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可以自发组织起来吗？

现在的农民大多想着怎么赚钱，没想到自身的政治权利如何获得，也没想到话语权的问题。那么农民可以自发组织起来吗？

倘若在旧社会，农民似乎有自发组织起来的可能，而到了现在，农民大多不会自发组织起来，而是单干或者几个人凑成小团体，一起干活。古代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一亩地能产三百斤粮食就算是丰收，而现在一亩地能产八百多斤粮食，已经能够养活农民一家人了。古代闹饥荒的时候，农民就会外出逃荒要饭，发展成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会闹事。那时候农民可以自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生存，似乎天地间生存是第一要义，如果生存面临危险，农民就可以聚在一起“吃大户”，抢夺官府的粮食，甚至组成农民起义军，共同对抗朝廷。到了现在，农民大多都能吃饱穿暖，不会发展成流民，但农村粮食不涨价，只是凭借种的一亩三分地，并不能致富。很多农民成群结伙到城市打工，要多挣一份钱，家里的地让老人和妇女种着。甚至有的农民抛弃了土地，直接进城打工，挣了钱之后在城里买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不再回村种地了。当资本渗透进社会每一个角落之后，就需要释放生产力，需要人们自由买卖劳动力。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农民会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而且以廉价的方式出卖，就可以多挣一份钱，甚至在城市工厂里挣钱，而不会回家种地了。当农民分散到各个地方，在社会底层打工的时候，他们就想多挣一些钱，甚至多打几份工，节假日不休息，多挣加班费，却不会想到自身的政治权利问题。

在农民眼里，政治权利不能吃不能喝，没什么意义，除非政治权利可以换来钱财，不然政治权利没有任何用处。古人认为，书生考中之后做官就是为了搜刮钱财，享受荣华富贵。而这种搜刮是被体制允许的，或者说是官员搞的潜规则，官场默认，皇帝也默认。到了现在，这种官本位主义思想仍然遗毒甚广，很多人仍然认为做官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官员贪腐的不少，被查处的也不少，但官场的腐败并不能被完全清除。农民明明知道某个官员贪污腐败，却不能举报，也不能和他们对话，就只能仰望，羡慕。倘若农民的儿子做了官，那么这个官员仍然会是贪污腐败分子，因为他的父辈已经告诉他做官就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不要管这种荣华富贵是怎么来的，只要能享受，就算是人生的成功。农民并不能轻易获得权利，即便长期忍受奴役和剥削，也仍然默认，认为是自己的命运，不可改变。农民被分散了，因为很多农民为了挣钱，不得不接受资本的雇佣，不得不进城打工，最终像沙子一样，散落到世界各地。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建立联系，但也仅限于网络联系，却并不会聚在一起闹事。一旦某一个农民受到了不公平、不公正待遇，他就要申诉，申诉无门，就要自己忍受。倘若这个农民有家族势力，就会动用整个家族的人为自己申冤，还要到公权力部门闹事，但仅限于家族团结，而不是全体农民团结起来。

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农民有互助组，有合作社，似乎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的。农民算是无产阶级，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共同对抗地主、土豪的剥削和压榨，甚至一起对抗资本的奴役。但现在农民似乎都追名逐利了，都想着挣钱了，却不会团结起来，甚至违背了原始的互助精神。古代农业生产率不高，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农民会互相帮助，共同完成田间的劳动，不然就很可能种不出来，或者长成的庄稼收不到家。而到了现在，有钱就可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可以购买农业机械，可以雇人劳动，没必要非得互帮互助。“笑贫不笑娼”的传统仍然存在，致使很多农民想尽各种办法挣钱。他们认为有钱了就光鲜亮丽了，就算是成功者，甚至借钱买楼买车，也算是成功者，被别人高看一眼。他们专注于过自己的小日子，却不会争取自身的民主政治权利，甚至认为自己就是贱命一条，长期在社会底层打工，比不得城市里的白领和蓝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自暴自弃，很容易满足于现状。而资本渗透进社会每一个角落之后，购买权力，权力系统也实现了权力寻租，最终和资本合谋，共同让农民离开土地，让农民到城市打工。

倘若粮食涨价了，农民就都回村种粮食了，没必要在城市打工了，那么城市资本发展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就会短缺，工业文明将会受到重创。为了工业文明发展，就要暂时牺牲农业文明，压低粮食价格，弄得粮食价格始终不涨，农民不得不进城打工，不然只是种粮食，永远不能致富，有时候甚至还赔钱。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并不能经常集会，甚至根本不会聚会。他们认为聚会就要吃喝，要花钱，而自己挣钱并不容易，都要攒钱过日子。聚会的场所不多，饭馆餐厅都不是他们聚会的地方，而用于集会的广场被花木分割，已经变成了街心公园，不但农民不能集会，而且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集会。也就是说，不但农民不能团结起来，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团结起来。虽然他们可以在网上建立各种各样的聊天群，但现实生活中却不能集会。《宪法》明确说明，“公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并不是不能集会，而是集会的场所消失了，集会的条件消失不见了。农民出卖廉价劳动力，普遍受到资本的压榨和剥削，就应该通过集会的方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资本的压榨和剥削，起码可以组成农会和资本家讲价钱，尤其和农业资本家讲价钱，不能总是种着农业资本家包的地，挣着低廉的工资，忍受了压榨和剥削，还失去了话语权。

农民失去了话语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时间久了，他们似乎就麻木了，认为这是社会的常态，其实他们没有争取自身的权利，也没有觉悟。即便有的农民觉悟了，也不能有任何改变，甚至挣钱不多，却夸夸其谈，被其他农民当成笑料。说到底还是要保护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争取民主政治权利，让农民能保护自己。不然农民始终处在社会底层，始终是被压榨、被剥削的对象，还失去了话语权，怎么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