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与公公同桌用餐，被视为学者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

用欧洲的观念来看，我们在大莲花池街的住处是非常不文明 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每天早晨，男用人挑来几桶 热气腾腾的洗脸水，一天要挑好几回。因为，滚滚沙尘一直吹进 房里来，不得不经常用热水毛巾擦掉身上的黄尘。此外，夏天天 气闷热时，只喝烧开过的热水，最初我也很不习惯，后来才明白 喝热水比喝凉水远为消暑。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西安也有许多公共澡堂，其中设有 单间盆汤和大池。单间经常被举家同来的客人包租。但人多，要 挨个儿洗。候浴的人便在休息室喝茶嗑瓜子消磨时光。本来，洗个澡花不了多少时间，可是许多人把澡堂当做与朋友会晤或长谈 生意经的场所，所以，半个小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王安娜、王炳南在 西安(1936年)

春节临近，澡堂生意奇佳，挤满了人。这并不只是为了除污 去垢。原来，按中国的习惯，在过年之前，欠债的人只要能避开 债主，还债的期限便可以延长，直到五月端午节，甚至六月为止。 为此，公共澡堂的大浴池，便成了避债的理想地方。要在光着身 子的许多人中间，找出存心避债的人，确实不容易。

妇女到澡堂，一定有丈夫或家人做伴，否则，可能就被误认为到澡堂拉客的妓女。

最初，对我来说，比没有浴室和自来水更为痛苦的，是没有 所谓“卫生设备”。连在德国农村常见的木板搭成的简便厕所也没有。人们都使用有木盖的黏土制马桶。这种最常见的用具，只要 放在房间的一角便可。所以，没有能力设厕所的家庭都用马桶。 连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马桶的用户也有好几十万。

在中国，马桶里的粪便是颇为值钱的。早上，清粪的人拉着 臭气熏天的粪车来收粪，然后把它卖给农家做肥料。女佣们在路 旁用刷帚刷洗空马桶的哗啷哗啷声，成了中国清晨生活的典型 旋律。

和中国所有的商贩一样，清粪夫为了让人们知道自己已经来 了，边走着边用一种独特的声音呼喊。最初，这种尖叫的声响常 常使我从清晨的酣睡中惊醒。我想，这种听了令人打冷战的凄惨 声音，大概是清粪这种卑微职业所使然吧。但是，炳南告诉我， 清粪是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初时，我被令人不快的马桶弄得烦躁不安。那时候，我还没 有在中国的农民中生活过，根本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后来，我 这个生活上的大问题，终于用特殊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公园。一位进步的市长在这个公园里盖了一个公共厕所。但是，市民并不像小说《古罗萧梅尔》里 的村民那样，把厕所当做一种进步的事物而兴奋异常。

在西安， 这个式样不错的小厕所被人们所漠视。人们就像完全忘记了它似 的，无论男厕或女厕，我一次也没有看到有人进出。于是，这个 有用的厕所也就成了我的专用品。我实在要好好谢谢那位进步的 市长哩!

在中国的西北部，大多数家庭是男女分开吃饭的。我丈夫的 家也是这样。中国的膳食，根据收入和家庭人口的多少而有所区 别。菜和肉盛在盘子里，放在圆形的饭桌中间，用筷子夹着吃。 最先吃的是家里的男人。吃到他们嘴里的，当然是最好的了。妇 女和孩子们吃到的已是残羹剩饭。

公公对我是例外，让我和男人同桌吃饭。最初，我感到不大好意思，但又不能违反公公的决定。他对我这样优待，并不是因 为我是一个外国妇女，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学者”,因而可以 享有只有男人才有的权利。

因为公公尊重知识和学习，他还给了我一个对我来说是很重 要的特权。他让我每天几个小时待在房里不受干扰，进行自学。 中国的房间没有锁，人们也没有敲门进房的习惯。中国的布鞋底 走起路来又没有声音，有人进房里来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公公给 我的特权，不管有事没事，总会有人要进我的房里来，那就不胜 其烦了。

