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张郎郎: 小郎郎找大郎郎, 两个延安娃的兄弟缘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院刊编辑，美国康奈尔大学驻校作家，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知名画家、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原题

小郎郎找大郎郎

作者：张郎郎

1959年北京。左起后排耿军19岁、张郎郎16岁；前排张大伟10岁、张寥寥7岁

1959年，我接到北京一〇一中学的高中入学通知书，对我说来是件大事。

确实，北京一〇一中学当时在北京是所很了不起的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时候，只有这个中学有校服，是按照苏联军校的款式设计的，对男孩子吸引力尤其的大。

苏联作家温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卡维林在他的长篇小说《船长与大尉》的扉页上写下：“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开学那天，我站在公共汽车站，回头看见妈妈站在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挥手。

到学校，我一下车，一男一女迎面走过来。他们都身穿“一〇一”中的校服。“同学，你好。你是‘一〇一’中的新生吧？”那个女同学微笑着问我。“是呀……”我一时不知所措。“北京一〇一中学欢迎你！”她大方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不知是激动还是难为情，“唰”地一股热流从胸中涌起。那男孩子不分由说，趁我手忙脚乱之际，顺手一把将我的背包夺过去。我连忙说：“我自己来吧。”

话音未落，我的网兜也被那女孩子麻利地抢走了。他们大步往前走，我在后边小步紧捯。“别不好意思。”那女孩回头笑着说：“我们都是志愿者，专门来接你们。明年你也会这样的，‘一〇一’人都是志愿者，从现在起你就是‘一〇一’的人了。”

他们俩轻快地走在前面，我两手空空跟在后面却还急赤白脸。他们的步伐如此矫健，是不是“一〇一”中能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这样？我以后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吗？

学校门口彩旗飞扬，大幅的迎新标语下面，七八张桌子一字排开，雪白的桌布上摆着盆盆鲜花，新生们都在这儿放下行李。

那个女孩问我：“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高一（3）班的。”入学通知上早就写好了。

她叫我在这儿等着，然后跑过去查我的名字。原来宿舍的铺位也早就定好的。这就是“一〇一”中的风格，一切都有规有矩，有安排，有程序。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她怎么也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就去帮我查看呢？奇怪！

1960年北京香山。左起张郎郎、耿军

那个女孩回过头来诧异地问我：“你是高一（3）的吗？”

“不会错吧……”我慌了，连忙就找入学通知书。

“别找了，高一（3）班根本没有姓耿的。”女孩斩钉截铁地说。

我笑了：“我不姓耿，我姓张，张郎郎。”

“啊？”他们相视一笑，再看名单，一秒钟他们就查出来了：“你在5排3号11铺。”人堆里有人应声跑出来，喊道：“我是5排3号的，我送他去。”那两个接我的同学，一边道歉一边道别。

跑来接我的人，猛地扑过来一把搂住我，他大叫：“张郎郎，张邦昌，二郎山，大灰狼！”这是我在育才的外号大全，是甘露林写的唯一的一首诗，现在念诗的人一定是育才的。我差点儿被他搂得背过气去，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年不见的老同学——延岭。

这会儿新老同学很容易分清：我们都穿便服，他们都穿校服。我俩边走边聊，延岭像导游一样，给我介绍“一〇一”中的校园风光。迎面走过来几个老同学和延岭打招呼，他们问：“耿军的弟弟吧？”

“不是，人家姓张……”

“延岭，你弄错了吧，他绝对姓耿。”

“这还能弄错，我和他小学同学六年。他一直姓张。”

“这就怪了……”他们将信将疑地和我们擦肩而过，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嘴里咕哝着说：“……居然姓张。”

延岭说：“这些人有病。”我说：“刚才已经有人认错了。”

话音未落又有人在喊：“这是小耿军吧？”

我和延岭都懒得回答了，笑了笑，接着走。延岭转头仔细地看看我说：“还真是有点像。”

“废话！像我的人多了。”

延岭把我送到宿舍，让我慢慢收拾好，然后去报到。他又忙着去迎新生了。

我三下五除二把东西收拾完毕，拿着手续三步并作两步地转眼跑到了校务办公室门口。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突然伸手拉住我：“同学，你认识我吗？”

“老师，对不起，我不认识您。”

“没关系，你是新来的。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姓王。”我一听是主任就十分紧张，想抽出手来，可她没撒开手，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些人。”

