阿丽妈妈再一次歇斯底里，很难分辨阿丽和阿丽妈妈谁的话更可信。至于阿丽的老公，还是沉默得像雕像一样，始终不发一言。

　　在病房里，阿丽则断续讲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阿丽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只是长大后听外婆说，妈妈和爸爸没有结婚。妈妈怀孕后，爸爸就消失了。

　　有人说爸爸死了，有人说跑到国外了，那是一个人言可畏的年代，阿丽的妈妈几次想自杀，都被外婆救了下来。

　　后来阿丽的外公外婆都死了，妈妈靠打零工，还有和不同的男人厮混养活自己和阿丽。“你妈妈命苦。”外婆总这么边说边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阿丽的头。

　　命运像一场瘟疫，会顺着血脉传染。

　　17岁那年，那个说会娶阿丽的男同学突然被家里安排出国。男同学消失在机场的安检口，只留下腹部日渐隆起的阿丽。

　　那时，阿丽的自言自语越来越频繁了。

　　阿丽说，孩子生下来那天，她妈妈抱着女婴对邻居笑：“亲戚家寄养的。”襁褓里的婴儿眨着眼睛，仿佛也默认了这个谎言。

　　后来妈妈给她找了现在的老公，他是孤儿院出来的老实人。“半个儿子”，妈妈这样称呼他。说的时候，阿丽妈妈的眼里闪着光。

　　“半个儿子？”戴阿姨没发现阿丽的失神，继续有些八卦地问：“那生下来的孩子跟谁姓？”

　　戴阿姨的疑问像一根针，突然刺痛了阿丽的神经。“儿子？”阿丽忽然就控制不住地开始捶打了自己的肚子,“谁说是儿子”！

　　这是阿丽入院半个月以来，第一次典型的精神病发作，她全然不顾周围人们的解释，只是在自说自话地大喊：“谁说是儿子，你们别听那个疯女人的，谁都不能把我女儿送走！”

　　阿丽怀孕后，她的妈妈曾经请人算过胎儿的性别，是个男孩。阿丽的妈妈，渴望得到一个男孩，而阿丽害怕男孩的降生会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

　　我不知道阿丽到底有没有生过一个女儿，然而在阿丽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着这样一个无比清晰的噩梦：她说自己的妈妈抱着一个男孩站在产房门口，而她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正在被陌生人抱走……

　　我和护士、护工一边试图控制住阿丽疯狂的双手，一边喊着，赶紧推镇静剂。阿丽发病时的力气有些大得惊人，三四个人完全压不住她。

　　阿丽手上的动脉置管和留置针已经脱落，鲜红的血液渗透到衣服、床单上，阿丽终于在镇静剂的控制下，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后来阿丽和我闲聊时，无数次说起她和妈妈的争执，一切都是从妈妈发现她和那个男同学的暧昧开始的。

　　当妈妈发现阿丽书包夹层里那封被揉皱的情书，和男同学在末尾画的那颗歪歪扭扭的爱心。“你根本不懂！”阿丽倔强地嘶吼着，声音刮擦着空气。

　　我觉得自己大概能理解阿丽和她妈妈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

　　“你根本不懂”，这句话像一枚回旋镖，在时光里飞行了三十年，精准地扎进我的胸口。

　　我突然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站在母亲的鸡毛掸子下，说着同样的话。我的话语撞上母亲筑起的沉默高墙，碎成一地无人收拾的残骸。

　　三十年后，这堵墙的两边，一边站的是我，一边则是那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女儿。

　　有时是为试卷右上角那个逐渐下降的数字，她将卷子揉成团塞进书包最底层，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些刺目的红叉；有时是为深夜被窝里漏出的那抹蓝光，当我掀开被子，她护住平板电脑的样子，像守护着最后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土；更多时候是为那些石沉大海的追问——“学校怎么样？”“午饭吃了什么？”“为什么不开心？”

　　原来我们都在重复同样的对白，只是因为我长大了，和三十年前的自己交换了位置。

　　但是就在阿丽出院的前一天，一个女孩的出现，让我再次陷入了困惑之中。

　　那天，阿丽的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孩来探病。我注视着小女孩的脸庞，她和阿丽长得不算像，但有着和阿丽一样瓷白的皮肤和小巧的下巴。在小女孩强烈要求之下，我和护士长磨了好久，终于同意她进病房探视十分钟。

　　阿丽完全没有预料到小女孩的到来，她开心极了，一直叨唠个不停。

　　阿丽要问她写没写作业、问她学校有没有好朋友、问她吃没吃饭。她跟小女孩说，初中就要去县城上了，那边的学生都是城里人，要让小女孩尽快适应。她又说，一出院就带小女孩去吃薯条。

