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不敢吃石榴

大多数人对石榴的印象，往往与和甜蜜相关，但对高秉涵来说，这颗水果却成了一生的遗憾。

人生几十载，那颗石榴成了他无法咽下的乡愁。

石榴一口 永别一生

1948年，高秉涵的母亲站在家门口，一手提着用布包着的行李。

那时的高秉涵只有十三岁，父亲在一场混乱中早早离世，母亲拖着瘦弱的身子独自把他养大。

高秉涵坐上卡车时，母亲站在车前，她将一个石榴递过来时，“娘刚换的，路上慢慢吃。”

他接过那颗石榴，竟有些欢喜，他低头拨开外皮，看见晶莹剔透的籽粒一颗挤着一颗，像珠子一样嵌在果瓤里，水分饱满得几乎能渗出来。

他刚咬下一口，舌尖泛起的甜味便盖住了耳边的一切，车轱辘的滚动声、同伴的呼喊声，甚至连母亲在一旁轻声唤他的“秉涵”都被他漏听了。

“你妈在喊你呢！”旁边的男孩提醒他。

他这才猛地回头，抬眼一望，却只看到母亲的身影被人潮推开，远远地站在原地，眼神焦急，嘴唇微张，但声音已被发动机的轰鸣淹没。

那一瞬，他忽然想站起来喊她一声，可车已经启动了，轮胎在地上卷起一层薄尘。

母亲渐渐变成一道模糊的影子，最后被一道拐角彻底吞没。

那颗石榴却还握在他手心，汁水顺着指缝滴落，落在他的膝盖上，烫得人心头发疼。

高秉涵当时并不知道，那一别竟是一生。

他还以为，等风头过了，等战争过去，他就能再回到母亲怀里，再吃一顿热腾腾的家常饭，再听母亲念叨他懒、他皮、他不懂事。

他从未想过，那个未说出口的“再见”，会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从那天起，他再没碰过石榴。

他不是不喜欢，而是不敢再触碰，那一口咬下的甘甜，竟成了他此生最苦涩的味道。

许多年后，高秉涵成了律师，生活稳定下来，也成了别人眼中值得敬重的“先生”。

可每到深夜，特别是那些年节将至、家人团聚的时刻，他总会回想起母亲那天的模样，那一身打着补丁的棉袄，那双冻得发红的手，那抹在尘土与人流中越退越远的身影。

“我娘送我上车，我光顾着吃石榴了……”他曾在一个采访中低声说，声音哽咽到几乎听不见。

他抬手抹了抹眼角，眼泪却没忍住滑了下来，“她喊我……我没听见。”

这是一个男人心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

他可以原谅那个少年年少无知，可以谅解那时的自己不懂告别意味着什么，但他永远无法原谅的是，自己竟然真的没回头看一眼母亲。

哪怕只是那一眼，也许就能牢牢记住她最后的模样，也许，就能再多点力量去熬过后来的孤苦日子。

从此之后，无论走到哪里，石榴对他而言，是一生都解不开的心结。

他不恨石榴，只是怕它。

若人生可以重来，他多想放下那颗石榴，抬头看一眼母亲，哪怕只是一秒。

风雨逃亡 一路煎熬

那一年，他年仅13岁，孤身一人。

高秉涵随军队南撤，那支队伍表面上是学生团，实则夹杂着大量退败的军人、流民、随军眷属。

每天都有人倒下，有人逃跑，也有人在夜里哭着喊娘。

南下的路上极其艰险，他们翻过山，趟过河，走在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小路上。

他吃过树皮、咽过草根，还因高烧一度神志不清。

那段时间连走路都靠拄着树枝，一跛一拐地追着队伍走。

没人能多照顾一个伤员，他咬紧牙关，每走一步，汗水都从额角滴落在地。

终于，在一次次转运之后，高秉涵跟随一批人抵达了台湾。

他没有亲人、没有熟人，岛上遍地是来自大陆的老兵和流亡者，生活并不好过。

他曾在街头流浪，靠着在垃圾桶捡食剩饭维生。

后来他被介绍进火车站做些擦地、提水、扛包的杂活。

换来的是每天几毛钱和一顿包子。

钱不多，但他终于不再饿着肚子，他把自己捡来的破衣服洗净、缝补，用那身“体面”的样子去参加学校面试。

他小心翼翼地从行囊中，翻出母亲给他留下的初中入学证明，那是他唯一一张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也正是凭着这张纸，他才得以进入台省的学校，开始了白天打工、晚上读书的艰难岁月。

他考上了大学，读的是法律。

很多人觉得他“翻了身”，可他心里清楚，他只是暂时不饿了。

这一路，从南京到台湾，他穿越战火、忍过病痛、熬过饥饿，靠着一份信念撑下来。

但那份信念，从来不是为了出人头地，他只是想有一天，能亲口告诉母亲一句：“娘，我回来了。”

魂牵梦绕 回家的路

岁月倏忽而过，一晃四十多年，高秉涵的鬓发早已斑白。

他在台湾成家立业，妻贤子孝，事业小有成就，却始终不曾感觉踏实。

漂泊久了，外表再体面，也掩不住骨子里的孤独。

回家的念头，如同藤蔓，越活越紧，越老越痛。

1987年，台湾当局首次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消息传来时，高秉涵正端着晚饭，筷子险些掉落。