她拉我走了几步，打开一扇门，把我轻轻地推进去，里边坐着十几个老师。好家伙，这是教员办公室吧？我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

“你们看看谁来了？”

“耿军的弟弟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顾不上解释，赶紧挣脱，转身跑了出去，身后留下一片笑声。

回到宿舍，见延岭也回来休息了，他叫我一块儿去游泳。

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有游泳池的只有三十一中和北京一〇一中学。大概因为刚刚开学，更衣室里没几个人，游泳池里也就十几个人。我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里狂游了几个来回，爬到池边躺下，闭着眼睛静静地晒太阳。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在问延岭：

“他是耿军的弟弟吗？”

“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那人真会说话。

游完泳，延岭带我去小卖部买基本文具。一路上我俩贫嘴滑舌，进了小卖部，一边挑选还一边继续贫。那位老售货员笑着说：

“你哥哥刚走，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啦。”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看走眼了——我姓张。”

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我。“小伙子，听着！”那老头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中你有没有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

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我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走到外面，我对延岭说：“真的，我是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你这礼拜天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他们兴奋地开始研究侦察计划，我却不抱多大希望。一来，我们家十八年来费尽心思，托了无数关系，查了多少线索，我的哥哥依然杳无音讯；二来，战争中失散的孩子，下落不明的太多了。

过去我们家叫我“小郎郎”，经常议论的是 “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人们慢慢不再这样说了，何苦呢，不提也罢。

延岭他们一片热心，我却淡然处之。即便开学后更多的人说我像耿军，甚至干脆叫我“小耿军”，我还是淡然处之。当了小耿军之后，有不少好处，原来这个耿军是“一〇一”中的旗手。“一〇一”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翻版，于是他是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学校里我受到了多种优待，我去借书，我去踢球，我去买东西……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路绿灯，一片热情。我都快被惯坏了。

我进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起用为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我去试试报考学校话剧团，结果被录取为“演员”，还当选为副团长。一个人运气来了，你挡也挡不住。那段黄金日子，我天天处于亢奋状态。

一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在宿舍唱歌。当时“一〇一”中规定，每个班的宿舍里要住几个低三年的学生，高年级的孩子帮学校带那些小孩子。其实我们在育才的时候就有这个传统，那时这些孩子算我们的“小根儿”。

我教他们唱育才的“流行歌曲”，例如意大利的《好朋友》，俄罗斯的《萨特阔》《白灵花》，还有《西班牙骑士》等等。这些歌在“一〇一”中并不流行，算是新歌，结果同班的几个同学也参加进来，一块儿向我学。正唱得来劲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都钻进蚊帐里，躺下接着吼。

耿军高中毕业的照片

延岭摸着黑跑到我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是耿军。”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在黑暗中，一个青年的形像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一下被震愣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近来我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我想我们只是长得像，找哥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可能。别瞎耽误工夫了。看了这张照片后，直觉：他准是我们家人。

周末我回到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妈妈了解哥哥的事情。一贯粗心大意的我，现在却特别小心——不能拿“八字没一撇”的事，伤了妈妈的心。妈妈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跑过去和她七聊八扯，假装帮她解闷。一会儿说“一〇一”中的老师和同学和北京四中的怎么不一样，一会儿又说“一〇一”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故事。

然后话锋一转，我说：“现在我大了，想帮家里做点什么。对了，我记得姐姐过去常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走遍全国把大郎郎找回来。’过去在北京，我从来没有打听到有关大郎郎的任何消息，现在“一〇一” 中的同学哪儿的都有，我可以慢慢查访，您得把事情的所有线索告诉我。”

妈妈一开始不愿意接我的话茬儿，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慢慢地讲出了以下的故事：

1940年的一个冬夜，哥哥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其实所谓的中央医院不过是一排窑洞。他出生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号，妈妈半夜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地喊叫护士，护士没来，却叫进来一只大狗似的动物。

“狼！”我妈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那只狼站在门口和妈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

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头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窜了出去，妈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人们跑来议论纷纷：那到底是狼还是野狗？是冲大人还是冲孩子来的……