　　小女孩怯生生地站在床边，声音小小的：“小姨，你疼不疼？小姨，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啊？阿丽不说话，只是一直摸着小女孩柔顺的小辫子，眼睛红红的。

　　我注意到监护仪上，阿丽的心电监护不经意地出现了几次早搏。

　　探视时间到了，戴阿姨牵着小女孩走出病房，把她交给了阿丽的妈妈。阿丽的妈妈依旧气咻咻的，拉过小女孩去了谈话间。

　　她们听着我交代一项项出院的注意事项，小女孩乖乖地坐在旁边，看到桌上花花绿绿的笔，好奇地伸出手。阿丽的妈妈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一句话没有说，小女孩仿佛触电一样把手缩回去，一动也不动。

　　阿丽的老公因为没有座位，远远地站在谈话间的角落，身体靠在墙上，又化作了那座沉默的雕像。他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高人，我们说的一切，包括阿丽肚子里的孩子，似乎都与他无关。

　　阿丽终究没有在住院期间早产，她逐步恢复成一个各项指标正常的待产妇。从她时断时续的叙述中，我们像拼凑碎瓷片般还原出那些服药过量的夜晚。

　　这三次“服毒自尽”，都是在阿丽觉得自己自言自语的状态越来越严重，甚至逐渐忘记自己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的时候发生的。

　　她觉得她总是发火，总是歇斯底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她吃的药量越来越大，直至不知不觉地吃下超剂量的药物。

　　阿丽说，她从没有想象过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她说她妈妈、她那个所谓的“女儿”，三个人犹如一条树上的藤条，是无法分开的，“我怎么可能离开她们”。

　　与此同时，阿丽和世上所有的女儿一样，固执地认为母亲从未真正理解自己。

　　就像当年的我，笃定自己绝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就像如今我的女儿，倔强地宣称她的人生将与我的截然不同。

　　我想起无数次发生在母女间的争吵，无论是若干年前我和我母亲的，还是现在我和我女儿的，那些争吵竟然惊人的相似。直到现在，我终于开始慢慢理解了那些狂怒时的口不择言。

　　原来，我们以为的逃离，不过是一场缓慢的回归。

　　对于阿丽是否生过孩子，我们始终无法准确判断，表面看上去，她的肚子上连妊娠纹都没有。

　　那个小女孩，在阿丽出院的那天又来了。她和阿丽的母亲、老公一起等待着阿丽从ICU出来。

　　戴阿姨用轮椅推着阿丽走出ICU大门，阿丽的老公接过轮椅，继续推着。小女孩几乎整个人都贴在阿丽的身上，她俩头挨着头，像两朵依偎的樱花。她们一直在低低说着什么，间断轻轻地笑着。

　　阿丽的老公，还是穿着那套工作服，他不和我们说话，也不和阿丽说话，只是把轮椅越推越快，小女孩要一路小跑才能跟上。

　　阿丽的妈妈，依旧神采飞扬。她浓妆艳抹，一手提着阿丽住院期间的生活用品，一手打着电话。她打电话的声音很大，我能清楚地听到她在用家乡话吐槽我们，表达着种种不满。

　　阿丽的妈妈提着的东西太多了，她的身体有些歪斜。慢慢地和阿丽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渐渐落到了阿丽的后面。直到离开我们的视线，阿丽和小女孩，一直没有分开过，而阿丽的妈妈，一直没有打完那个电话。

　　春风卷着花瓣扑进走廊，我想起外婆说的“花轿疯”和那些被命运逼到角落的女人。

　　阿丽和她的母亲可能处在一种纠结的关系中，她们是互相依靠的亲人，也是彼此对立的仇人。

　　我能够理解单亲妈妈的艰难，能够理解阿丽的母亲在用自己的方式给阿丽的后半生铺路。但是，她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

　　阿丽悲惨的境遇不是始于那段伤人的恋情，而是源自母亲每一天谨小慎微的保护，始于母亲在否定了自己的人生后，将希望投射到阿丽身上。

　　我在编辑稿子的时候总在想，无论小女孩是不是阿丽的女儿，她对阿丽都是重要的情感依靠。因为围绕在阿丽身边的亲人里，可能只有小女孩从未试图控制阿丽。

　　余一生在上夜班时，常望着护士站前监护大屏上起伏的绿线发呆。这里记录着全科二十多个病人的心电波动，有的杂乱无章、有的规规整整、有的会突然漏了几拍。

　　她说：“生命自己会找到节奏，就像心脏会在电除颤后重新搏动——或许‘为你好’的真正意义，不是替别人决定怎么活，而是在他们跌倒时，准备好包扎伤口纱布和一个温暖而不束缚的怀抱。”

　　另外，余一生的故事被我的伙伴整理成电子书，已经上架【微信读书】，书名《只有ICU医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