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17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航行志中，记录的已不止艰险的航程，还有一众关于市场、商品和利润的数据。在东印度公司眼中，世界是一本记录可榨取资源的账簿。异域风土和人种都被物化，可用会计与交易的语言来统摄，文化差异也都被转化成贸易上可识别的符号。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被称为“商业凝视”。
芒特马蒂大学的年轻学者布兰登·泰勒近日挖掘了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文献，呈现其中的贸易话语如何演变进阶，最终异化为英国殖民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批下东印度公司特许状。与同时代的重要竞争对手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相比，虽然共享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基础法理结构，后者以宗教道德包装其使命，即强调这一事业的基督教属性，将原住民皈依列为首要目标，还会犹疑“牟利是否道德”。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则压根没有此类条款——他们并未将东印度群岛居民视为需要改造的“无主地（terra nullius）”占有者，而是看作可交易谋利的商人群体。
自诞生之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企业话语就有更明确的全球定位，核心目标就是逐利。最早的东印度公司航行志已开始以经济视角描摹世界。匿名著作《东印度航程实录详述》记录了1601年2月詹姆斯·兰开斯特爵士率领的首航。这部1603年出版的编年体文献详述了首航经历的种种险境：反复遭遇的风暴、致命事故、夺走水手性命的疫病。这位航海者持续关注各地居民与文化形态，同时巨细靡遗地记载船货清单。
例如，在简单描述“松巴哇人”之后，马上转向了对岛屿经济价值的评估：此处出产“适合作主桅杆”的优质木材。当航海者面见苏门答腊国王时，盛宴上闪光的金器、贵逾黄金的钟铜、来自中国的瓷器都被悉数记录。即便有对文化习俗的长篇探讨，最终也还是落到商品价值上。
这些话语里夹杂着民族志的好奇和商业上的评估，恰恰印证了早期东印度公司的记述者还在摸索认知异域之道。到1612年，这种摇摆消失了。当年刊行的科弗特报告展现出更缜密的商业逻辑。
罗伯特·科弗特的《真实奇闻录》是早期东印度公司的核心文献，其中详细记录了船员沿途买卖、交换及损毁物品的清单，也如实反映了公司对东印度群岛族群及国际贸易复杂性的极度陌生。其典型记述如：探访“班尼亚人大城拿德巴利，彼处市集广阔，铜器琳琅”，随即罗列货品。当地风土民情已不再吸引记述者，他只是想到“布匹在此必为畅销商品……金银矿藏丰饶，与这些善贾者交易甚佳”。
“商业凝视”以贸易逻辑重构认知新环境与新社群的框架。它依据价值攫取原则，对感官体验进行重组——苍翠的原始森林不再是一种生态奇观，而是有待开发的木材储备库。这种转变预示了日后东印度公司运作的逻辑雏形，商业认知也慢慢被调适为一种控制工具，可以说，贸易修辞塑造了英国海外殖民活动的基础。
如此观察与记录世界的方式反映了当时新兴的世界观：以价值规律支配认知，以贸易框架诠释文化差异。无怪乎再过一百年，就有了笛福（1660—1731）——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先锋。伊格尔顿在《英国小说》中说到笛福撰有一篇题为《贸易的神圣性》的文章：
笛福将自然本身也视为一种资本家，它有着深不可测的资产阶级智慧，造出让物体漂浮的水面，让我们能够建造用来贸易的船只；悬挂星星，为商人导航；开辟河流，可以直接通往其他国家那些可供掠夺的资源；让动物顺从，以便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工具或原材料；深思熟虑地修改出崎岖的海岸线，可用来建造避风的港口；而各种原材料则以极佳的便利分发在全球范围内，让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卖，有一些东西需要买。
此时，以商业眼光打量世界，已经进入文学，成了英国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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