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婚，不生娃，该如何养老｜对话哈佛教授凯博文

Sayings：

今天，世相访谈对话的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凯博文，我们想和他聊一个严肃的话题：照护。

之所以想聊它，是发现我们的用户曾经、正在或即将面临“养老”这个问题。有人正在处理父母的养老过程，也有人开始思考、计划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

一个数据也说明了谈论这个话题的紧迫性，预计到203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比例超30%。

这意味着，当我们走出家门，一条街上的三分之一可能都是老年人。

中国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衰老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明天。

而每个年轻人都将拥有一个新身份：照护者。

凯博文是医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除此之外，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家庭照护者。

2001年，他的妻子琼·克莱曼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凯博文持续照顾妻子十年，直至2011年，妻子离世。

即便作为一位疾病的研究者，当真正面临家人患病时，凯博文同样手足无措，医生除了诊断，什么建议都没给他，“没有人告诉我怎么照护”。

因为毫无准备，他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乱。

这提醒我们提前了解“照护”的必要性。既然我们必然要成为一位“照护者”，多了解相关信息是必要的未雨绸缪。

在和凯博文的对话里，你能看见一位亲历照护的哈佛教授重建生活秩序的过程，以及他对照护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位84岁的老人，凯博文还提示了年轻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关系和联结的重要性。

并不是有钱就能有幸福的晚年。决定照护水平的，除了和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认知相关，还和他所拥有的情感资源、社交资源相关。“关系越好，越有利于照护”，凯博文说。

当一个人拥有优质的关系，他更容易建立起照护体系，支持自己开展照护工作；有情感资源的人也更容易晚年幸福，因为家人、朋友、身边的人更愿意尽心地照护他。

以下是凯博文的讲述。视频已经同步发布在新世相视频号上。

讲述：凯博文

我是凯博文，今年84岁，是一位医学人类学学者，曾经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家庭照护者”。

2001年，我的妻子琼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我开始照护她，直至2011年，她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我也是一位“老人”了，面对死亡，我不恐惧，但我害怕失去自理能力，成为残疾人。

所以，我尽可能地照顾好自己，每天都运动，刚在酒店锻炼了一个小时；也试图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楚，我还在写一本关于“记忆”对生活重要性的书。

但在未来，我不得不还是要面临被“照护”这件事。我想留在家里，但有必要的话，我必须去疗养院。

实际上，“照护”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曾是、正是或将是所爱之人的照护者，但我们对照护却知之甚少，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做的准备都远远不够。

一切都来得毫无预兆。

50多岁时，琼开始抱怨视力不好，我们最开始以为这些变化是正常的老化过程，但她一次次去验光、配眼镜，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后来，她开始出现一些很反常的情况。

我们家离办公室有1英里，琼经常开车去，到达办公室之前，有一条地下隧道，这条路她开了上百，甚至上千次。有一次，经过隧道时，她突然说，她不会开了，后面都是汽车的喇叭声，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我，只好伸出手去够方向盘。这把我们都吓坏了，之后，她再没开过车。

她还经常摔坏杯子，看不懂账单，有一次跑步，还被一辆大货车擦伤，脚上被打了两根钛钉。

我们去眼科、神经科、神经眼科做了很多检查，都得不到一个准确的诊断，我的医学背景当时没起到正向作用，反而把我弄糊涂了，因为她的症状和迹象都和我了解的疾病不一样。

直至我们去见了一位资深的临床神经病学家，也是我哈佛医学院的同事，琼的病得到了确诊，阿尔兹海默症。

但除了诊断，他没有任何建议给我们。

面对这样一个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如何为患者提供照护？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即便我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大夫，研究疾病的人类学学者，在面对照护时，同样茫然失措。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专家、权威们都把它描写成有着清晰进展阶段的疾病，从早期的轻度，到中期的中度，再到晚期的重度功能障碍，这种划分让阿尔兹海默病的处理和讨论变得简单，但只要亲身经历，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最初几年，除了视觉问题，琼的症状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之后，她的认知功能开始受损，找不到厕所，吃饭、穿衣都需要人照顾，后来，又出现了严重的暴力行为。

但这些症状的出现和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呈螺旋式下降的，时好时坏，找不到逻辑和规律。

没人对我说，要怎么布置房子，不让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如何不撞到家具和不被地毯绊倒；也没人告诉我，要在经济上、社交上做哪些准备……

这导致我走了很多弯路。等我终于意识到我需要有人帮忙，请来社工时，琼的反应十分激烈。因为随着能力的丧失，患者会十分失落，继而产生防御心理，攻击帮助她的人。在很长时间内，琼对社工都十分排斥，甚至恶语相向，说，我不需要陌生人在我家。

这一度让我们的照护工作和关系都变得很糟糕。

在照护妻子琼的过程中，我的困难还源于作为男性，我一直被照顾，却缺乏照顾别人的经验。

在工作上，我和琼是合作者，但在家里，琼还是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我们家大部分的饭都是由她做的，我只负责干洗碗这种小活。在她生病前，我从没洗过衣服，付过账单。在家庭财务管理上，我没操过心。钱一到，我就给她，她给我一些零花钱，之后她就把钱存进银行，或用于投资和孩子的教育。