学习中文书法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公公要家人们注意，不要 妨碍我。对这种照顾，我实在高兴得连公公也难以想象。其实， 我需要安静的环境，并不只是为了学习。

首先，我要安定一下情 绪，以应付生活的急剧变化。这一点，炳南是不能帮助我的。他 几乎整天都在外面，和老朋友们联系，和杨将军促膝长谈，有时 陪同杨将军去视察，忙个不停。

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桌上度过的。我在描红簿上反 复地认真练字——在一个个格子里，一个个字地写。通过反复练 习，从简单的点线构成的字开始，到写十画乃至十五画以上的复 杂的字，我学习中文书法共通的笔画顺序。如果不领会这种笔顺， 写出来的字就会大小参差不齐。

中国人认为，优美的书法比任何形式的画都要美。在书画店， 如果说要看最好的画，店员就会立即领你去看字画的挂轴。那些 字轴，白纸黑字，跃然纸上。现代的中国人已不用毛笔，多用自 来水笔和蘸水笔，而以自来水笔为主。我却还像小学生一样用毛 笔练字。用毛笔写的字可以看出笔顺是否正确，不用毛笔就不能 判断。书法上笔顺的重要，并不亚于构成文字的点线结构。

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认识几 千个字。掌握几门外国语固然十分难得，但是要成为有教养的人 圈子里的一分子，首先要会读、会写中国字。

我的妯娌玉英

我的中国话能够很快进步，完全是玉英帮助的结果。她很有 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当我用错一个字时，她马上帮我更正。

玉英在西安上过女校。当我听到她说学校就像天堂一样时， 感到非常惊讶。

她对我说：“我在学校里很自由。评定一个人，学校是以成绩 做唯一的标准。不像在家里，按辈分来定地位。在家里我是无能 为力的。”

这不只是玉英一个人的见解。许多中国妇女都对我说，离开学校之日，便是她们悲伤之时。因为她们要重新回到狭隘的家庭 小圈子里去，对“老太太”(即祖母)或父亲唯命是从。至于婚后 在婆家做儿媳，那就更难了。

大多数学校设有女生宿舍。有钱人家和那些希望女儿能接受 学校教育的进步家长，都让自己的女儿住校。这样，这些志同道 合的同龄女子，便和像神灵一样备受尊敬的教师们一道，共同生 活几年。

后来，当我自己也在中国执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为什么教 师会受到莫大的尊敬。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他还引导学生追 求新的理想，企求民族的独立和昌盛，从儒家的传统束缚下解放 出来。

妇女婚后也不停学，是很少见的。后来我才知道，炳南的大哥准备和玉英结婚时，玉英曾坚持婚后要继续上学。

大哥和玉英认识时，玉英才14岁。她是孤儿，从小住在陕西 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由有钱的亲戚抚养成人，并在当地的学校 里上学。

当时，大哥是陕西省军队的上尉，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 官就是他父亲的挚友杨将军。作为这个县城的驻防军指挥官，大 哥有权征用一户上等人家的房子做住所，那正好是玉英寄养的那 一家。

玉英的养父母发现，这个年轻军官对他们的养女的兴趣已 经超过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因而感到惊恐不安。但她的养父母没 有勇气拒绝大哥的求婚，因为在中国，掌握军队和武器的人是可 以无限制地行使权力的。至于文官，是不能查问、惩罚他的。

养父母劝告玉英不要违背驻防军指挥官的意愿，但玉英却执 意不从。家人责难她，如果只为她个人考虑，可能会招致全家的 不幸。

“我曾经考虑过自杀。”玉英含着眼泪对我说。

“当时我想，这样年纪轻轻的就离开心爱的学校，被家务和家 庭生活束缚，实在是非常痛苦的。结果，我还是屈服了。但我提 出一个条件，让我继续上学。”

“那时候，你知道大哥已经结婚了吗?”我问她。

“不，他什么也没说。我是婚后好久才知道的。”

