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齐白石高足李立，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齐白石赠李立作品《双虾》(上题“立也用意”四字)

李立作品

【李立简介】

李立(1925.3—2014.12)，湖南湘潭县小花石(今属株洲)人，原名心挚，因自幼爱石成痴，自号石庵，在求学期间，因欲求自立，遂更名李立，号立翁。毕业于华中美术学校，后入杭州国立艺专深造，师从齐白石、潘天寿等先生。其书、印师法齐白石，为当今齐派重要传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曾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世界文化名流刻印。由于不画印稿，以刀代笔，刻削如泥，顷刻而成，故有“神刀”之美誉。

在长沙，金石书画家李立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一颗普普通通、方寸大小的石头，只要到了他的手中，自会另有一番造化。他稍加运神，不用起稿，直接以刀当笔，刻削如泥，不多一会，这颗石头就会变成一枚刚劲有力、古朴雄奇的篆刻艺术品……到了晚年，他的篆刻技艺更是炉火纯青，每刻一印，其价值甚至超过了同等重量的黄金，真可谓“刻石成金”。

多少年来，很多有钱、懂艺术、喜收藏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一颗印章为快事!

李立从小天资聪慧。十来岁时，如鬼使神差一般，他突然对字画上盖的不同款式和大小的朱红色印章感起兴趣来。有一天甚至将外祖父珍藏的明清字画上的印章一一剪下，贴在一个小本上，供自己时时揣摩欣赏。这一举动，差点把他的外祖母气疯。从那时起，他就与印章结下深缘，经常到湘江边上将可以刻印的石头捡回家里，还找铁匠打了几把雕刀，一有空就在石头上刻刻划划，在油灯下一练就到深夜，有时一颗印章要反复刻上十数遍，手指磨破都是常事。正是这种“童子功”，为他一生的治印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开始，他最崇拜的大师就是齐白石，齐白石篆刻的布局与刀法常常令他痴迷。17岁那年，他斗胆将自己刻得较为满意的印章用宣纸拓成一本印册，托与白石老人有交谊的亲戚辗转多日送到北京白石老人家中。白石老人看过后，欣喜不已，对家乡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同乡大加赞赏，破例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高度评价称李立的刀法“足与余乱真”。

从此，李立拜白石老人为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李立时常将自己的作品寄给白石老人求教，白石老人也每每对李立给予点拨，还经常在寄来的作品上题字或补笔。我曾亲眼见过白石老人在李立画的雄鸡的条幅上题款：“立也之画笔，已大成矣，不用捞鱼雁。”

一次，白石老人寄赠李立一幅斗方，画上题有“立也用意”四字。几十年来，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画室的最显眼处，似乎借此与恩师天天相伴，聆听教诲。

说到李立作为白石的高足，很长时期业内对此颇有争议，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同志一锤定音，才算有了定论。这里有个颇为传奇的故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书法上颇有造诣，每日办完公务，临睡前一定要练上一阵书法。他恰好来到湖南考察调研多日，临回京前生出雅兴，向省委接待处提出想请几位长沙有名的书画篆刻家来下榻的蓉园宾馆切磋技艺。李立也在受邀之列。见面之前，李立做了充分准备，连夜编排了一本关于自己的资料图册，有他多年来研习继承齐派风格的印章和书画作品，特别是将齐白石当年写给他的书信原件及与白石老人的合影附上。图册装帧非常精美，令人爱不释手。

那天，他几乎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蓉园，第一个受到方毅副总理的接见。方毅仔细地欣赏了李立带来的资料图册，等到其他几位书画家进门时，看到的正是方毅与李立坐在沙发上交谈甚欢的场面。

那次笔会上，每位书画家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发挥极佳，受到方毅的赞许。但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李立不用起稿、单刀直入、信手拈来的高超刻印技术。

方毅回到北京，向胡耀邦汇报完工作后，饶有兴趣地说起在长沙与几位书画篆刻家相聚一事，特别提到见到了齐白石的一位名叫李立的高足，说他的图章刻得很好。耀邦同志随即不经意地笑着说了一句：“哪回请他也给我刻一颗吧。”

李立在接到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遂向省委提出要亲自去石料产地福建选购石材。从福建回长沙后，他极为精心地刻了一套印章，并专门配制了一只精美的锦盒，由省委办公厅派员送到北京。

不久，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来华访问，期间胡耀邦总书记设家宴款待。饭后茶余，中曾根康弘请胡耀邦为两人在日本书写的条幅加盖印章。胡耀邦指着桌上的一盒印章对中曾根说：“为了给这些条幅盖章，我特地请了中国著名画家和篆刻家齐白石的高足李立为我刻了这些印章。”

结果这短短的一句话，第二天便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李立于是就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中学美术老师，一跃成为湖湘大地一颗耀眼的艺术明星。从此，长沙西园北里50号这座不起眼的普通院落，从早到晚来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机关领导、企业老总、境外旅游者以及收藏家爱好者，不喧腾到午夜不得安宁。我猜白石老人的在天之灵，都会感叹他在北京跨车胡同15号的寓所，也未曾出现过这样的盛况吧!

消息传开，当时齐白石在北京的众多弟子们却都大为震惊，不要说从没见过李立的面，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从没听说过。但这事说来也情有可原。齐老晚年多病，弟子们都不忍打扰他老人家，特别是最后的那段岁月，登门者更少。李立多年间与齐白石的书信往来鲜为人知。而1957年夏天，李立在病重的白石老人家住了一个多月，此事更是无人知晓(当时我也在北京，李立多次带我一起去跨车胡同15号看望白石老人)。

那段日子，白石老人几乎把“家当”和盘托出，让李立大饱眼福，又特意精选了一批印章的拓片，让李立珍藏。

就在李立第二天即将返回长沙时，齐老的四子齐良迟将他已站立不稳的老父亲扶到画案旁，要老爷子为李立画点什么留作纪念，那天白石老人精神尚可，他想画一幅葫芦，就用斗笔调了藤黄，画了第一笔，是一个反向的“3”字，代表葫芦的一边。哪晓得齐老想再画第二笔时，突然头晕得厉害，手也抖动起来，家人连忙扶齐老上床躺下休息。宣纸上画下的那一笔，遂成这位当代艺术大师的绝笔。

李立回到长沙，将他在北京与恩师白石老人相聚的喜事，连同放大的一组照片，兴奋地与人分享。我也亲眼见过那幅周边盖满了白石老人图章的最后一笔。

没想到多年后，“文革”期间，李立家中凡与齐白石有关的照片、书信、字画，全被没收。待到“文革”结束，部分物品退还给李立时，他在北京与白石老人的那批合照，由于湖南天气潮湿，几年下来，底片都已霉烂，仅剩一张与白石老人一起进餐的照片还依稀可见。李立将这张照片拿到长沙最好的照相馆“凯旋门”，经多次放大修补，几近恢复原貌。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李立与白石老人师徒关系的最好佐证，也成了数十年里李立与来宾合影的最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