因此，这孩子——我的哥哥就此起名叫郎郎了。

30年代末延安。左起姐姐陈乔乔、父亲张仃、母亲陈布文、萧军

那时我父母带着姐姐乔乔和哥哥，住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那些师生们都觉得哥哥很可爱，又白又胖，适逢延安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俄国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里面有句台词是笑话一个胖子，说：“吧啦咂，吧啦咂，煎鸡蛋。”于是，这就成了哥哥的外号，简称“煎鸡蛋”。姐姐乔乔又黑又瘦，还是个大奔儿头。

作家萧军和爸爸是老乡，在爸爸画的鲁迅先生画像前，他和我家人合照了一张照片。萧军的太太看到这张照片时，说：“活脱脱一群叫花子。”因为那时我爸爸留的是长发，四面乱竖，在延安他算是四大怪之一。

后来周恩来在重庆，不知为什么把我爸爸调到重庆去了。这样爸爸又和上海的老朋友在一起了，他又穿起了白色的西装，看那时候他的照片，真够帅的了，他俨然又成了浪迹洋场的玩主。我妈妈则带着两个孩子，接着在延安喝着小米粥，接着当“叫花子”。

1941年夏季耿军在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延安马上进入枕戈待旦的状态，上级准备撤离延安。当时规定：撤退时一人最多带一个孩子，否则无法行军。带着年幼的孩子，最担心的是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孩子小不懂事，一出声响、一哭就全暴露了。曾经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惨痛教训，过封锁线时，捂着孩子的嘴，等过去一看，孩子已经被捂死了。所以，多余的孩子只好送到老乡家或者交给组织。

我妈妈先想把姐姐送给别人，可是姐姐大了，又机灵得很，没人肯收留。哥哥倒是很抢手，但收留的条件是，把孩子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今后不准找后账。妈妈有什么办法？战火将起，爸爸又杳无音讯。妈妈一咬牙，把当时一岁的儿子交给了组织。

1941年延安。左起力群夫人刘萍杜抱着儿子郝明，母亲陈布文抱着哥哥耿军（大郎郎），前面是姐姐陈乔乔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决定左翼文化人士撤离重庆都去香港，例如剧作家阳翰笙、夏衍、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还包括我爸爸。但是爸爸坚持要回延安，老婆孩子都在那儿。

周恩来无法安排这么多人，他决定交给我爸爸一笔钱和几封国民党的证明文件，要爸爸自己设法带着艾青、罗峰等一批想去延安的文化人回延安。

于是，他们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及其副官、随从、秘书、警卫员等，人人都有角色。到底是一群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化装、表演都可以乱真。终于千难万险，他们从重庆穿过几道封锁线，行程以千里计，途中和国民党官员、警察、军队多次打交道，居然没有露出破绽，最后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他们一到了延安，我爸爸立刻扑到黄土地上，拥抱大地、亲吻泥土。爸爸那时实在有点疯。回到家里，爸爸才知道大郎郎已经送人了，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那咱们知道的只有这些情况吗？”我问道。妈妈想了想说：“后来还听说过一次关于大郎郎的消息。”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到民众中去采风。丁玲下乡后回到延安，兴奋地跑来我家说：“我在山西兴县看见你家郎郎了。”

丁玲说：“我们路过一个村口，看见有个小男孩在一个大磨盘旁边的地上画画。我一看，这不是郎郎吗？我走过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说：‘我叫毛毛。’我问：‘你在干吗呢？’他说：‘我在画画。’于是，我就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张纸和一支铅笔交给他，我说：‘你喜欢画画我就把这些送给你。’他道谢后，说：‘八路军阿姨你是从延安来的吧？’我说：‘是啊。’他说为了谢谢我，他要给我画一张像。然后他一本正经地给我画了这张画像。”说着丁玲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画，上面画着一名八路军女战士。丁玲说：“我和他道别时，他说：‘等一等，我还没给你的皮带扎眼呢。’说着他在画中的皮带上认真地点上了这些黑点。”

丁玲接着说：“这时候一位脖子有些残疾的妇女冲出来，她抱起孩子就跑了。我向邻居打听，他们说：这家是军属，男的是陕北红军军官，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她姓李，她不会生养，孩子是挂喂的。”

我妈妈对我说：“还听说那家人姓耿，但没说叫什么名字，我也问了那家女人的名字，可惜已经记不准了。”

听到妈妈的这句话，我差点儿没蹦起来，可是我控制住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我不能虚报军情，让妈妈空欢喜一场。

