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检察应对

近年来,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态势,成为影响区域安全与发展的突出威胁。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依托信息网络和跨国产业链,呈现集团化运作、技术化升级、区域化聚集等特征,给司法机关带来国际协作、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多重挑战。检察机关应以更高质效的履职,提升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效能。

把握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

犯罪集团化运作。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呈现集团化、产业化的“引流—诈骗—洗钱”的全链条闭环。犯罪上游环节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建立数据资源库,犯罪中游环节以“杀猪盘”“虚假投资”等话术剧本实施诈骗,犯罪下游环节借助加密货币、地下钱庄等隐蔽手段实现跨境资金快速转移。

手段技术化升级。犯罪手段数字化升级,诈骗分子运用虚拟号码技术隐匿行踪,运用区块链钱包为资金流转提供“隐身屏障”,运用AI换脸、语音合成等伪装技术让被害人在毫无防备中落入陷阱。此外,技术性反侦查策略不断升级,犯罪集团要求成员统一使用配发的通信工具、实时销毁聊天记录、编造虚假辩解。技术加持下的隐蔽性犯罪手段与系统化反侦查策略,导致传统取证手段难以有效应对。

理清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办理难点

证据关联性陷入证明困境。跨境案件取证高度依赖国际司法协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典型的非接触性犯罪,其中电子数据是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核心证据。目前,因各国法律数据保护规则差异,数据获取受限于技术壁垒和司法主权障碍,导致电子数据取证“碎片化”,证据关联性证明陷入困境。

共犯责任区分缺乏客观论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主观明知”和“作用大小”的认定过度依赖言词证据,而犯罪嫌疑人的虚假辩解、客观证据的不足,加剧了共犯认定困境。司法机关缺乏统一的共犯认定标准,“同案不同判”现象仍然存在。

犯罪数额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共同犯罪人对参与期间全部犯罪数额负责,但实践中,对“参与期间”“团伙范围”的界定存在争议。此外,非数额情节条款因犯罪手段迭代难以认定,犯罪分子使用AI技术生成的虚拟号码和自动拨号系统使“发送信息五千条”“拨打五百人次”等条款在适用时难以精准统计数据,从而引发证据链薄弱的风险。

精准定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检察治理支点

依托国际司法协助,建立标准化、合法化跨境取证规则。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已经实现了从机制构建到实战突破的转变,分别与东盟、柬、泰、缅等多个国家签署司法协助协定,为跨境协作提供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参与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电子证据快速调取协议,构建跨境案件依法介入制度,加强与境外司法机关的协作,明确跨境案件证据调取范围、程序等标准。

坚持以证据为中心,构建“全链画像”电子数据印证体系。以客观证据拆穿虚假辩解,突破依赖言词证据的传统模式,调取出入境轨迹、资金流水、通信记录等电子数据勾勒“犯罪画像”。全面收集运用电子数据,织密案件证据印证网,完善从人证为主到数据驱动的印证体系。

严格共犯认定标准,坚持主客观相一致锚定实质行为。明确犯罪集团认定标准,对通过提供犯罪场所、条件保障、武装庇护、人员管理等方式管理控制犯罪团伙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抽成分红或者收取相关费用,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全面评估各层级人员在犯罪链条中的实质作用,严惩犯罪集团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严格共同犯罪成立范围,避免客观归罪。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害人数量庞大、诈骗手段隐蔽性强,犯罪数额难以一一对应。证明犯罪数额应结合客观取证实际,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对主要用于接收赃款的账户,可推定账户资金为犯罪数额,除非被告人作出合理解释。建立犯罪数额分层认定模型,不仅能合理应对被害人数量多、逐一取证难的现实困境,还能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检察机关需统筹国际协作的实效性、证据体系的科学性与法律适用的精准性,在国际协作中积极参与规则共建与实战创新,在电子数据审查中推动技术与法律深度融合,在法律适用中贯彻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犯罪手段的持续升级,未来还需以动态治理思维提升司法应对能力。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