对生性诚实的大哥来说，向玉英和她的养父母隐瞒已婚的事 实，一定是很不好受的。但因为大哥爱玉英，他怕如果以事实相 告，求婚就会被拒绝。

大哥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16岁时，就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结了婚。而他梦寐以求的妻子，却是能读能写，能与他一起为新的理想战斗和献身的妇女。

大哥和玉英结婚后，还是没有勇气把事实告诉她。他们两人住在这个驻防的小县城里，日子过得很是称心如意。尽管玉英最 初讨厌结婚，但对这个于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她终于从内心深 处爱上他了。

可是，大哥接到奉召还乡的命令后，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刻 便日益迫近。大哥带玉英回到故乡的老家，在那里，玉英和他的元配夫人相见了。

“最初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玉英坦白地对我说，“那个有 两个孩子的年轻妇女，竟是大哥的妻子。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是多么痛苦啊!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妾侍!

大哥的不诚实，使 我万念俱灰，很长时间不和他说话。可是，他发誓说，除了我， 不再和别人一起生活，决不使我受气，一定好好待我。”

“那么,大嫂对你的态度怎样呢?”我内心充满同情地问。 “她也绝不是那么好受吧?”

“她人倒亲切，也没有要我屈从于她。大哥告诉我，她也是旧 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他不能简单地把她逐出家门。”

大哥的元配夫人后来对我诉苦：“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父母就把我许配给大哥了。要是说我没文化，没教养，笨，那是真的，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丈夫有合意的女人，我还要 把妻子的位置让给她，谁能够体谅我是什么心情啊?”

她和玉英 一样，说话时眼泪盈眶。对她的话，我实在无法回答。玉英她们 的命运，在当时的中国，正是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写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青年们努力建立新的社会形态， 但是儒家的家庭制度抵制他们的攻击。因此，年轻男子反抗强迫 婚姻的方式仅限于和自己选择的第二个妻子结婚。只有极少数能 有勇气和家庭决裂，不顾社会习惯势力的反对，而与第一个妻子 离婚。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

家里人对我每天到外面稍作运动，感到很不理解。有时，我 散步时顺便买点儿东西回来。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无目的地 逛逛而已。

“你为什么不叫辆人力车呢?”玉英问我。“或者，你告诉佣人，让佣人去买不好吗?”

我在天气好时外出散步已经使家人惊讶，天气不好时仍然外 出散步，更使他们感到不可理解。

我想让他们明白，长时间坐在 书桌旁之后，活动活动对身体很有好处。但这只是徒劳——他们 总认为我喜欢散步是显示外国人的与众不同。

当时，西安市的人口约25万，住房几乎全都是平房，居民的 住处很分散，城内也有许多空旷的地方。西安市的布局和北京相 同，街道全都是南北、东西向的直街。主要街道是北大街、南大 街、东大街、西大街，它们的交叉点便是市中心。外地人到西安问 路时，西安的市民不说向左走，向右拐，而是像北京人一样，说成朝西走，往北拐。

天气好的时候，街道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休憩所和办事处。商 店和饭馆之类的店铺一早就开了门，收起夜间闭店时用的门板， 卷起铺盖，准备客人光临。这些店铺没有一定的营业时间，为了 招徕顾客，从早到晚都开着门。

每天，街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 那种拥挤程度是欧洲不能想象的。士兵、挑夫、人力车夫、苦 力……诸色人等，全都拥到街上来了。流动小贩用竹扁担挑着两 个大筐，或一头挑着一只小小的木炭炉，沿街叫卖，美味的油炸 食物在油锅里发出吱吱的声响。被顾客围着的修理小摊，当街摆着修理的物品。到处都是小孩，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街 头巷尾玩耍。清晨，还可以看到一些穿着花花绿绿的绸缎衣服、 浓妆艳抹而面无表情的妓女，在街上游来荡去。

到处都是噪声：说话声、叫卖声、小贩招揽生意的角笛鸣声 和其他叮叮当当的响声。年轻的小伙子一边摇着成串的大钥匙， 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一边喊道：“修配钥匙!”