回到学校，我立刻找到延岭，说：“我回家问了，有如下这些线索：第一，我哥送的那家正好姓耿。第二，他们家曾经住在山西兴县。第三，他妈妈脖子有残疾，不能生养，只有一个儿子。第四，他长的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只打听到这些了。”

延岭说：“这些线索非常重要，我立刻去侦察。”

2018年9月，张郎郎和北京一〇一中帮他找哥哥的老同学延岭愉快见面

不到一个小时，延岭没精打采地回来了，不好意思地说：“郎郎，别难过。耿军不是你哥哥，我问了他们班的同学。第一，他们看了他的全家福，他妈妈脖子没毛病。第二，他还有个妹妹。第三，他和他爸长得还特像。别灰心，咱们再接再厉，继续侦察。”虽然我早有精神准备，可这会儿心里还是有些空空荡荡的。

一天下课了，我往宿舍走。前面路边一群人站着在那儿聊天，有个老同学叫我：“郎郎，你过来一下。”我走过去才注意到中间站着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人。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来，说：“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像，我看也不大像，咱们交个朋友吧。”我和他握手时，夕阳从侧面给他镀上一条金边。我也觉得我们不大像，可是在某个角度他和我姐姐真像。

星期六午饭时间正好轮到我广播，我刚刚播完，跑来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交给我一个纸条，转身就跑了。我连忙打开纸条看，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

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耿军

我三扒两扒就吞完了午饭，呼哧带喘地跑到小树林里，果然他在那里等我。我们慢慢地沿着小河开始散步，半晌他才开口：

“听说，你有个在战争中失散的哥哥，把这故事说一说。”

我立刻就激动地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最后我问：“你说这有可能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他说话滴水不漏，比我们成熟得多。他接着说：“的确，人们都说我和父亲长得很像，没人怀疑过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且，我们一家四口人亲密无间，从来没红过脸。父母和妹妹都全心全意地爱我，我也为全家争气。你说我能不是这家的人吗？ ”

“那你刚才怎么还说有可能呢？”

“在血缘上我可能是你哥哥。”一股热血从我丹田直冲天灵盖。

80年代兄弟合影。左起张沛沛、张郎郎、张寥寥、耿军

可是他继续平静地说：

“其实，我在兴县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延安。小时候，有回我淘气妈妈要打我，我急了就喊：‘我去延安找妈妈！’妈妈一听到这话，就一把抱着我哭了。她问我：‘谁跟你瞎说的。’以后我就不敢再说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觉，妈妈和邻居在院里纳鞋底。邻居问：‘你不是不能生养吗，怎么有了个胖小子？’妈妈说：‘是挂喂的。’那意思是：我是领养的。前年，曾在延安与我父母共过事的一位叔叔来北京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上有天，下有地，孩子，你如实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和亲生的父母一样不一样？’我告诉他：‘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比别人家的父母更好。’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不能忘记你的父母。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

耿军说到这儿，停了停，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平静自己的心潮。

“可是你的同学说，你妈妈没有残疾，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现在照相可以选择角度，我妈妈是有残疾。再说，我妹妹也是从叔叔那边过继来的。唉，你父亲在哪儿工作？”

“我爸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兼院长。”

“啊呀，真有意思，我刚带着全体美术组组员参观了中央工艺美院。要不是服从组织，报考‘留苏’，我肯定要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耿军接着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仃。”

“啊！我早就知道画家张仃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我很喜欢他的漫画，给墙报临摹过不止一幅呢。”

90年代，左起后排张沛沛、张寥寥、张郎郎、张大伟；前排耿军、父亲张仃、陈乔乔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一直在小树林里踱步，不知疲倦地走了一下午。

“看来，我真有可能是你的哥哥。这当然很好，你要知道，我妈妈是个农村妇女。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我身上，如果知道我找到了你们，她的精神会立刻崩溃。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把我抚养大，我绝不能让两位善良的老人伤心！所以，咱们约定，这件事在学校里不再提起。现在我们家在太原，咱们学校有不少山西来的同学，免不了消息会传回去。”

“我不和任何人说，你放心。”

“好，咱们一言为定。”

晚饭后，我们和他的几个“小根儿”坐在大操场旁边，望着万里星空。他们拿来乐器，随意地轻轻弹奏，我半卧在草地上，心旷神怡。

哥哥轻轻地举起带弱音器的小号，吹出悠扬的俄罗斯旋律。这乐曲和这月色，那沉睡的大地，天边那树丛的剪影，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互道晚安时，耿军说： “明天早上咱们一起回家。” 那夜我无法入眠。

