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上，她哀求日军少尉：家里还有俩娃！731的回应太残忍

1940年东北28岁的张淑兰蜷缩在铁床上，浑身发抖，她刚生下孩子三天，怀里的小女娃正发出细弱的哭声。

门外刚传来皮靴声，她就连忙匍匐到门边，对着看守的日军少尉喊求你了，别杀她闺女，家里还有俩娃要养，替她们死还不行吗？

日本人坏到极致，冷笑着回应马鲁太173号，你们还有实验，门“哐当”一声关上，铁床被推进了手术室，这只是731部队里的冰山一角，也藏着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真相。

1933年，日本陆军在中苏边境的背荫河镇建了个“加茂部队”，挂着“防疫研究室”的牌子，石井四郎带着30个“学者”，开始拿活人做细菌实验。

两年后他们搬到平房镇，盖起全封闭的灰色建筑群，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际是座“人体实验室”。

这里的人不叫“人”，叫“马鲁太”，就是日语里“木头”的意思，他们被剥夺姓名、年龄、籍贯，只留一串数字编号，每天从牢房推进玻璃房，像流水线上的原料，经过注射、解剖、焚烧，最后被丢进松花江。

张淑兰就是其中一员，她本是黑龙江的一名农妇，1940年被日军以“通匪”罪名抓来，和其他“马鲁太”不同，她肚子里还揣着第三个孩子。

直到分娩那天，她还在牢房里求看守：“我保证不跑，就让我把娃生下来，行不？”看守扔给她半块黑面包：“生了就送实验病房，不生……”后半句没说，但牢里的人都懂，不生孩子的“马鲁太”，活不过三天。

她生了，是个女娃。可刚出月子，就被押进了玻璃房，而那些玻璃房里的“实验流程”，比屠宰场还精准。

张淑兰被绑在铁床上，头顶是固定的探照灯，三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围过来，其中一个举着针管：“今天做炭疽实验。”针头扎进她胳膊的瞬间，她疼得喊出声，怀里的女娃被扔在旁边的金属托盘里，哇地哭起来。

“吵死了。”一个“医生”抓起女娃，塞进另一个玻璃舱。“这娃做毒气实验。”他转身对张淑兰说，“你配合点，母体反应和胎儿反应都要记录。”

接下来的三小时，张淑兰经历了人生最绝望的折磨，炭疽杆菌顺着血管蔓延，她的手臂肿得像发面馒头；毒气从管道灌进玻璃舱，女娃的哭声渐渐弱了，最后没了声息。

“实验结束。”主刀“医生”在记录本上画了个勾，“母体器官病变程度：肺、肝、肾均有坏死，胎儿器官，肺部纤维化，肠道出血。”他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处理时间到了。”

两个看守走进来，一个架起张淑兰的胳膊，一个拎起装女娃的托盘。“求你们……”她用最后一丝力气挣扎，“我家里还有俩娃，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们等我回家……”

看守没说话，把她推进了焚尸炉，女娃的尸体被扔进另一个铁桶，浇上汽油，而这样没有人性、惨绝人寰的“实验”，731部队干了五年。

根据苏联红军1945年8月缴获的日军档案，1940至1945年间，至少3000名“马鲁太”被送进平房，他们里有农民、工人、学生，甚至孕妇、婴儿，每天处理三人，雷打不动。

“马鲁太”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死在实验台上，要么被“处理”后焚烧。焚尸炉每天要烧三具尸体，锅炉工老周后来回忆：“炉子里总飘着焦糊味，有时候还能看见没烧干净的骨头渣子，顺着烟囱掉下来，落进松花江。”

更讽刺的是，这些暴行都被“科学”包装，石井四郎要求“医生”们详细记录：“注射剂量、感染时间、器官病变程度”，连“实验体哭泣时长”“挣扎频率”都要写清楚，这些档案后来被美军带走，成了研究细菌战的“珍贵资料”。

1945年8月，日军要撤了，石井四郎下了死命令，要销毁所有证据，平房里的炸药被引爆，实验大楼变成废墟，焚尸炉被砸烂，锅炉里残留的骨渣被埋进土里，剩下的“马鲁太”被集中在一间大牢房，每人注射10毫升氯化钾，“静脉注射，当场死亡，不留痕迹。”

张淑兰和女娃没能等到这一天，她们的尸体早被烧成了灰，顺着松花江漂向下游，只有那份冰冷的实验记录，还躺在日军档案库里，上面写着，马鲁太173号及174号，实验项目，炭疽感染、毒气试验，处理结果：销毁。

战后，731的秘密被慢慢揭开，1949年12月，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开庭审判731骨干，石井四郎早带着实验数据投靠了美国，用“细菌战资料”换了豁免权。

北野政次等12名战犯被送上法庭，可苏联当时已废除死刑，他们最多被判25年，1956年日苏建交，这些人全被释放回国。

更荒诞的是，这些“学者”回到日本后，摇身一变成了大学教授，原731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在东京大学医学院当上了系主任，原特别实验班班长柄泽十三夫，成了庆应大学免疫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们的履历上写着“医学专家”，却没人再提“马鲁太”三个字。

直到1980年代，日本医师会才首次公开回应：“曾发生极端事件。”但具体责任人是谁？没人知道。

现在再看那张实验记录，“母体器官病变程度”“胎儿器官纤维化”的字迹依然清晰，可当年那个跪在地上喊“家里还有俩娃”的女人，那个刚出生三天就没了的女娃，连名字都没留下。

3000名受害者、5吨炸药、12名战犯，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像张淑兰这样的母亲，是她们没喊完的“求你们”，是她们家里等不到妈妈的孩子。

731的罪行，不是“过去的事”，它更是日本人最黑暗的一面，“科学”被他们用来践踏生命，我们必须铭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