他几乎是在原地呆坐了一夜。

开放不代表马上能走，这中间还需层层审批、身份核实、办证寄送、手续报批。

光是等待这些，他就熬了整整四年。

1991年春天，56岁的高秉涵终于得到了回乡的许可。

他提着行李走上机场那一刻，手都是抖的。

四十多年的等待，像一座山压在胸口，直到飞机起飞的刹那，他才真正觉得，自己的魂要回去了。

当他真正踏入菏泽老家，村里还记得他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在村道上一步步地走，走得极慢。

村中老人带他来到那片小山坡，那是母亲的葬身之地。

坟上杂草丛生，只有一块风化的石碑歪歪斜斜。

高秉涵跪倒在地，泪如泉涌。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娘”，却被哽咽卡住喉咙。

他俯身用手抚着那块碑石，像是抚摸母亲的衣袖。

“娘，我回来了。”

这句迟到了半生的问候，终于被他说出口。

可母亲早已听不见。

他来得太晚了，他烧了纸，磕了头，一直跪着......

也从那天起，他与故乡终于再无隔绝。

但他也明白，还有太多像他一样的台湾老兵，还困在海峡那头，无从归根。

在那之后，高秉涵开始了一件几乎没人愿意做、也没人能坚持做的事情，替台湾老兵归骨还乡。

1992年，第一具骨灰，是一是一位山东老乡托他转交的。

他听说高秉涵愿意带，便托人送来。

那是他第一次，也是他后来无数次回乡带骨的起点。

台湾的老兵，很多都年老体弱，临终前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但政策限制重重，手续繁琐，再加之亲属失联，想将一坛骨灰送回大陆，几乎是登天。

他成了大家眼里的“送魂人”。

有时家属不好意思，他就一坛坛地收在自己家中，最多时竟有十几个骨灰盒放在屋里。

后来，他干脆成立了“菏泽同乡互助会”。

每一个骨灰盒背后都是一段流亡者的苦难史，他一个人记着，也一个人承担。

他甚至为一位终身未娶的老同学，完成了一场冥婚。

那是他中学时的朋友，青年时与一位女同学定情，彼此承诺“非她不娶，非他不嫁”，却因时代骤变失散多年。

那男同学在台湾孤独终老，临终前唯一的愿望是“死后若能找到她，就给她送过去”。

高秉涵帮他找到了，令人唏嘘的是，那位女同学竟也终身未嫁。

他们的故事，没能有拥抱和亲吻，有的，只是两口灵柩的重逢。

他亲自为他们操办冥婚仪式，点香、焚纸、立碑，最后合葬。

几十年间，高秉涵亲手送回百余名台湾老兵的骨灰。

他没能为母亲尽孝，便替无数“别人家的儿子”完成未尽的愿望。

血脉未断

2016年7月4日，山东菏泽高孙庄，八十一岁的高秉涵撑着拐杖，走在通往父母坟前的那条老路上。

他身后跟着一长串人影，妻子、女儿，还有他这一生最挂念、却最令他忧心的几位小孙女。

多年往返两岸，为无数“别人家的儿子”送魂归乡，而如今，他终于带来了自己的子孙，站在祖坟前完成一场迟来的“认祖归宗”。

可事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击得他心灰意冷。

“祖国最长的河是哪条？”他曾在晚饭桌上随口问外孙女。

他本以为答案无需多想，长江、黄河，理应脱口而出。

却没想到，孙女们齐声答道：“淡水河。”

那一刻，高秉涵手里的筷子悬在半空，脸上的笑意凝固。

他本能地追问：“那长江和黄河呢？”孙女们却理直气壮：“那不是我们台湾的。”

一瞬间，他仿佛看见一条宽阔的文化断裂带，横亘在自己与孙辈之间，比那望不到尽头的海峡还要遥远。

“我不是中国人，我爷爷才是，我是台湾人。”十岁的外孙女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那话刺得他如坠冰窖。

他还试图反驳、引导，可孙女的一句话便堵住了他的口：“爷爷说得不对，书上写的才是对的。”

他努力了大半生想回归的“祖国”，在孙辈的认知里，已经被抹去。

那一年夏天，他决定带着一家人回大陆。

他亲自安排了故乡之行的每一个细节，从菏泽高孙庄的祖屋，到泰山脚下的家庙，从黄河岸边的渡口，到孔子的庙宇和碑林。

他希望让孩子们实地走一走，看看那片土地，看看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是从哪里来。

可孩子们却显得兴致缺缺，她们对黄河的滔滔不以为意，孔林、孔庙泰山脚下的古碑石，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几块“大石头”。

她们更关心的是旅店有没有Wi-Fi，午饭能不能吃披萨。

孩子们，嘴里不停嘟囔着“太热”“太无聊”。

他很痛，他用一辈子去追寻的“认祖归宗”，在孩子们眼中竟是“观光项目”。

他本以为血脉是最牢固的纽带，却发现再浓的血，也敌不过连续几代人的观念灌输。

这就像是同一棵树上生出的枝叶，却偏偏朝着不同方向疯长。

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孙辈的认知，讲故事、买书，他在厨房里做山东大馒头，讲起母亲当年如何给他讲《水浒》的段子。

可他也知道，苍老的声音，很难抵得过整齐划一的课本内容。

他一个老人，再努力也难以撼动。

海峡浅浅，文化深深。

也许有一天，那些孩子长大，旅途中某一段风景，某一句话，某一口馒头，会让他们忽然记起：

原来，他们的祖父，来自一片叫做“菏泽”的土地；原来，他们的根，深深埋在大陆的泥土里。

哪怕这份觉醒来得太迟，哪怕他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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