2017年厦门。左起张大伟、张郎郎、耿军、抱着儿子的耿乐

星期天一大早，我们俩坐上公共汽车时才六点半。这时候我们不像兄弟也得像。当时他十九岁我十六岁，个子差不多一样高，都剃了平头，都穿着“一〇一”的校服。要不是他那么稳重、成熟，猛的一看我们俩，就像一对双胞胎。

到了我家门口，我们俩都有些紧张。

我刚要敲门，哥哥说：“你等一等。”

他指着门框上面有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张耿孚”三个字，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可能是以前住户的名字吧。”

哥哥说：“这简直神了。你看，‘孚’字，是一个‘爪’字下面一个‘子’字。张耿孚就是张家和耿家抓儿子。”我愕然了。

妈妈开门看见我们很奇怪，平时我回家之前总会先打个电话的。妈妈小声说：“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吃早饭吧？你们先到厨房里坐。”

我说：“这是我们的同学。”妈妈点点头。她可能更奇怪了，我很少带同学回家，也没这么早回家过。

妈妈帮我们做早饭，我们俩坐在那儿接着聊。她听我们老说：“我们班谁谁怎么样”等等，就问：“你们俩还不是一个班的？”我说：“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留苏预备部学习。”

妈妈问：“大礼拜天你不让人家回家，还往这儿带？”

“他们家住在太原，他叫耿军。”我说。

妈妈一边做饭一边问：“我们有个姓耿的朋友，也在山西住过，不过他是陕北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哥哥说：“姓耿的本来就少，又是陕北人，认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妈妈说：“男主人的名字我忘了，他爱人的名字好像是叫李玉华吧，她的脖子有点儿毛病，你见过这家人吗？”

耿军说：“我见过。”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我妈妈已经问过无数次了，这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说“我见过”。妈妈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定在了那里，她回过头来第一次认真地看了耿军一眼，然后转身上了阳台望着远方。

哥哥碰了碰我，小声说：“你去看看。”

我慢慢走到妈妈身旁，见她眼中似有泪光。妈妈问我：“你不会弄错吧？”

我说：“我们已经仔细地谈过、核对过，他就是咱家的大郎郎。”

妈妈说：“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叫爸爸。”

妈妈推醒了爸爸，说：“快起来，快起来，家里出大事了 。”

“郎郎又病了？”

妈妈说：“不是，是好事。”

我们俩坐在客厅里，爸爸进门时还在嘟囔：“大清早的什么事啊？”

当他撩起蓝印花布门帘的那一刹那，他看见我俩并排地坐在那里时，立刻把手一扬，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 顿时，他的眼圈就红了，爸爸沉了沉，说：“你们讲讲吧。”

我们俩一唱一和，把我们相认的故事细细地道来。爸爸对哥哥说：“你住在兴县时，我们的朋友去看过你，你知道吗？”没想到哥哥那时才四五岁，但当年的情景却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他说：“记得有一天，我在我家附近的磨盘边玩时，发现一名八路军女战士突然沿着大路直冲我走来，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她走到我的面前停住了，很亲切地弯下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小毛。’她说：‘你姓什么呀？’‘我姓耿。’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她有事要走了。她说：‘我很喜欢你。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你要什么？’我说：‘我要一支铅笔和一些白纸。’那个八路军女战士有些疑惑不解，她从挎包里一边拿一边问我，说：‘你要铅笔和纸干什么？’我说：‘画画。’她瞪大了眼睛，说：‘你也喜欢画画吗？那你画一张送给我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就用磨盘下面的平石板当桌子，画了一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她高兴地把画装进她的挎包刚要走，我忙说那张画有个地方要改改。我一边改一边对她说：‘你看，我忘了给军装的皮带扎眼了。’ ”

爸爸说：“丁玲回到延安后，她把那张画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了补画皮带眼的故事，可惜后来行军中这张画不知丢到哪里了。”

妈妈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远在云南的姐姐乔乔。姐姐收到妈妈的信时，正是单位开会休息的时候。姐姐打开信，“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擦眼泪看信，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姐姐给妈妈写了回信，她写的第一句话是：“郎郎给咱家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