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被养大的，没人教过我们怎么关心别人。

大概30年前，我和琼在中国做过一个研究，问，人们对把老人送进养老院的看法。尤其是儿子们会说，我永远不会让我妈进养老院，我们照顾她。

“我们”是谁？当你问他们时，你会发现，饭是儿媳妇做的，看病是儿媳妇陪着看的。

你做了什么？当你问男人，他们会说，我出钱。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种不公平，照护主要是由女性提供的。

琼生病后，我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我要从头学习做所有的事情。

随着琼病情的加深，我和儿子曾爆发过一次很大的争吵。

琼向来待人热情、友善，但生病后，她却性情大变，变得不愿意和人交往。面对她出现的社交退缩行为，我一度默许。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照护确实变得简单了。

儿子和琼特别亲近，有次，他对我大发雷霆，说我没好好想办法让琼参与到家庭生活来。当时，我在外地，抱怨说，我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们争吵了起来。他说我，自私自利，琼曾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当时崩溃地留下泪水。现在看来，他说的恰如其分。

我从没承担起照护的责任，不知道怎么做，在琼患病初期，我要在她的指导下，做家务，后来，她无法提供帮助了，我只能靠自己，作为男性，我也没有求助的习惯，把压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

我的成长方式把我变成了一个过度独立、不关心别人的人，一度，我以不求人而自豪，但琼患病后，我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直面自己的脆弱，寻求他人的帮助。

和儿子的争吵，提醒我要改变过往的照护方法。

现在，人们变得不像以往重视关系。而正是照护琼的过程，让我意识到关系和联结的重要性。

在美国社会，大家普遍认为，老年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年轻人可以照顾老人，但老人会以金钱作为回应。中国自古有“孝道”文化的传统，子女要赡养父母，一大家人会住在一起。在过去，这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同。

但现在很多中国老年人已经不指望子女能照顾他们，我在中国有很多同龄朋友，80多岁了，正准备照顾自己。

这可能是我的一种偏见，你们这一代人是想自己，更看重自己，也更物质主义。

曾经我也是一个不在意关系的人，为人冷漠、苛刻，直来直去，从不考虑说话的艺术。

在三四十岁时，学生们很难与我直接沟通，他们恐惧我说出“我对你非常失望”“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差劲的”这两句话，而这正是我最常说的。

因此，在我和琼的工作合作中，她是那个负责经营社交关系的人，学生会通过她和我沟通。

而照护琼的过程重塑了我，不善和人交际的我，开始主动和家人、朋友、他者建立关系。

我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成了我照护琼的重要支持，我的子女、朋友、同事，甚至一些常去商店、饭店的工作人员，都成为了这照护网络的一部分。当琼去杂货店，想都没想地拿走食物，店员会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吃东西，我们会看着她。

真正经历过就明白，照护不仅和一个人经济资源、认知资源相关，也关乎他所拥有的情感资源和社交资源。

正是几十年来，琼对我温柔、包容和照顾，让我想回馈她；而我们努力经营的社交关系，也在我们需要帮助时，也成了我们的支持系统。

照护也并不是一个单向付出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互惠的过程。

在我23岁至43岁的20年年间，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读一本我专业以外的书，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思维深度，但也让我得了高血压和哮喘。

照顾琼之后，我就开始早睡，生活变得规律，直到今天，我的身体状况都比我年轻的时候要好很多。

正是在照顾他人的过程中，让我学会了照顾自己；照护妻子琼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用我母亲的话说，我比以前更有人情味了。

我们每个人必然会成为一个照护者或被照护者。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30%。你想象一个画面，将来北京的街道上有三分之一的都将是老人。但对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群体来说，负担两个老人的养老还是十分困难的。一个独生子女如何做到一边上班，一边照顾老人？

在上海，我们做了一个研究，一些住在高层建筑里的老年妇女告诉我们，她们最想要的就是每周去一次茶馆，和朋友聚会，但她们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要提供更多的社区服务。

在美国的养老院，一年之内，护理人员的离职率是100%，因为很累，工资很低。在中国，有偿提供照护工作的，被称为“保姆”。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未来谁会成为保姆？

在过去，女性一直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照顾性工作，它没有社会补偿，不被社会认可，也被认为没社会意义。

可实际上，照护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美国，如果10%的家庭照护者决定不愿再继续照顾老人，哪怕只有10%，所有的医疗系统，从医院、疗养院、认知康复中心，全部都会瘫痪。

我们要重估“照护”的价值，提供更高的工资，让护理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人们才可能会追求它。

照护不仅关于社会价值，也关乎道德、人性和情感。照护所爱的人，就像肩膀酸了去揉揉，手脏了去洗洗一样自然，不需要理由。

爱，就是关爱和照护。

2011年，在一个初春的清晨，琼离开了我们，临终之前，她只能说一个字，就是我的名字，阿瑟。

琼的骨灰被安葬在距我家只有两个街区之远的奥本山公墓，墓碑上刻着：

beauty，wisdom，goodness，above all， love（美丽、智慧、善良，最重要的是，爱）。

这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墓碑上还留有空间，当我的骨灰和她合葬时，足够写下我的名字。

晚祷时刻

爱，就是关爱和照护