理发师在专心 替人刮脸、剃胡子、掏耳、修鼻毛，甚至还有兼做拔牙的。理发 店前陈列着一些牙齿，说明拔技奇佳，以资招徕。

充满噪声的 街道上空，数不清的鸽子飞过，发出“嗡嗡”声，那是人们系 在鸽子尾部的小竹笛的响声。这已经成了中国北部有代表性的 风光之一。

在西安的街头，我见到不少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在中国 西北部占全体居民的半数，在某些省份甚至占一半以上。中国人 把伊斯兰教徒简称为“回”。他们的服装和其他中国人一样，不同 的只是头上戴着白色的小圆帽，妇女则多包上穆斯林的白纱巾。 伊斯兰教徒的脸像土耳其人，皮肤较其他种族的中国人为黑，杏 眼浓须，很容易识别。

古都西安，又称长安(意为长久平安),曾是中国这个大帝 国的首都。西安在唐代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各国的学者和艺术 家云集于此。

如今，那黄金时代的宫殿已了无踪影，只留下巨大的城墙。 像欧洲那样的纪念碑，中国古时候是没有的。重大的事件都刻记 在巨大的石碑上，流传后世，供人瞻仰。

我常到西安东面的碑林散步。碑林，石碑林立，绵延排列。 那数百个石碑，已成了历史文物。碑林中最有名的是景教的石碑。 这块黑色的石灰岩上的碑文，刻于公元789年，它记录了景教派基督徒在西安的活动。

石碑上不仅刻着字，还配图镶边。真可谓图文并茂，生动优美。

我还喜欢在文庙徜徉。文庙是纪念孔子的庙宇，高高的围墙 挡住街上的噪声，庭园里古柏参天，荫影蔽日，静穆无比。孔庙 不像其他佛寺，没有供设常见的神像和鬼怪。它那黄澄澄的屋脊， 和像意大利蓝天一样的晴空相辉映，显得轮廓分明，充满魅力， 令游客为之倾倒。

我还到过西安的一所大清真寺。它的外貌和中国的寺庙很相 像，大殿的房顶很高，屋柱粗大。院内占地很广，空旷处中国式 的石碑林立，纯是中国色彩。只有在朝向麦加的礼拜堂内的一 个小厅，才用阿拉伯文刻着《可兰经》的经文。因为那个小厅是 “女人止步”的，我也不得其门而入。

偶然，杨将军夫人谢葆贞约了我，乘小汽车去郊游。下午， 我们就在某个寺院的凉爽的大厅，或在优雅的园亭里，愉快地谈 天说地。这些园亭都有巧夺天工的长廊小桥相连，原来是宫廷的 所在。李太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都曾咏叹过这里的胜景。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连树影也看不见，蓦地现出绿洲一角， 便是临潼。临潼是大山脉脚下的一个小城。那里，在骊山的山坡 上，有孔子时代就有的硫磺温泉华清池，离宫的宫顶和殿堂在山 中清晰可见。

唐朝一个皇帝的妃子杨贵妃曾经在这里住过，她是 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美人。中国的史书，把唐朝的没落乃至灭亡 的原因，都归到杨贵妃的身上。当时，皇帝被叛军逐出皇都，在 逃亡的途中，部下要求皇帝把他宠幸的美人处死，皇帝不得不答应了。杨贵妃是在离宫的一座建筑物里自缢而死的。

杨贵妃的故事为中国人所熟知。它成了许多历史小说和戏曲 的题材。

这个曾被杨贵妃享用过的温泉，至今还遗留着，因为疗效甚 佳，吸引着众多游客。许多个盛暑的下午我们都是在这个温泉胜 地度过的。

几个月后，临潼这个小城便闻名全国。那是1936年12 月12日凌晨，蒋介石从西安到临潼的温泉疗养，在此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